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苏联分崩离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沙俄、大清与前苏联的崩溃乃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是共同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在沙俄和中国取得胜利，根本原因也是共同的。
革命是否能够胜利，与有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必然联系，与有多少工人阶级也没有必然联系，与生产力发达程度更没有必然联系。美国现在生产力够发达，西方各国的工人阶级够多，但西方有任何革命的迹象吗？
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虽有可取之处，但总体上是一个想当然的理论堆砌。
十月革命不是马克思理论的胜利，而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马列主义理论的胜利，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中成功，而完全不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根本原因是：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相同的，都是根深蒂固的大金字塔式的封建社会结构，该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大一统的“封建大私有制”。只要这个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足够腐朽，只要深厚的文化土壤诞生出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只要这个卓越的领袖发动起亿万群众，调动起亿万群众推翻“封建大私有制”的能动性，则革命，无论打着何种旗号，都必将成功。
西方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大一统”， 从来就没有建立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以从来就没有形成稳定的“封建大私有制”，所以在“小私有制”的驱动下，从来都是按照“丛林法则”，先内争，胜者霸，负者从，然后在西方霸主的带动下，千方百计地盘剥和掠夺世界他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各国的内部矛盾经常可以通过向外转移而得到不断排解，加之“小私有制”下的一系列举措，对民众进行了的十分有效“分割”，令整个西方社会无法造就出像列宁和毛泽东一样的革命枭雄。
西方社会要萌生革命，前提首先由“小私有制”过渡到“大私有制”，而这个“大私有制”就是由一小撮权贵掌握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就是德国产生出希特勒的原因，这就是有些美国人将奥巴马往希特勒的形象上扯的原因，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根本。
前苏联之所以从胜利走向崩解，是因为当政后的苏共很快便事实上用马克思的理论排挤了列宁的理论，这一点从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见一般；新中国之所以从建国初期之前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泽东思想主导的丰硕成果，而新中国后来从一个挫折走向一个更大的挫折，是因为马列理论事实上取代了毛泽东思想，被加冕成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的绝对主宰。试问，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吗？
前苏联崩解，马列主义事实上已经灰飞烟灭；在中国，马列主义仍是大言不惭的招牌，而毛泽东思想却成了马列主义的替罪羊！君不见，官方的嘴上仍在大大方方地提马列，但却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提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可以肯定地说，功在毛泽东思想，过在马列主义，对毛泽东个人“三七开”，对中国共产党本身“几几开”，都是谬种流传，都是贻害无穷，都要彻底反省。
达到今日中国的贪腐程度，沙皇家族用了上千年，大清异族用了数百年，前苏联从斯大林算起用了60余年，中华民国用了30年，而在邓小平治下，10年就爆发了六四，就发生了动用人民军队镇压人民的悲惨局面，不到30就搞到了一度“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进退维谷的窘境。
历史事实表明，前苏共“变修”在先，邓小平“变修”在后。变修的历程都是，先打马列旗号，然后丢开党的优良传统，最终搞自己那死不悔改的一套。
与沙俄与大清先后爆发革命的情形相同，但这一轮回是邓小平的中国先爆发了动乱，是邓的中国弹压动乱在先。
受中国动乱的影响，前苏联的大动乱爆发在后。此时，早已变了修的前苏联共产党已经腐败得病入膏肓，彻底丧失了民心、军心、甚至党心，以至于前苏联共产党与前苏联军队在动乱目前，根本没做任何像样的挣扎便被推翻了，并很快被解散了。十月革命的理想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灰飞烟灭了。
天佑中华！前苏联从动乱到分崩离析，给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安定团结”重要性的大课，直接给邓小平之流动用高压手段镇暴和采取所有其它说辞和措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更给邓小平一次反省赤裸裸地“变修”恶果的机会，令邓小平吸取了戈尔巴乔夫先政后经的改革教训，抓紧机会，缩起头来，抱住美国大腿，通过把中国人民拉下主人翁的地位，和变成西方世界打工仔的方式，在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向由权贵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一条必将陷中国未来于灾难之境的邪路。
为了将中国重新拉回正轨，为了中国革命不重蹈十月革命的覆辙，廓清导致前苏联共产党迅速变质和快速腐败的具体原因，无疑是极其必要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前苏联崩溃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但一些原因值得重点提及。
首先，由于前苏联实际上完全承袭了沙俄的封建社会结构，该社会基础结构决定了前苏联党政体制的迅速官僚化，而官僚化就是腐败化的温床。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从30年代初期开始，前苏联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
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正是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其手中掌握的权力全面异化了。
1、理想权力化：
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2、利益特权化：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3、公仆官僚化：
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4、权力商品化：
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 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
