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揭秘毛泽东不是党的创始人而被整死
1.李达做毛泽东的吹鼓手
李达于1921年9月创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中共二大大会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出自李达之手。李达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1922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3年秋，李达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李达后来自述脱党的诸多原因中，就包括“瞧不起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水平’”；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等。李达1957年3月27日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李达说：“他（张国焘）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也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说：咱们上四川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算了。”
李达退党后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后在毛泽东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李达在暨南大学作演讲时说，“反动派打断了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曾认认真真读过十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中记载了阅读此书的进度，书上还作了许多批注。他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毛盛赞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毛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化若说：“李达同志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可见，毛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部分是从李达的阐释中得来的。
1940年春，李达因失业返回湖南老家。由于种种原因，王会悟与李达分手了；后李达与家乡女子石曼华结婚。“文革”开始后，王会悟及女儿被驱逐出了北京的家门。
1948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组织的护送下，由长沙转道香港到达北平。5月18日，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并握着李达的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喽。”李达先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李达还不负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毛泽东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12月，李达再次入党，毛泽东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当了13年的武汉大学校长。他还同时兼任了许多重要职务。1953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自195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哲学研究》编委。1956年当选党的八大代表和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并被推选担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接着任院长兼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
李达一来到武大就没有住一区18栋解放前的校长官邸，而是住在特三区。特三区的房子是国共内战时修的，质量差。李达有一个年轻的太太，两口人，但占了两套教授住宅，每套有四间大房、四间小房和一个院子。主要原因是他有四个警卫员，都佩有枪。
早年地位曾在毛泽东之上的李达这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手，是毛泽东发起的各种运动的急先锋。1951年，李达主编《社会发展史》，在书中李达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扩张”，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在毛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李达认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问题不外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武装起来，确立五大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组织观点），打垮这思想上的三大敌人，做一个光荣的劳动知识分子”。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毛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决定解说这“两论”。1952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当年7月三联书店出了单行本。《〈实践论〉解说》曾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赞赏。这年3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正。3月27日，毛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信的末尾还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接着李达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李达称毛的《实践论》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光辉的补充”；《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毛泽东建国后搬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了一连串的批判和斗争，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批判等等，李达几乎都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6篇文章。他的胡适批判论著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读了回信说：“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
1957年“引蛇出洞”，武汉大学的学生举办“民主论坛”，发起讨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要求建立教师民主管理学校的体制，取消党委负责制。
1957年反右开始后，李达就成为一名“反右”权威发言人。1957年7月4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的专题发言，上纲上线，认为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３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寒乍暖的早春天气”；费孝通的动机是向党进攻，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甚至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他还主持过武汉大学和湖北社会科学界的“反右”大会，发表了《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徐懋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整风运动的辩证法》等批判文章。
武汉大学是全国 “反右斗争”的重灾区。1957年武大右派总数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105，为全国高校第一。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级学生为打击重点。这个三年级共有27名学生，就有24名“右派”，中“右”2名，“左派”只有1人。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被打成“右派元帅”，学生吴开斌则被打成“右派司令”。1954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吴开斌，一直是系里学习尖子，同学称他知识广博，勤于思考，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是班里公认的“翘楚”（湖北之冠）。1957年夏为“响应党的号召”，他主办学生鸣放刊物《火焰报》，还组织了一个演讲团，到处向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发表演说，因而中弹落马，为全校“右派司令部”之“司令”。1958年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1962年劳教解除，前往广州拟依托兄嫂，但为兄嫂所不容，以致无家可归，有时在树下坐以待旦，有时在公交车上打发漫漫长夜。开始尚可以出卖劳力为生，后来此路亦遭断绝，遂萌生偷渡香港之念，然渡海失败，只得以卖血为生。由因长期卖血过早丧去双目，于2006年谢世。
刚“解放”时，杂文家徐懋庸曾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因为一些极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着名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离开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为鸣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徐觉得非常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被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同样划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偏离毛泽东，李达被整死
1958年尽管他写过《干劲加钻劲，科学大跃进》那样的文章，但他对大炼钢铁以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是有不同意见的。1958年9月“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李达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毛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李达不同意毛的“冷热”观，而毛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达对毛在思想文化及政治上的一切运动，都是赞同的，但李达又毕竟是书生，他对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存心反毛，而是觉得那样搞会破坏教育自身的规律。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对这种“成绩”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当时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说：“过去的武大是一家腐朽不堪的大学，经过教育革命，要办成新型的武汉大学，要放卫星，要由武大师生员工办起现代化、正规化的新武大。”校党委书记刘真则提出，不按刘仰峤书记的意见办“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而李达见到的“教育革命”，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就是“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就是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放卫星”编教材，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他产生了“不少疑问”：把教学改革提到“教育革命”的原则上是否合适？让先生、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搞什么“花生地里出哲学”，这简直是胡闹。“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他还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1959年1月，李达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全党干部和党员，都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不但要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这当然是说两位书记是外行。他还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读书，要认真地读书。如果有人叫你开会，你就说两个字：‘不去！’”
李达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抡（1899.5.25-1967.12.8）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著名有机化学家。1951—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他与几位教授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反右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1958年4月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1964年11月，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研究会，促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966年8月25日，北京大学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曾昭抡的夫人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被害而死，终年68岁。
