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轴老工人 鲁爱国
富士康的工人又跳楼了！已经是第十三个！作为一个老工人，看到这个消息我很心疼，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活报剧”，还将在全国热播着、连续着。
跳楼者，即精神崩溃者也。而精神为什么会崩溃呢？我认为可能出现了三个危机，即信仰危机，经济危机，情感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们新中国老一代工人不曾遇到过的。下面我想通过我亲身经历来讲讲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青年工人与生活在特色时代，即改革开放后的年轻工人在思想信仰、经济状况和情感生活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由此来寻找打开那些轻生者狭小心扉的钥匙。
我是1971年由插队枣阳的知青抽调到襄阳轴承厂当工人的。由枣阳到襄阳，坐在汽车上我们一群知青是一路欢笑一路歌，我们即将开往国防“大三线”的新工厂，即将投入社会主义的工业战线，那满腔的激情，豪迈的壮志，在当今出远门的打工者身上是见不到丝毫的。“新工厂”在荒山里等待我们在建设。职工食堂是两大间砖瓦房，职工医院是间芦席棚，职工们都住在低矮的“干打垒”草房里，没有一座厂房。《襄轴厂志》这样记载：参加建设的既有早期筹建工作的10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1970年招收的第一批700多名新工人和接受国家分配的50多名大专毕业生，也有1971年招收的400多名复员退伍军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大庆人为榜样，含辛茹苦，艰苦创业，为建厂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尤其是第一批招收的新工人，住在荒山沟中四面通风的芦蓆棚中，两人一张芦蓆睡地铺，每人每月13元生活费，但他们同大家一样努力工作，不怨不悔，斗志昂扬。我们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远大志向：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造福。我们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加班加点是常事（那时没有奖金一说），白天我们搬砖搬瓦建设厂房，开山炸石修公路，晚上我们围坐在大仓库的地铺上组织学习，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的年轻人真是朝气蓬勃。
如今的打工仔与当年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理想和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英雄辈出的年代，建设者人人都是怀有一颗创业的心（创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而不是创属于个人的小家小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与我们实现理想、施展抱负的舞台。通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襄轴的创业者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汽车轴承厂，在襄轴这个公有制的企业，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医院、娱乐中心、澡堂、幼儿园到高中……襄轴的工人和家属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住房不要钱……我们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体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则保证了我们的艰苦创业一定能换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现在复辟了！襄轴改制了！医院学校全卖了！襄轴工人的幸福没了！襄轴也有人自杀了！惨！！！）
信仰是精神的支柱，没有信仰，则精神便没了脊梁骨。有了错误的信仰，则精神会因错误的大小而出现扭曲、变形、甚至可能会出现崩溃。信仰的缺失是当今年轻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危机。信仰危机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则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其最主要的变革便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改变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如今，占工人大多数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工根本不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信仰和精神面貌。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修正主义，而对资本主义他们才刚开始接触。要相信他们，在血淋淋的资本吞噬下，他们终会产生阶级觉悟，他们最终会建立无产阶级信仰，去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信仰），让我们从社会生活上来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年轻工人的生活状况吧。
1971年，我18岁那年进工厂。当时第一年学徒的工资已经涨到20元，第二年22元……逐年涨。72年我们便到全国闻名的上海机床厂实习。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当时20元的工资是个什么水平呢？工厂食堂5分钱一盘的菜里经常有点肉，一毛钱就是纯荤菜，二分钱是一碗汤。男生的月伙食花费一般在10元多一点，女生则在7、8元左右。我们每月都要到市里去玩一两趟“潇洒走一会”。到国际饭店过早，（今天的国际饭店已是五星级，设有总统套间，打工仔莫想进门了。）二块蛋糕一杯牛奶只花几毛钱，中午到四川饭店吃川味，点几个菜，一瓶老白干，又打杠子又划拳，好不热闹。那时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国际饭店的服务员对我们这些身穿工作服的外地小伙子都是十分热情地接待的。在那个时代，工人是骄傲的。那时，公务员无论是工资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工人低。那时我们真是无忧无虑，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完全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完全有经济能力去享受生活，品味生活。