前苏联的利益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借改革之名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还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 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联内部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结果自然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巨厦终于在多种综合因素的共振作用下彻底垮塌。
其次，前苏联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及其作用。
搞垮前苏联的头号元凶非前苏联内部的各种“社会精英”莫数。常言道：外鬼最阴，家贼难防，内奸最毒。前苏联的各种“社会精英”在原体制的禁锢下无法发挥其所谓的“个人价值”，所以便愈演愈烈地发起与原体制的抗争，纷纷成为配合外鬼的家贼和内奸。
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前苏联“社会精英”大家贼和大内奸队伍中的一个最典型的人物，而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和埋葬苏联大厦的头号功臣又恰恰是苏联党内修正主义的始祖领导人赫鲁晓夫发掘和提携的。仅从这一点来看，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也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要亡党亡国的”。
据研究，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吉斯洛沃茨克市一个笃信东正教的家庭，1941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罪名是“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深受赫鲁晓夫的赏识，在赫鲁晓夫个人施加的政治压力下，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热潮（我国的“伤痕文学”与之何其相似。）。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
可以说，没有赫鲁晓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民主斗士索尔仁尼琴。
1973年12月，索氏写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古拉格群岛》一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艺术研究尝试》。根据索氏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 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进行任意的歪曲和夸大。用这种方法写成的 《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古拉格群岛》一书暴露性极强。索氏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范畴的懊悔与自我克制》、《不要撒谎活着》、《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垮台，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经济贫穷，坚持其古典的宗教民族自由思想，这些文题都恰好迎合现代西方社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形势和心理。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将其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接受他移居美国。
1994年，索尔仁尼琴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四分五裂的祖国，在远东登岸后，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乡，并随身带着“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然而，一路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顿损大半，他逐渐沉于隐居状态。
1996年，索氏发表小说《在转折关头》，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同时表达了对曾经一度十分强大的祖国所满怀的无尽惋惜的心绪。
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发展轨迹很清晰：由笃信东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长达10年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生活而导致政治观、哲学观的彻底改变；为不公平的命运喊冤，再到痛视、敌视、痛恨、诅咒社会，直到它灭亡。文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被他运用得淋漓尽致。由于其作品独特的内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被人为地夸大化，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后来因为政治突变而命运丕变，所以他疯狂写作，疯狂揭露当时的黑暗面，其目标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头直指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反对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宣扬反对一切革命的思想。他的作品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国外敌对势力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宣传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为西方制定反苏计划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为制造大厦的倒塌提供了有力地帮助，从而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及整个民族的悲剧。
令人不齿的是，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国后，不仅在国外积极进行反对自己国家的活动，而且他从反共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敌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连他所说的“艺术研究”也不进行，就在台湾1980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的前言里信口雌黄，说什么中国的古拉格在“受害者人数和无限的残酷性方面”都超过了苏联。
1989年苏联这座大厦倒塌了，索氏的“预言”成为现实、索氏不愧为“先知”。但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无辜同胞，他的“俄罗斯民族良心”开始发现！他在自己的新作中试图提出一些有效措施来拯救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追回因反动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损失。他不像前苏联其他“民主斗士”们，没有公开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但从他的“政论三部曲”来看，他内心的忏悔比他公开道歉还深刻、还残酷。
