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民兵为主体的群众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政策的指引下，以捍卫民族生存为己任，广泛开展深入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了空前活跃的人民游击战争，并以惊人的胆量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许多巧妙的战法，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日伪军进行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谱写出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史诗。
“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号召人民抗日自卫。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关怀下，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自卫军（队）和民兵组织，在各地党政军的领导和帮助下，得到了普遍发展。
各地民兵组织成立伊始，就担负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踊跃参加对敌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曾说：“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党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变后方为前线，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队）和民兵武装以多种方式进行敌后斗争。各根据地的抗日人民自卫军（队）和民兵武装迅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消灭匪患，铲除汉奸；实行坚壁清野，封锁边境；主动支前参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独立执行破坏敌铁道、公路等作战任务，频繁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从此，民兵游击战如熊熊烈火一般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从四面八方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11月至1943年末是敌我战略相持的5年，也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一段历程。日本军国主义将其侵华总兵力的70％用以进攻抗日根据地，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解放区军民“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民兵武装力量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民兵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中痛击敌人
侵华日军为解除敌后战场对其造成的严重威胁，在占领武汉后即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作战，而将锋芒指向处于敌后的各根据地战场，进行“扫荡”战争。尤其是我抗日军民在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华北侵华日军实行“囚笼”、“蚕食”政策，企图以“三光”手段摧毁抗日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针对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野蛮进攻，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自卫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大显身手，对日寇的“扫荡”、“蚕食”、“清乡”给予了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群众性游击战一次又一次挫败日寇疯狂“扫荡”。1939年春，日寇首先在华北颁布了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又提出“囚笼”政策，以便割裂和封锁我根据地，并以“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拉网战术”、“梳篦战术”对华北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毫不畏惧，或配合八路军、或独立作战，多次夺取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著名的晋东南黄崖洞保卫战中，当地两万多民兵和自卫队，协同驻军作战，与敌激战8昼夜，歼敌逾千，创造了敌我伤亡六比一的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刘伯承同志曾兴奋地说：“黄崖洞胜利中，民兵发挥极大威力，群众性游击战，使敌疲于奔命。”晋察冀民兵在1941年8月至9月反击敌寇13万人的大“扫荡”中，配合部队和独立作战800多次，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8000多人，破交400多千米，击毁敌火车3列，使不可一世的冈村宁茨，也不得不用“肃清八路军非短期能奏效”和“以狮子捕鼠效力不大”来自嘲。
神出鬼没的破袭战彻底瓦解日寇“蚕食”政策。日军妄图“蚕食”我根据地，消磨群众的民族意志，变根据地为占领区。为此，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拆除敌炮楼，将进来的敌人再“挤”出去，便是各根据地对付敌人“蚕食”的有效措施。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毁敌交通、断敌通信和破坏敌封锁沟墙的破击战。1941年5月，晋冀鲁豫根据地的2.5万多名民兵和群众，仅用7个昼夜，就把敌人所谓“万里长城”（从故城大营到冀州的封锁墙）彻底平毁。广大民兵和群众用“蚕食”来反“蚕食”。民兵和群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拔据点、炸岗楼，以针锋相对的办法回击敌人的“蚕食”政策。民兵还以封锁围困，把敌人从根据地或边沿区“挤”出去。民兵和群众实行坚壁清野、袭扰行动和围困的办法，将日军困死在据点里。有一首当时流行的小诗“远看像座坟，近看有窗门，日夜听鬼叫，圈的小日本”，就是对敌人窘境的真实写照。
多种斗争形式相配合，有力粉碎日寇的“清乡”政策。为稳固重要的占领区，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大规模“清乡”。各地民兵采取武装和非武装、公开和秘密等多种斗争形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苏中根据地民兵在1943年的反“清乡”中，烧毁了敌封锁篱笆100多千米，毁竹篱笆170多千米，使敌人的“清乡”封锁线荡然无存。民兵采取“诱捕”、“盯梢”等多种形式，捕捉日伪军，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提高了群众反“清乡”斗争的信心。这期间，民兵游击战在反“清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民兵以游击小组、阻击小组、短枪队、自卫队、基干队等多种组织形式四处开花，灵活机动地打击日伪军，打乱了敌人的“清乡”部署，彻底地粉碎日军巩固占领区的美梦。
灵活机动的民兵游击战战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抗战中，从长城内外到东海之滨，从松花江畔到五指山麓，到处都摆开了人民战争的战场。大刀、梭镖、水、火、石头，在民兵和群众手中，都变成了有效的杀敌武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侵略者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破击战、伏击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攻心战和坚壁清野等战法成为民兵的独特创造和杀敌的利器。