现在的年轻工人，月薪千把元只能维持温饱，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低工资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安家，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无根无助。长期的家庭分离，长期的父母无人照顾，长期的孩子缺乏关爱，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呀！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赵王爷，也就是管我们的财神爷。可是无论打工仔怎样虔诚地信仰他，多么殷勤地供奉他，他就是不光临“寒舍”。很多打工仔被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了。退回家，家里没有地了，即使有，自己也不会种。进入城市，总有一扇无形的高墙挡着他，没有户口，没有医保，小孩上学难……最重要的是成家立业的蜗居，按现今的高房价，干几辈子都买不起!被逼到走投无路的人，精神上会出现崩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任何人都不会去跳楼，给你100万你也不会。
两个不同时代的年轻工人由于社会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观。我在上海机床厂实习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八小时工作制，下班后到俱乐部看电视，打球，看杂志，看画报，当然也可以报名到七二一工人大学去学文化。如果有雅兴，在厂内花园般的林荫大道上闲逛一下也很舒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使得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氛围中。我是在二车间六工段开龙门刨的，我们工段主要加工磨床的大型零部件，我们工段的产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全厂的生产。记得我们工段的指导员陈师傅（当时是部队编制，工段设连长指导员）在一次工段的早会上说：“我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主人公精神，对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有什么改进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自己改。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当时工段里大专生占工人总数近一半。我们工段的工人师傅改造了好几台外国进口机床，改进了不少生产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最让人称赞的是改造了一台苏联造的龙门刨，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它大、笨、重的特点，在横梁和刀架上加装了10个铣头，使磨床床身只经过一次“龙门”便全部成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上海机床厂当时是代表我们国家形象的“窗口工厂”，几乎每天都有外宾参观。每当厂领导向外国政要介绍我们工人改装的“十头铣”，你说我们工人心里是什么滋味？爽！每当外宾向我伸出大拇指，我都会哼起“咱们工人有力量”…… 怀着这种情感干活，当今的打工仔有吗？绝对没有！
在上海实习期，我还有段特别的经历，我到上海没多久就尿血。机床厂的医生叫我回襄阳，而实习队的领导考虑还是上海医疗条件好，就在上海治。实习队的领导和上海的师傅对我特别关照。在杨浦中医院确定为拇指大的肾结石后，便把我送到军医大学做手术。军医大学泌尿科的付主任为我成功地做了手术，得知我是外地来上海的实习生时，他给我送了鸡蛋和桂圆。实习队的领导也专门派了两个兄弟日夜照顾我。我深深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深深地感受到工人兄弟的关爱（当年照顾我的二位师兄都已去世了，03年襄轴改制，我们这批老工人全部内退，每月只发400元生活费。刘师兄得了忧郁症，沉默寡言，终日饮酒，极熟水性的他死于汉江，终年55岁。胡师兄的老婆没工作，二个女儿在上学，贫困最终引发心脏病，终年58岁。每当看到胡嫂子在厂里摆摊檫皮鞋，我心里都流泪）开刀后我只住了十三天，非要出院，我想回厂上班，去学技术，早点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到机床厂，厂医院看到我近期刚愈合的刀口，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安排我到厂工人疗养院疗养。无奈中我去了。花园般的环境，非常可口的饭菜，医护人员和蔼可亲的服务……我每天最多只需要花五角钱伙食费便能享受到这一切。我在疗养所只住了一个月，实在憋不住便逃回车间上班了。从看病检查吃了二个月的中药（保守疗法）到住院开刀到医院疗养，前后近四个月时间，我自己没掏一分钱医疗费，而我每月工资照发，一分钱不少，我一个进厂不到一年的学徒工，还没有为国家作出任何贡献就已经享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我能不弘扬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吗？我当年的病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的打工仔身上，他会怎么样呢？经济上负担不起！思想上承受不了！精神崩溃——跳楼就是唯一的选择。
当时我们二百多人的实习队像个大家庭，带队的领导就像家长一样对我们全面负责，他们随时了解我们的思想和学习状况，配合车间的党团组织对我们进行教育。学徒三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三年。
现在的年轻工人是绝对没有我年轻时那么丰富的情感生活的。从网上得知富士康工人一进厂大门就受到“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工人上班不许说话，不许串岗，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样手脚不停的干活几小时，只能“合法的”拿到最低工资。如果想多拿钱，就得“自愿的”去加班。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下班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搞社交，学文化，交朋友，去享受生活。找个老乡聊聊天，倾吐一下苦闷是心理学家公认的一种放松思想、防止精神崩溃的良方。可是富士康的那些轻生者在跳楼前有没有时间去聊天，找谁聊天？显然这个不属于法律问题的“小事”被人忽视了。而由这个“小事”产生的“十二连跳”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法律的范畴。所谓这专家，那专家，这部委、那部委的领导们绝不会作出罪恶资本的结论来的。当然，产生“十三连跳”的深刻时代背景、社会根源，他们也绝对不会去深究。瞧着吧，这些“庸医”只会说：“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