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索尔仁尼琴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跪在石板上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2005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索氏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了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
前苏联的其他“社会精英”兼“民主斗士”们与索氏的言行和作用大同小异。
俄罗斯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代因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而屡遭批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抨击共产主义制度和苏联社会，著有此类书籍竟达数十种，最后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一九七八年定居于德国慕尼黑。他在被驱逐出境的当年即表示：“即使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书要我付出生命作为代价，我也绝不会停笔。”
这位一直渴望并呼吁在苏联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哲学家也曾为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改革”而高兴。后来，季诺维耶夫回到民主了的俄罗斯，原来渴望在俄罗斯实现“自由民主”的理想马上就无情地破灭了!他惊愕地看到：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
更让他深受打击的是， 笃信“资本主义万能论”的书呆子总理盖达尔推行的“休克疗法”，让通货膨胀像一条恶狼扑向他和当年一起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友们，一夜之间就把他们的养老金和一辈子的积蓄吞得一干二净，他们期盼的“自由民主的新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
俄罗斯大多数人民成为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直接受害群体，成为快速走向贫穷、日益开始成为咒骂俄罗斯现有“自由民主”的“弱势民众”；相比之下，前苏联的党政官员及其子女，有的进入俄罗斯的“民主政府”重新成为“实施民主政府职能”的“官员”，有的迅速成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收益者，快速成为“民主制度”下的有钱人 和暴富者，公开享受着自由民主的“欢乐”与“特权”。于是，这位一直被西方国家认定并推崇的“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渐渐醒悟。
季诺维耶夫说：“我写了30 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 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季诺维耶夫对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而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季诺维耶夫警告道：“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他们收拾了南斯拉夫和彻底打垮了俄罗斯之后，就要搞中国了。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著名的原苏联反共人士、被西方人赞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现这居巴黎，面对祖国四分五裂后的惨状，这样说道：“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一本尖锐批判斯大林时代的书《让历史来证明》使“持不同政见者”梅耶捷夫斐声西方，但他在苏联崩塌之后却一再声明他原先非常幼稚，《让历史来证明》经不住历史的捡验！他说：“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他说：“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 一个是世界大国苏联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
写过批判前苏联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作者杜金采夫等许多当年的“精英流亡者”们，竞无一例外愤怒谴责现在的俄罗斯“精神殿堂”的坍塌。他真诚地忏悔着说：当初他们拼死反对的苏联精神，却在坍塌之后有了深切向往；当初他们极力反对的制度，瓦解之后他们却又深刻地怀念……。虽然这样的忏悔对于一个民族显得太过苍白，也太过悲惋，对于其个人，却无疑是良知的复苏！
还有一些原来偏激“反共”的自由派分子看到个人十多年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实现，竟以祖国母亲四分五裂、伤痕累累为代价，遂用偏激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尽忏悔。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契耶夫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1400号总统令的当夜举枪自杀。
前苏联那些甘当家贼和内奸的“社会精英”们几乎个个没有好心情，也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
戈尔巴乔夫，这个因为使苏联土崩瓦解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风云人物，后来是怎样悔悟的呢？在一次接受中国《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中，他是这样的评说的： 80年代后，前苏联由于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资源消耗过多的弊端使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加之里根政府加紧推行秘密战略不断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同时又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争，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我们对美国的用心掉以轻心，也不从根本上找出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却将经济趋缓完全归咎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正掉进西方动摇我们对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回过头去看，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都远不及二战后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叶利钦的改革使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不亚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实证明，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恫吓对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大国只会起到反作用，而通过信念瓦解、文化渗透、经济打击和政治侵蚀来“和平演变”则是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
最后，前苏联崩解的理论根源就在于马列主义本身固有的缺陷。检视马列主义的合理内核与其天生缺陷，进而反思毛泽东思想，最终弘扬科学发展观，将是本文随后的内容。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