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日本《读卖新闻》等媒体的报道，菅直人首相在即将访美前，接到中国对于撞船、抓人反制措施的一个个报告，急得团团转，向有关者叨叨：“就是因为民主党里没有人能和戴秉国说得上话的，才会搞到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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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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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虎背上的菅直人和他的亲信们开始感到有必要“找台阶下”，是在9月19日所谓决定延长对船长的拘留之后。从这天开始，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反制”：决定禁止对日出口稀土类产品；四个日本人因非法拍摄军事设施而被逮捕……
菅直人到了美国，新任外相前原也来了。在与国务卿克林顿会谈时，前原告诉克林顿：（抓人事件）就快解决了。而就在半天后，日本时间24日下午两点半，那霸地方检察厅表明：决定“释放”中国船长。而这一决定在公布的５分钟前，才通知位于东京霞之关的海上保安厅总部。“海保”人士说，听到消息，简直就像“寝耳灌水（睡觉时让人从耳朵里灌了水）。”
日本政府高官24日夜，痛苦地表示：（这种结果）总比战争好。这样下去，中国召回大使，两国断交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官房长官仙谷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放人的）决定是那霸地检的判断，（政府）只是知道了而已”。 还一个劲儿地重复“是（那霸）地检的判断”，唯恐舆论指责政府介入司法。法相柳田也对法务省记者团照本宣科：“作为法相，没有援引检察厅法第１４条行使指挥权的事实”，但是不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日本虽是所谓“三权分立”，各级检察官在以检察总长为顶点的指挥系统中，独立行使检察权。但由于唯恐检察官专权过大，同时，检察厅又是行政机关，所以作为法系统的最高之长的法务大臣对检察官有最终的“指挥权”。
战后，行使这一指挥权的只有一次：1954年，检方因涉嫌造船疑案，要逮捕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法务大臣犬养毅发动指挥权，要求等到国会结束后再行逮捕（结果没有逮捕）。
悔不该当初
放人决定发表后，首相官邸电话响成一片——都是抗议政府“软弱”的。好容易再次当上民主党党首，菅直人改组了内阁和党内领导层，正要过一过真正执政的瘾，却在国内舆论上大大失态，看来支持率又要直转急下了。
但就是这样，菅直人还是作出“放人”的政治决断，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初没有料到中国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19日决定延长拘留１０天。20日中国就逮捕了４个日本人；21日开始对日禁止出口稀土类产品；22日晨（华盛顿时间21日夜），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对在美中国人的讲话中，强烈要求日本马上无条件放人——“这下可麻烦了”，成了政府内的共识。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政府官员表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没想到中国会强硬到这种程度……当初同意海上保安厅的逮捕（船长）的方针时，可能过于草率了”
暗地磋商
实际上，检方于外务省很早就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磋商。当时放１４位船员回国，就是外务省对检方大大地“做了工作”的结果。而检方也就“如果（对船长）起诉，对日中关系产生的影响”，向外务省征求过意见。但当时，并没有明确反对起诉（船长）的意见。而政府开始动摇，是在19日决定延长“拘留”之后。
同时，大阪地检主任检察官因篡改证据而被最高检察厅逮捕的丑闻，也使动不动就拿出来的“检方独立执法”的挡箭牌，不管用了。
放人的决定又是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后发表的，有人认为，一定是美国施加压力，教训日本，不能再使日中关系恶化下去的结果。
而日本政府和执政的民主党内对放人决定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表示理解：在中国，“间谍罪”可以适用死刑。这可是有关４条人命的事啊！而反对意见则是，禁止稀土出口，一旦告到ＷＴＯ，中国一定输。（放人）就是让中国觉得只要（向日本）施加压力，就可以赢……
外相冈田虽然表示“应该尊重检方的判断”，但也表示“如果被认为是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有损于国家利益”。
以民主党右翼议员松原仁为首的５名议员发表抗议信：“不能容忍对法律秩序的蹂躏，要求检察当局撤回‘释放’的决定”，云云。
