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地铁口，有个高大威猛的非洲人倒退回来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彬杜？我点头说，请叫我的全名，法蒂玛．达．彬杜。他向我问好，然后亲亲切切地一笑而过。
还有一次，我向一个非洲妇女打招呼，ｂｏｎｊｏｕｒ，她只是点点头。我说，昂姆疆姆（索尼克语：你好）。她立刻严肃起来，连忙招呼我，一边还拍打着她儿子的头说，说话啊，人家向我们打招呼呢。我越来越发现，我对他们的了解，这本身就被他们看作尊重。
而我认识的一个祖鲁艺术家，却是异类。
他算是上层人物。他常送我他的唱片。我还在街头看到过他演唱会的海报。开始，我和他说话很诚惶诚恐：他法语很地道，却坚持说英语。我的英语稀烂。我的法语虽然也不怎么样，但至少我捂住半张嘴，能把巴黎街头的无赖骂到狗血淋头。后来，我看到他站在一群和我一样只会说法语的西非文盲大妈中间，用英语口若悬河的时候，我才释然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些华人艺术家。他们带着骨子里的自卑，把他本民族的文化以边缘文化的形式，献媚给外人猎奇。再把对同胞的优越感，建立其上。
我认识的这个祖鲁人，说自己是第一代祖鲁王夏卡的后裔。
祖鲁，起源于非洲中西部的喀麦隆丛林。祖鲁的先民一路南下，行程五千公里，且行且战一千年。最终他们在南部非洲扎下根来。
遥想17世纪祖鲁先民的生活，大概类似美国黑人文学作品《根》（1）里的描写的西非部落的场景。
同样是炊烟袅袅升起，飘过了村中的圆形茅草泥屋。同样有播种和丰收季节的歌舞与祈祷、篝火前的长老议事会、森林中的男子成年典礼。每个男子可以娶很多妻子。而农活儿基本上都由女人们来承担的。男人们以年龄分为小组，征战，狩猎。并且分批成婚。
也如同“根”里描述的，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天堂一般无忧无虑。人们同样饱经饥荒，瘟疫肆虐。生命周而复始，历史缓慢前进。
17世纪的祖鲁先民完全不知道——正如这个时期正处在明清更替之际的中国人一样——远处的欧洲正在经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巨变。这些变化将与他们子孙的命运息息相关。17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其中，荷兰拥有发达的造船工业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当时欧洲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它对海外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就超过老牌霸主西班牙，葡萄牙。
随着荷兰霸权的建立。１７世纪末，荷兰裔的布尔人（布尔，荷兰语，农民的意思），赶着他们的牛车，唱着他们的圣歌，带着他们的家小，农具，从南非的好望角登陆了。布尔人从移民到最终在19世纪初建立了政权。这个过程用了二百余年。
白人在二百年间完成的事情，黑人用了一千年。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人种的差距。而“全球通史”中援引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是这样说的：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地理环境孤绝的印第安人，澳洲土著，以及非洲土著们的文明长期停滞。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格外漫长。环境因素，而不是人种，决定了一个文化的兴衰枯荣。
1，顺便说一句，当《根》风靡美国的时候，它被列在“非小说类畅销书”中的。1977年，美国国家书籍奖金委员会把历史特等奖授予了《根》，以表彰这部“非虚构的历史作品”。所以，我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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