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传文
因为适逢新中国成立一甲子，“中国模式”再度成为年度盘点、舆论争议的话题。其实，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向来十分关注，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一次的争论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多局限在经济成就，而这次则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升级成为“路线”之争。
“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模式”已具备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形态相提并论的重要价值，其中不仅仅有中国学者，还有国外拥泵，以至于部分中国人认为是西方在“捧杀”中国。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英国《卫报》也认为，中国的成功故事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而持保留态度的人则质疑：中国高代价的发展能否成为一种模式？GDP经济对认知中国是否产生了误区？“中国模式”是不是歧路一条？
嬗变的“中国模式”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疑问和争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它全然不同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全然不同于寻求依靠外向侵略的法西斯主义，它是由共产党国家政权衍变改革而来，同时又因为稳妥的经济转型而不同于苏俄、东欧的民主化路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它的确是一朵奇葩，体现了中国人智慧和承担现代化转型代价的能力。中立客观的观察和分析“中国模式”，或许可以为人类知识谱系增加新的内容。
人们常常把改革后的三十年的经济成功概括为“中国模式”，事实上，改革时代的成功不是无来由的，离不开此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重大的科技突破。当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从计划管制到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历经了大跨越和改变。前后三十年，发展都伴随着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以剥夺部分或多数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为共同特征，前三十年是剥夺农民，后三十年是剥夺工人和农民工。
但这两个三十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政策调整一直贯穿始终。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按需要进行政策调整也是常见的事情。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语体系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他也因为经验主义而功成名就。不断改变政策，是中国发展的主线，是在崩溃边缘屡获生机的原因。
根据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凝结新共识，做出政策调整，是“中国模式”得以维系发展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追求制度创新。
哲学家李泽厚最近在接受访问时提到，他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此话不可谓不尖锐。“中国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无疑是对“中国模式”经过嬗变之后最切中时弊的概括——越界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是利益集团的割据。
制度化进程大大落后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很多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金融危机下，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面对严重的潜在危机，中共党内能否形成新的共识，将决定“中国模式”的未来。
而在如何建立中国政治文明的内核这个关键问题上，既不能随大流，也不可盲目自信，看不到目前的压力。已有的研究表明，将政治发展一般理解为政治民主化，这个观点不是时时都成立的，因为根据特定国家所处状况和条件不同，核心可能是民主化，也可能是制度化。
但即使不以民主化标准做衡量，中国的制度化进程也已大大落后了。比如以腐败为例，一个国家若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本国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建立起防范腐败的有效制度与机制，就会造成最可怕的结果，官员内部形成一种庇护网结构，导致群体性腐败。这种庇护网结构将进一步导致制度供给的缺乏。想想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就知道中国制度化水平之低，作为最低成本最有效的防腐制度，中国已经提倡了多少年，为何却到现在还是化为泡影？
中国的自信来自于敢于尝试，敢于接受挑战而做出改变，而非来自历史的辉煌。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一直是中国历史难以逃离的宿命，我想今天的中国还真不知道能否逃出这样的宿命。如果不指出“中国模式”的巨大缺陷和危机，只是跟西方模式单纯一比高下，解胸中之抑郁，获得精神之胜利，则“中国模式”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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