只有公明党党首表示，不能将损坏日中关系的事再继续下去了。与其打着法的旗号，不如转向政治解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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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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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虎背上的菅直人和他的亲信们开始感到有必要“找台阶下”，是在9月19日所谓决定延长对船长的拘留之后。从这天开始，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反制”：决定禁止对日出口稀土类产品；四个日本人因非法拍摄军事设施而被逮捕……
菅直人到了美国，新任外相前原也来了。在与国务卿克林顿会谈时，前原告诉克林顿：（抓人事件）就快解决了。而就在半天后，日本时间24日下午两点半，那霸地方检察厅表明：决定“释放”中国船长。而这一决定在公布的５分钟前，才通知位于东京霞之关的海上保安厅总部。“海保”人士说，听到消息，简直就像“寝耳灌水（睡觉时让人从耳朵里灌了水）。”
日本政府高官24日夜，痛苦地表示：（这种结果）总比战争好。这样下去，中国召回大使，两国断交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官房长官仙谷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放人的）决定是那霸地检的判断，（政府）只是知道了而已”。 还一个劲儿地重复“是（那霸）地检的判断”，唯恐舆论指责政府介入司法。法相柳田也对法务省记者团照本宣科：“作为法相，没有援引检察厅法第１４条行使指挥权的事实”，但是不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日本虽是所谓“三权分立”，各级检察官在以检察总长为顶点的指挥系统中，独立行使检察权。但由于唯恐检察官专权过大，同时，检察厅又是行政机关，所以作为法系统的最高之长的法务大臣对检察官有最终的“指挥权”。
战后，行使这一指挥权的只有一次：1954年，检方因涉嫌造船疑案，要逮捕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法务大臣犬养毅发动指挥权，要求等到国会结束后再行逮捕（结果没有逮捕）。
悔不该当初
放人决定发表后，首相官邸电话响成一片——都是抗议政府“软弱”的。好容易再次当上民主党党首，菅直人改组了内阁和党内领导层，正要过一过真正执政的瘾，却在国内舆论上大大失态，看来支持率又要直转急下了。
但就是这样，菅直人还是作出“放人”的政治决断，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初没有料到中国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19日决定延长拘留１０天。20日中国就逮捕了４个日本人；21日开始对日禁止出口稀土类产品；22日晨（华盛顿时间21日夜），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对在美中国人的讲话中，强烈要求日本马上无条件放人——“这下可麻烦了”，成了政府内的共识。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政府官员表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没想到中国会强硬到这种程度……当初同意海上保安厅的逮捕（船长）的方针时，可能过于草率了”
暗地磋商
实际上，检方于外务省很早就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磋商。当时放１４位船员回国，就是外务省对检方大大地“做了工作”的结果。而检方也就“如果（对船长）起诉，对日中关系产生的影响”，向外务省征求过意见。但当时，并没有明确反对起诉（船长）的意见。而政府开始动摇，是在19日决定延长“拘留”之后。
同时，大阪地检主任检察官因篡改证据而被最高检察厅逮捕的丑闻，也使动不动就拿出来的“检方独立执法”的挡箭牌，不管用了。
放人的决定又是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后发表的，有人认为，一定是美国施加压力，教训日本，不能再使日中关系恶化下去的结果。
而日本政府和执政的民主党内对放人决定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表示理解：在中国，“间谍罪”可以适用死刑。这可是有关４条人命的事啊！而反对意见则是，禁止稀土出口，一旦告到ＷＴＯ，中国一定输。（放人）就是让中国觉得只要（向日本）施加压力，就可以赢……
外相冈田虽然表示“应该尊重检方的判断”，但也表示“如果被认为是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有损于国家利益”。
以民主党右翼议员松原仁为首的５名议员发表抗议信：“不能容忍对法律秩序的蹂躏，要求检察当局撤回‘释放’的决定”，云云。
只有公明党党首表示，不能将损坏日中关系的事再继续下去了。与其打着法的旗号，不如转向政治解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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