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这位上世纪40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上影演员剧团老团长，在中共90华诞到来之前刚刚度过她的93岁生日。和大多数老人一样，年岁越大记性越差，可是，那些久远的往事，尤其那些红色记忆，她却怎么也不会忘记。
中学时代的张瑞芳
1963年，周恩来祝贺张瑞芳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中为周扬。
张瑞芳在电影《母亲》中扮演为革命者“守门”的母亲。这部影片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
全家合影。右一为4岁的张瑞芳。左起：姐姐张楠、妹妹张昕、母亲廉维、哥哥张伯弨和时任北伐军炮兵司令的父亲张基。
我曾有幸为张瑞芳做过一部名为《瑞草芳华——张瑞芳的故事》的纪录片，得以对这位文化老人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觉得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有着引以为傲的红色经历。
北京，有着红色灵魂的 张家老宅
在筹拍纪录片之初，与张瑞芳有着亲属关系的朱枫导演就告诉我，张瑞芳小时候在北京住过的老房子——鼓楼东法通寺10号，当年是一个革命者活动的据点。于是，我委托朋友去实地勘察并拍摄，却见那地方已成“华丰胡同23号”，面目全非，被许多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割据”着，只有张瑞芳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1929年初，张瑞芳举家迁到北平，张瑞芳的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强忍参加北伐的丈夫殉国和幼女病亡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在偏僻的北城买了个宅子。据说这曾是梅兰芳的旧宅，院子里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有助于他们全家从哀愁中走出。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那幢房子里就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是张瑞芳的姐姐张楠带回家的“同学”——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黄敬。当17岁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但张瑞芳却能根据母亲守在门口义务做保安的行为判断出，对面那扇门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正在从事神圣的事业。她感受到那里有一盏无形的灯，光芒一直射到她心里。这情景后来在张瑞芳和金焰、张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得到再现，张瑞芳扮演的正是为革命者“守门”的母亲。这部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的电影，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在张瑞芳心里，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当学运的游行队伍经过张瑞芳所在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她听到了响亮的口号声，再也按捺不住，跑出学校，一头扎进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陶醉于她最喜欢的氛围当中。这时候她看到黄敬登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振臂一呼，这个画面就永远定格在胶片上，也定格在她的脑海中。后来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跨上电车朝游行队伍挥拳喊口号的那个镜头，就是从黄敬的这张照片获得的灵感。
参加那次游行之后，张瑞芳和姐姐他们的学联关系更密切了，有幸在上海左翼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的独幕话剧《黎明》中扮演失业工人的妻子莲香，并认识了两位重要人物：此剧的男主角崔嵬和编剧陈荒煤。在这两位的引领下，张瑞芳走上了一条革命文艺的道路。
奔波，充满红色浪漫的 移动剧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团长是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成员包括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张瑞芳的姐姐张楠等等，还有已经是中共党员的24岁的陈荒煤。说起这段坎坷又有趣的经历，张瑞芳会突然振奋，因为她把跟随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作为自己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
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剧团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为了安全起见，她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一身对襟小褂，像是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
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才到达“中转站”济南。当他们和黄敬、杨易辰等人会师后，一致决定先去南京造声势，以获得当局的认可，然后才好顺利展开宣传活动。他们发扬风格，在列车上“占领”了最后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厢，可过了徐州突然下起大雨，车厢里积满了水。荣高棠大声喊道：“女士们就别客气了，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腿上吧！”张瑞芳一转身就坐在了杨易辰腿上，她姐姐坐在荣高棠腿上，一帮人紧紧挤在一起，避雨又取暖。细心的陈荒煤发现雨篷上积了很多水，就用棍子一顶，积水哗啦啦从四边倾泻而下，大家一边哄笑一边居然还凑起了打油诗，真可谓苦中作乐——“哈哈哈”，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张瑞芳就会连说带比画地笑出声来。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这才获得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讲述日本军人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
张瑞芳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种演戏方法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于是，他们的漂泊和战争一样开始了，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重庆，记载辉煌成就的 红色舞台
张瑞芳跟随移动剧团到达西安，正要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时，剧团“干事会”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和演艺前途，决定让她去重庆。为此，张瑞芳曾经耿耿于怀，用她的话说就是“眼泪刷刷地流”。她没有，也不可能料到，重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重庆，她有过一生中不成功的两次婚姻——“怒吼剧社”的导演余克稷和大明星金山。在重庆，她演过《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国家至上》、《女子公寓》、《国贼汪精卫》、《北京人》、《秋收》、《棠棣之花》、《屈原》、《家》等无数舞台剧，以及电影处女作《火的洗礼》。其中《屈原》最为轰动，那段日子，重庆到处都有人在学戏里的“雷电颂”，“炸了吧！炸了吧！”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作为“四大名旦”之一，张瑞芳名副其实。更重要的是，她在重庆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直接由周恩来领导，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那年夏天，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的接待室里单独约见张瑞芳。他先是静静地听她说，出身、家庭、演戏，一切的一切。张瑞芳说，“从小到大，无论在哪里，大家都对我很好。”周恩来笑了，他说，“大家都对你挺好，那是因为你对大家也一定不错。”周恩来鼓励她“多交朋友，向优秀的前辈学习，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周恩来的话，张瑞芳牢牢记了一辈子。
为了更有利于为党的文艺事业工作，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周恩来表示，他工作非常忙，所以可能做不到定时频繁地与她见面，但只要有必要，他会与她联系。于是，张瑞芳连党的组织生活也不参加，并对原来热心参与的一些事情故意表现出冷淡，心里则是又别扭又痛苦，还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靠频繁地演戏来充实自己，忘却隐瞒党员身份的不爽。
尽管如此，张瑞芳还是有幸无数次走过那条蜿蜒的小巷，前往曾家岩50号，那幢三层的小楼房——周恩来的住处。当她站在高处，俯瞰滔滔的嘉陵江以及两岸的景色，想到就要见到周恩来时，不由感到一阵心旷神怡，原来淤积于胸的愁绪也就消失殆尽了。和大家一样，张瑞芳也喜欢叫周恩来“大哥”，多次聆听“大哥”描绘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品尝“大哥”亲自下厨做的一道拿手菜“红烧狮子头”，让她感到幸福无比。
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张瑞芳都会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支持。电话里只要听到那一声“小芳”，她就会感到兴奋和温暖，浑身增添了力量。她一刻也不曾忘记周大哥的教诲“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所以解放后她不断地自觉提高思想觉悟，努力塑造工农兵形象，在电影表演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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