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那段历史事件的分析，文革应该明确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权力交接
阶段，或称为权力争夺/斗争阶段，从1966年月到1968年7月。第二个阶段称为权力移交
结束，或者称为夺权成功阶段，从1968年7月到1976年。
阶段，或称为权力争夺/斗争阶段，从1966年月到1968年7月。第二个阶段称为权力移交
结束，或者称为夺权成功阶段，从1968年7月到1976年。
文革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赞成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是却并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
权力斗争。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其权力已经达到巅峰，不存在再夺权的
问题。那么是谁和谁的权力斗争呢？其实是有文献明确指出的，只不过后来被人故意隐
瞒了。
权力斗争。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其权力已经达到巅峰，不存在再夺权的
问题。那么是谁和谁的权力斗争呢？其实是有文献明确指出的，只不过后来被人故意隐
瞒了。
文革是一次温和式的夺权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群众组织起来，将国家的管理权从官僚系
统手中接管过来。而要做权力的接管，原来掌握权力的人就必然要想办法阻止。在这个
过程中，一些流血事件和荒谬的事情就发生了。
以武斗为例，最初是官僚系统直接利用自己手上掌握的军队，对抗了群众的夺权要求，
如青海1967年2月23日的‘二二三’流血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西宁市
各个工厂的工人占领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少将在叶剑英的支持下
，派军队去夺回报社。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群众亡169 人，伤178人。在中央过
问此事后，赵永夫因此入狱。
直接的军事干预受挫后，官僚们又通过武装一部分[保皇派]对抗群众的夺权要求，著名
的武斗组织[百万雄师]，就是军方扶持的一个组织，6月4日当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
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
总站，将武汉市委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据点。据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
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头头交代整理的 《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
披露，《[**]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8201作战室召
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 《[**]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的
《[**]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例如汉阳六六血案
，而陈再道更发动的震惊世界的七二○兵变，矛头直指“那个会游泳的人”毛泽东。对
此，1967 年6 月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
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并在720后直接破获了[百万雄师]犯罪集团，
揭露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在正面对抗都破产后，官僚们采取了更隐蔽的破坏方式，表面上表现得很[左]很革命，
其实却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外，想通过群众斗群众转移文革方向，另外通过极左的行动
，破坏文革的形象和声誉，来到到破坏文革的目的。他们的行动一开始也的确奏效，如
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
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
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
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
要天下大乱”的时候。
在他和斯诺的访谈中，也着重提到有人搅浑水，搞破坏的问题：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
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
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
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
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
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
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
五 一六”[*]。” [*] “五 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 一六红卫兵团”
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 一六通知》的机会，
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
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
题基本解决。
在官僚在夺权斗争中用尽了手段后，最终还是因为造反的人民群众有中央和毛泽东的支
持，而不得不将手中的权力交出来，由群众组织接管，这一点，可以从文件[8]中看出
来：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
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
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
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
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
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
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
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
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
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于是，奇迹发生了，官僚的权力一丢失，立刻所有荒谬的事情都结束了，武斗和批斗群
众的事件也全部奇迹般消失了。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
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
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
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
。
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
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
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
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
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
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
那么如何证明这次夺权斗争是将权力从官僚体系手上转移到劳动阶层手上呢？比较典型
的例子是大量工人农民进入管理层，这曾经被讽刺为：外行管理内行。从遍布城乡的各
级机构到最高国务院的陈永贵副总理，都反映了这一点。从那时开始，“劳动者” 成
了在这块土地上最引以自豪的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政府的行为准则
和鲜明标志。“泥腿子”、“煤黑子”、“掏粪工”……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代表聚
集人大议事会堂，商议决定国家大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时传祥、华罗庚、钱学
森、王炳贵、焦玉禄……一批又一批平凡而又辉煌劳动者代表成 为了共和国的英雄，
成为全国人民由衷向往的楷模。
当年人民代表的比例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这一点，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
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
六届人 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
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 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
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
。人代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劳动阶层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
了。
历史上每一次民主运动，或者是夺权过程，都是以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而文革则实现了
最少的牺牲就从官僚系统那里夺得了权力，这是罕见的。因为这次夺权，是由国家政权
和军队的名义领袖所发起。然而，由于军队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一批旧官僚手中，这样在
政变的以后，在官僚系统的欺骗和武力镇压下，人民夺取的权力很容易就丧失了。革委
会被解散，造反派被抓捕，在[科学化，专业化]管理的幌子下，权力又重新回到官僚系
统的手上。
那么为什么要抹黑文革？为了避免再次失去权力，将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流血事件说成是
整个文革时期的事件，告诫老百姓不要再想掌握权力，否则就会很糟糕，把官僚集团没
有权力的时期说成一团漆黑，无外乎就是要永掌权力，这就是抹黑十年文革的目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把文革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破坏活动都发生在权
力争夺的第一阶段，这是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在权力交接以后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
进入了一个平稳期。对于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基本上都受到了当局的刻意抹煞两者区别
的做法的蒙蔽。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为更清楚地研究文革史做一些准备工作
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
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
。
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
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
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
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
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
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
那么如何证明这次夺权斗争是将权力从官僚体系手上转移到劳动阶层手上呢？比较典型
的例子是大量工人农民进入管理层，这曾经被讽刺为：外行管理内行。从遍布城乡的各
级机构到最高国务院的陈永贵副总理，都反映了这一点。从那时开始，“劳动者” 成
了在这块土地上最引以自豪的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政府的行为准则
和鲜明标志。“泥腿子”、“煤黑子”、“掏粪工”……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代表聚
集人大议事会堂，商议决定国家大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时传祥、华罗庚、钱学
森、王炳贵、焦玉禄……一批又一批平凡而又辉煌劳动者代表成 为了共和国的英雄，
成为全国人民由衷向往的楷模。
当年人民代表的比例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这一点，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
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
六届人 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
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 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
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
。人代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劳动阶层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
了。
历史上每一次民主运动，或者是夺权过程，都是以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而文革则实现了
最少的牺牲就从官僚系统那里夺得了权力，这是罕见的。因为这次夺权，是由国家政权
和军队的名义领袖所发起。然而，由于军队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一批旧官僚手中，这样在
政变的以后，在官僚系统的欺骗和武力镇压下，人民夺取的权力很容易就丧失了。革委
会被解散，造反派被抓捕，在[科学化，专业化]管理的幌子下，权力又重新回到官僚系
统的手上。
那么为什么要抹黑文革？为了避免再次失去权力，将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流血事件说成是
整个文革时期的事件，告诫老百姓不要再想掌握权力，否则就会很糟糕，把官僚集团没
有权力的时期说成一团漆黑，无外乎就是要永掌权力，这就是抹黑十年文革的目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把文革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破坏活动都发生在权
力争夺的第一阶段，这是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在权力交接以后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
进入了一个平稳期。对于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基本上都受到了当局的刻意抹煞两者区别
的做法的蒙蔽。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为更清楚地研究文革史做一些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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