富士康的工人又跳楼了！已经是第十三个！作为一个老工人，看到这个消息我很心疼，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活报剧”，还将在全国热播着、连续着。
跳楼者，即精神崩溃者也。而精神为什么会崩溃呢？我认为可能出现了三个危机，即信仰危机，经济危机，情感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们新中国老一代工人不曾遇到过的。下面我想通过我亲身经历来讲讲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青年工人与生活在特色时代，即改革开放后的年轻工人在思想信仰、经济状况和情感生活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由此来寻找打开那些轻生者狭小心扉的钥匙。
我是1971年由插队枣阳的知青抽调到襄阳轴承厂当工人的。由枣阳到襄阳，坐在汽车上我们一群知青是一路欢笑一路歌，我们即将开往国防“大三线”的新工厂，即将投入社会主义的工业战线，那满腔的激情，豪迈的壮志，在当今出远门的打工者身上是见不到丝毫的。“新工厂”在荒山里等待我们在建设。职工食堂是两大间砖瓦房，职工医院是间芦席棚，职工们都住在低矮的“干打垒”草房里，没有一座厂房。《襄轴厂志》这样记载：参加建设的既有早期筹建工作的10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1970年招收的第一批700多名新工人和接受国家分配的50多名大专毕业生，也有1971年招收的400多名复员退伍军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大庆人为榜样，含辛茹苦，艰苦创业，为建厂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尤其是第一批招收的新工人，住在荒山沟中四面通风的芦蓆棚中，两人一张芦蓆睡地铺，每人每月13元生活费，但他们同大家一样努力工作，不怨不悔，斗志昂扬。我们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远大志向：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造福。我们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加班加点是常事（那时没有奖金一说），白天我们搬砖搬瓦建设厂房，开山炸石修公路，晚上我们围坐在大仓库的地铺上组织学习，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的年轻人真是朝气蓬勃。
如今的打工仔与当年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理想和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英雄辈出的年代，建设者人人都是怀有一颗创业的心（创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而不是创属于个人的小家小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与我们实现理想、施展抱负的舞台。通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襄轴的创业者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汽车轴承厂，在襄轴这个公有制的企业，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医院、娱乐中心、澡堂、幼儿园到高中……襄轴的工人和家属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住房不要钱……我们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体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则保证了我们的艰苦创业一定能换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现在复辟了！襄轴改制了！医院学校全卖了！襄轴工人的幸福没了！襄轴也有人自杀了！惨！！！）
信仰是精神的支柱，没有信仰，则精神便没了脊梁骨。有了错误的信仰，则精神会因错误的大小而出现扭曲、变形、甚至可能会出现崩溃。信仰的缺失是当今年轻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危机。信仰危机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则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其最主要的变革便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改变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如今，占工人大多数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工根本不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信仰和精神面貌。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修正主义，而对资本主义他们才刚开始接触。要相信他们，在血淋淋的资本吞噬下，他们终会产生阶级觉悟，他们最终会建立无产阶级信仰，去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信仰），让我们从社会生活上来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年轻工人的生活状况吧。
1971年，我18岁那年进工厂。当时第一年学徒的工资已经涨到20元，第二年22元……逐年涨。72年我们便到全国闻名的上海机床厂实习。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当时20元的工资是个什么水平呢？工厂食堂5分钱一盘的菜里经常有点肉，一毛钱就是纯荤菜，二分钱是一碗汤。男生的月伙食花费一般在10元多一点，女生则在7、8元左右。我们每月都要到市里去玩一两趟“潇洒走一会”。到国际饭店过早，（今天的国际饭店已是五星级，设有总统套间，打工仔莫想进门了。）二块蛋糕一杯牛奶只花几毛钱，中午到四川饭店吃川味，点几个菜，一瓶老白干，又打杠子又划拳，好不热闹。那时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国际饭店的服务员对我们这些身穿工作服的外地小伙子都是十分热情地接待的。在那个时代，工人是骄傲的。那时，公务员无论是工资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工人低。那时我们真是无忧无虑，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完全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完全有经济能力去享受生活，品味生活。