忽聚忽散、忽来忽去、行动迅速、神出鬼没的麻雀战，是抗战中民兵经常运用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法。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的拉火雷、电火雷、定时雷、绊雷、连环雷、飞雷等几十种雷和数不清的地雷战法，是敌人最惊恐的民兵游击战术。当时北平的伪《民众报》的报道说，日军一入根据地“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人不安，谈雷色变。”冀中地道战驰名中外，冉庄民兵就因运用地道打了许多漂亮仗而使敌闻风丧胆，敌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交通线是日军调兵遣将、军需供应的主要依托，同时还是分割与包围我根据地的切割线。民兵经常以隐蔽、突然的交通战，给敌人的通信和通行造成极大困难。仅“百团大战”一役，就有民兵35万人参加了破击敌交通线的战斗。对敌据点和碉堡的围困战，断绝了其交通和补给，加之对敌出其不意的打击，往往迫敌狼狈而逃。伏击战对付运动之敌，时常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以秘密和神速的动作，出其不意地捕捉敌零散行动人员，造成了敌人的极大心理恐慌。民兵在联防作战中联防警戒、联防作战、联防破击、联防围困，共同对敌，给敌以沉重打击。以冀中白洋淀的“雁翎队”和山东微山湖民兵为典型代表的水上民兵痛击敌人，封锁水上交通，掩护渔业生产，护送我党政人员，在江河湖海地区广泛开展了水上游击战。与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攻心战，分化瓦解了敌人，争取了大量伪军弃暗投明。民兵群众的坚壁清野，打破了敌“以战养战”的阴谋，有效应对了敌人的“扫荡”和“三光”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神奇而巧妙的战法，使民兵得以配合主力军，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侵略军，创造出了辉煌的战绩。
广大民兵劳武结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尤其是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寇的“囚笼”政策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包围封锁，加之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各抗日根据地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损失，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各根据地民兵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始终坚持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在克服困难、保卫与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劳武结合就是来自民兵和群众的创造。晋绥民兵群众最早提出了生产和战斗、劳力和武力结合。民兵单独组织生产和战斗小组，战斗指挥部与生产指挥部相结合，以及自力更生，进行军火生产自给，有效解决了生产和战斗的矛盾。劳武结合，民兵一边武装保卫生产，一边伏击敌“抢粮队”，与敌争夺粮食。1943年秋，晋西北宁武县的民兵，仅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粮食等物资，就占全县被劫物资的半数以上，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根据地的民兵是巩固后方、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民主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每当我主力部队或地方部队集中或机动作战的时候，某一地区或某些村庄的保卫任务，就落到了广大民兵的身上。民兵在各级武委会等部门的指导下，不定期实行戒严，盘查行人，清查户口，把守交通要道，打击捕捉汉奸、特务和奸细，维护了治安，安定了民生，成为巩固和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柱。冀中的三邱村，在8年抗战中，配合部队作战达30多次，扰敌1000多次，伏击敌人汽车19辆，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破坏敌公路200多次，割电线3万多千克，成为当时的抗日模范村。
民兵配合大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进入1944年，末日将至的日军在华北、华中占领区收缩兵力，各地民兵配合我主力军和地方兵团在解放区战场转入反攻。并于苏联对日宣战后随即转入大反攻，打响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大反攻阶段，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
向敌占区进军，展开攻势作战。大反攻开始后，广大民兵在各个战场上，都配合主力积极出击，消灭敌人。民兵在一两天内全部涌上前线，其参战情绪之高，人数之多，行动之快，世所罕见。他们或直接参与作战，或配合主力歼敌，或担负战场勤务，还担负起维持新区治安的任务。冀中武委会成团成营地组织民兵配合部队作战，有7万多名民兵集中待命。还有1.79万名民兵，准备配合部队远征边沿区和敌占区。晋南战役，有100多个民兵连随军作战。
踊跃参军参战，扩充我军力量。为适应部队扩编的需要，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广泛掀起了积极参军和支援前线大反攻的运动。各地民兵、自卫队，都纷纷报名入伍，不少地方的民兵成建制入伍，成立反攻连、反攻营、反攻团，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太岳区的“青城营”、“安泽营”、“胜利营”，山东抗日根据在的“沂南团”、“沂北团”、“沂中团”，就是民兵积极参军的生动写照。民兵的踊跃参军，使我主力部队迅速扩大，战斗力大大提高，我军的总数量更有了显著的增长，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就发展到了120多万人。在大参军运动的同时，各地民兵队伍迅速扩大，全方位担负起配合主力军反攻作战的任务。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自卫队发展到1200多万人。
整个抗日战争就是一部人民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英雄的历史。人民大众的觉醒，民兵的奋起抗战，形成了全民族共同御敌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民兵和其他群众武装在战争中的广泛参与，成为拯救民族危亡、获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我们今天缅怀抗日战争中民兵的丰功伟绩，不仅是因为要牢记那段灾难深重的历史，更是由于民兵在战争中创造和创新的游击战战术，以及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高昂战斗精神，仍是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抗战中，民兵之所以能组织和动员起来打胜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民兵始终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因此，“党管武装”是战争年代形成并完善的民兵建设工作中最大、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当今民兵工作的一条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战中民兵的创新精神，对加速信息化建设和民兵质量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光辉思想。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证明，民兵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民兵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上，更突出反映在民兵的创造力上。民兵在抗日游击战中所首创的地雷战、地道战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是广大军民智慧的结晶，是当时民兵战法创新的集中体现，展示了群众中所蕴藏的无穷智慧和民兵强烈的创新精神。民兵的创新精神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当前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和信息化军队建设，无疑需要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积极创新。抗战中民兵的创新活动表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军民的创新意识，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军事变革和信息化建设只有充分重视挖掘广大军民的创新潜力，积极运用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武装自己，才能走向成功，筑牢打赢未来战争的基石。