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 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老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 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 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 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 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 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 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 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 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 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 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 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 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 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老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 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 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 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 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 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 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 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 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 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 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 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 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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