现在的年轻工人，月薪千把元只能维持温饱，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低工资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安家，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无根无助。长期的家庭分离，长期的父母无人照顾，长期的孩子缺乏关爱，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呀！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赵王爷，也就是管我们的财神爷。可是无论打工仔怎样虔诚地信仰他，多么殷勤地供奉他，他就是不光临“寒舍”。很多打工仔被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了。退回家，家里没有地了，即使有，自己也不会种。进入城市，总有一扇无形的高墙挡着他，没有户口，没有医保，小孩上学难……最重要的是成家立业的蜗居，按现今的高房价，干几辈子都买不起!被逼到走投无路的人，精神上会出现崩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任何人都不会去跳楼，给你100万你也不会。
两个不同时代的年轻工人由于社会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观。我在上海机床厂实习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八小时工作制，下班后到俱乐部看电视，打球，看杂志，看画报，当然也可以报名到七二一工人大学去学文化。如果有雅兴，在厂内花园般的林荫大道上闲逛一下也很舒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使得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氛围中。我是在二车间六工段开龙门刨的，我们工段主要加工磨床的大型零部件，我们工段的产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全厂的生产。记得我们工段的指导员陈师傅（当时是部队编制，工段设连长指导员）在一次工段的早会上说：“我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主人公精神，对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有什么改进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自己改。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当时工段里大专生占工人总数近一半。我们工段的工人师傅改造了好几台外国进口机床，改进了不少生产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最让人称赞的是改造了一台苏联造的龙门刨，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它大、笨、重的特点，在横梁和刀架上加装了10个铣头，使磨床床身只经过一次“龙门”便全部成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上海机床厂当时是代表我们国家形象的“窗口工厂”，几乎每天都有外宾参观。每当厂领导向外国政要介绍我们工人改装的“十头铣”，你说我们工人心里是什么滋味？爽！每当外宾向我伸出大拇指，我都会哼起“咱们工人有力量”…… 怀着这种情感干活，当今的打工仔有吗？绝对没有！
在上海实习期，我还有段特别的经历，我到上海没多久就尿血。机床厂的医生叫我回襄阳，而实习队的领导考虑还是上海医疗条件好，就在上海治。实习队的领导和上海的师傅对我特别关照。在杨浦中医院确定为拇指大的肾结石后，便把我送到军医大学做手术。军医大学泌尿科的付主任为我成功地做了手术，得知我是外地来上海的实习生时，他给我送了鸡蛋和桂圆。实习队的领导也专门派了两个兄弟日夜照顾我。我深深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深深地感受到工人兄弟的关爱（当年照顾我的二位师兄都已去世了，03年襄轴改制，我们这批老工人全部内退，每月只发400元生活费。刘师兄得了忧郁症，沉默寡言，终日饮酒，极熟水性的他死于汉江，终年55岁。胡师兄的老婆没工作，二个女儿在上学，贫困最终引发心脏病，终年58岁。每当看到胡嫂子在厂里摆摊檫皮鞋，我心里都流泪）开刀后我只住了十三天，非要出院，我想回厂上班，去学技术，早点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到机床厂，厂医院看到我近期刚愈合的刀口，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安排我到厂工人疗养院疗养。无奈中我去了。花园般的环境，非常可口的饭菜，医护人员和蔼可亲的服务……我每天最多只需要花五角钱伙食费便能享受到这一切。我在疗养所只住了一个月，实在憋不住便逃回车间上班了。从看病检查吃了二个月的中药（保守疗法）到住院开刀到医院疗养，前后近四个月时间，我自己没掏一分钱医疗费，而我每月工资照发，一分钱不少，我一个进厂不到一年的学徒工，还没有为国家作出任何贡献就已经享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我能不弘扬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吗？我当年的病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的打工仔身上，他会怎么样呢？经济上负担不起！思想上承受不了！精神崩溃——跳楼就是唯一的选择。
当时我们二百多人的实习队像个大家庭，带队的领导就像家长一样对我们全面负责，他们随时了解我们的思想和学习状况，配合车间的党团组织对我们进行教育。学徒三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三年。
现在的年轻工人是绝对没有我年轻时那么丰富的情感生活的。从网上得知富士康工人一进厂大门就受到“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工人上班不许说话，不许串岗，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样手脚不停的干活几小时，只能“合法的”拿到最低工资。如果想多拿钱，就得“自愿的”去加班。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下班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搞社交，学文化，交朋友，去享受生活。找个老乡聊聊天，倾吐一下苦闷是心理学家公认的一种放松思想、防止精神崩溃的良方。可是富士康的那些轻生者在跳楼前有没有时间去聊天，找谁聊天？显然这个不属于法律问题的“小事”被人忽视了。而由这个“小事”产生的“十二连跳”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法律的范畴。所谓这专家，那专家，这部委、那部委的领导们绝不会作出罪恶资本的结论来的。当然，产生“十三连跳”的深刻时代背景、社会根源，他们也绝对不会去深究。瞧着吧，这些“庸医”只会说：“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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