未来战争对民兵的快速动员集结、参战支前等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民兵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民兵组织建设方面，如何做到“编为用、建为战”，夯实打赢基石；在政治建设方面，如何改革民兵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兵基层党建工作，筑牢“生命线”；在军事训练方面，如何增强训练的针对性、实战性和应用性，彻底走出低层次循环的“怪圈”，保障战斗力快速生成，这些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抗战中民兵所表现出的独特创新精神，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抗战中民兵高昂的战斗精神，对强化部队和民兵战斗精神培育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抗战中的民兵是在日军的铁蹄下坚持斗争的，他们所面临的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危险。当时，我们并没有实行“普遍的民兵制”，广大青年壮年男女都是依自愿原则组织于抗日自卫军之中。但是，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都没有让民兵退缩。他们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斗争信念，不断创造战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当前，在武器装备总体上敌优我劣形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有些人却陷入了在战争问题上的机械决定论的泥潭，患上了“恐高症”，成为“唯武器论”者，产生了未来战争中我军能否与敌抗衡并战而胜之的困惑，产生了在未来高新尖武器充斥的信息化战争战场上“民兵无用论”的错误观念。我们认为这种困惑和错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斗精神的弱化，是斗争勇气和必胜信念的丧失。在这点上，抗战中的民兵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众所周知，战争是由综合因素制胜的。战争双方的精神士气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是巨大的，拿破仑曾说，交战双方的胜负，四分之三决定于精神因素。克劳塞维茨也认为精神因素才是“闪亮的刀锋”。民兵在抗战中能够以劣势装备打了许多漂亮仗，就是因为人的精神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唯武器论”者，恰恰是忽视或者漠视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今天，我们实行了“普遍的民兵制度”，要求凡符合一定年龄条件的男性公民，身无残疾或精神病者，都应参加民兵组织。这样，就把战争年代自愿参加民兵组织的原则，改变为参加民兵组织是适龄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尽管是在各方面条件优越得多的和平年代，我们有些适龄青年要么不愿参加民兵组织，要么没有牢记民兵的职能和使命，不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我们今天培育战斗精神，就是要学习抗战中民兵所展现的无所畏惧的坚定信心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
三、抗战中民兵快速高效的组织、动员机制，为我们进行信息化条件下国防动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抗战中的民兵组织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分散性，但同时又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民兵的这一特点才适应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环境，从而以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给敌以迎头痛击。民兵之所以多而不散、分而不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就是由于民兵具有集中统一、上下贯通的指挥体制和民兵与正规军的有机结合。就单个民兵组织来看是分散的，但是民兵与根据地政权之间，民兵与地方军之间，以及各民兵组织之间都保持着比较通畅的联系。况且，民兵的战术技能、武器装备都是由正规军培训和提供的，民兵和群众经常与正规军同生产、同训练、同教育。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战争动员尽管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新情况、新特点，但是快速高效的动员是最基本的要求。民兵在抗战中的动员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条件下，要提高动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就要建立完善的动员体制。同时，要求民兵要与现役部队实现一体化建设，提高民兵与现役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四、抗战中民兵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对开展信息化条件下民兵政治工作的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中民兵的政治工作是在党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政治工作总方针指导下，紧紧围绕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坚定民兵的斗争信念开展起来的。民兵的政治工作在本质上就是党的群众工作。民兵的政治工作具有方式灵活、联系实际、注重实效的特点。民兵的政治发动采取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仇敌的思想教育和随机政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形势变化和任务转换灵活变换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这种灵活性充分体现在把争取群众与除奸斗争相结合上。民兵的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统一起来，依据民兵以及群众所担负的反“扫荡”、“清乡”、“蚕食”的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任务开展针对性很强的教育活动。民兵的政治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最大范围地团结了群众。我军未来可能面临的信息化战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战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势必带来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产生多元主体。在未来战争中，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政治工作，唤起人们的斗争热情，必然成为政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抗战中民兵政治工作的经验对此不无启发意义。只要我们的政治工作切中群众最为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真正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加之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就一定能够再现抗日战争中民兵政治工作的勃勃生机。
60年过去了，抗日战争中广大民兵的光辉业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已经永载史册。我们缅怀历史，既是为了颂扬前辈，更是为了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新世纪、新阶段，民兵肩负着更为神圣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作为当代中国三结合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兵只有大力继承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民兵的丰富斗争经验和宝贵精神财富，努力加快信息化建设，才能有效履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才能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大有所为，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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