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这时，李达似乎有了尚方宝剑，决心纠正“教育革命”的后果。1961年5月，他在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指斥大跃进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这个讲话后来还被指控是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他还多次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之极。”他还认为武大党委“不但不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且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书记一长制的结果”。 1961年暑假，李达在庐山休养，李达当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面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1963年湖北省委给武大调来两位党委副书记（此二人是1961年整风时调出的），李达坚决反对，见还是无效，他就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秀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部长立即派人去武大调查李达请辞原因，然后给王任重打电话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湖北省委才把那两位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调令收回。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1964年春节，王任重陪同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请您老多加原谅。”
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李达披露：毛泽东接到他的邀请开会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S.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的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来而置李达于死地，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党的。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李汉俊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中共“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李达对19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以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结果是“自投罗网”。
1966年1月16日，中南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陶铸作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富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月，李达看到《羊城晚报》特大字号通栏大标题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摇头了，直言不讳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他：“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李达却毫不犹豫：“我知道，我不同意！”还补充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武汉大学所在地），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
李达如此直言批评“顶峰论”，此事很快就被汇报上去。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
1966年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讲话中，他毫不留情地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三个月前他称赞李达的书，现在他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陶铸还传递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颇为不赞成的信息：“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但李达当时并不知情，他听到陶铸的这些话，竟然说：“陶铸懂什么，他又不懂辩证法！”中南局与湖北省商量向武大派驻工作组。
接下来，中共湖北省委迅速派出以许道琦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武大。王任重曾特别指示，斗倒李达，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所谓“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以写信的方式送达省委。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和和中共中央。王任重在上报中共中央的这份材料时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湖北紧跟步伐。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 中南局召开“文革”动员大会，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李达“三家村”则是南北呼应、在全国影响甚大的第二个“三家村”。湖北省委将批判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则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当有人反映李达说他有错误要向毛主席作检讨时，张体学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3本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
其实，这期间，无论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还是有些顾虑的。陶铸在中南局会议期间就说过：“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则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说：“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张体学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中央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说：“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5月27日，经中南局同意，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劭天被从广州揪回武大，并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湖北省委又宣布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武大党委书记庄果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从此，李达陷入灭顶之灾。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批斗，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十几万人来武大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会聚武大，围着李达的院子喊口号，半个月从早到晚，每天震耳欲聋！个个都是一把无名火，要烧万重山的架势，可怜这些群众从未见过这三人的面，甚至名都未听过！是男是女，高矮胖瘦一概不知！
《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公布的罪行有三：1）指出毛泽东并非一大代表，只是代替者；2) 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3）反对大跃进。
进入7月，批斗残酷起来。7月1日，李达又对秘书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李达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后，心里愈加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便很少说话。其实，早在四月，他的秘书已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要求与李达划清界限，并成为随时记录他一言一行的卧底。他悉数记录的李达动态报告，每天密报他的“动态”，日后成为人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还有两名红卫兵学生住进他家里进行监视。石曼华回忆，文革中李达辛苦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被抄走。她扶着李达，想去要回手稿，却遭到一阵呵斥。回家的路上，李达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国民党特务把他右手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硬气地继续写文章。那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他哭他不能完成毛交给他的写书任务。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甚至有农民一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为了加大对李达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7月18日上午，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到李达家中斗他的“地主”问题。他坚决反驳：“我是脑力劳动者，土改时是小土地出租者。我若收过一颗租谷，你砍我脑壳！”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孩子那里知道此事，不由产生一线希望。但工作队担心的正是李达去见毛泽东，19日，工作队派秘书试探：“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继续上升，他终于写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华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石曼华无奈，“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这时秘书刘长森进来。李达对刘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你帮我一个忙，救我一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他住在东湖客舍。”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庄果拆开信件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们商量对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其实，毛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17日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然而，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医院，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没有救他。同日，陶铸又批：“即送任重同志”。
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8月13日，李达脸色苍白，口吐鲜血，依然不许看医生。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1961年8月，毛泽东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会面，畅谈理论问题。交谈中，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李达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名著《社会学大纲》，赞扬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认为现在此书还有很大意义，应该修改出版。毛泽东的谈话给了李达很大鼓舞，他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物色几位年轻的助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在李达的计划中，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分为上下卷，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经过四年努力，上卷内部讨论稿于1965年撰写完成，排印装订成铅印送审本，李达将这些送审本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1978年，人民出版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了必要修改，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正式出版。李达的最后一部著作，在他逝世12年后终于问世。
8月22日，李达已奄奄一息了，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难以输液。当局不准家属探视，断医停药。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8月25日，李达尸体即被火化。当晚，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并宣读了中央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红卫兵要将他抱养的女儿送回福利院，女儿抱着妈的腿哭！石曼华开始边挨批斗边在武大拉板车的生活达6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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