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讯伪满战犯记事 zt

1953年当时我23岁，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署任助理检察员，同年7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中央学习。在北京学习期间，1954年初，中央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团。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作团，该团团部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附近，负责审理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皇帝及其群臣。东北工作团下设日本战犯侦讯组和伪满汉奸侦讯组，而这两个大组又设立了若干侦讯小组。伪满汉奸侦讯组只设立了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两个侦讯组，我被任命为伪满汉奸侦讯组书记员，配合组长赵焕文老前辈负责侦讯伪满行政人员工作。我们组具体负责侦讯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伪司法部大臣后转参议张焕相、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伪首都警察总监齐知政。
　　
　　 侦讯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老前辈赵焕文同志调任其他工作之后，我被任命为代理讯审员，侦讯伪满皇帝溥仪等6名伪满君臣，直至侦讯终结，将日本战犯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现将我在侦讯工作中的亲历所闻，特别是伪满战犯由对共产党恐惧、怀疑、傲气、试探、施伎到悔恨、认罪的经历，简记三五事。
　　
　　 公开侦讯、审判外国侵略者日本战犯，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样，侦讯、处理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伪满战犯，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中央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首先组织我们认真地学习了国际、国内的法律、法令，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资料，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日本国内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形势，全面系统熟悉和掌握日本战争罪犯侵华的有关资料。在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的基础上，适时地转入侦讯的准备工作，进而细致地熟悉这一侦讯对象的侵华罪恶和伪满君臣卖国求荣的事实。
　　
　　 侦讯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摸底侦讯，也叫谈话式侦讯。这一阶段进行比较宽松的讯问，被讯问对象和讯问人员可以平起平坐，被讯人员还可吸烟喝茶，这样做是为了解除被讯问人的紧张心理状态，使其自然地吐露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实见解，对自己罪恶、前途的认识和想法。以便在转入正式侦讯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教育。
　　
　　 侦讯的第二阶段是重点攻心，也叫半谈话式侦讯。这一阶段是在熟悉和掌握了日本战犯侵华罪恶和伪满君臣罪行的基础上，根据每一被讯问对象所处的不同地位作用，选择各自不同的重点进行发问，虽做记录但不让被讯问人签字按押，对被讯问人员供述的不实之词或有意避重就轻，躲闪推卸的行为，不马上跟踪揭底，而是启发开导，缕出题目让他们回去反思，使其既感到有压力又明确认识到讯问人员的发问是在掌握了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有的放矢的发问。这样做有利于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和侥幸过关或企图顽抗的心理活动。通过工作达到端正他们的态度，提高他们对自己罪行严重性的认识，使之增强走坦白从宽道路的信心。
　　
　　 第三阶段是正式侦讯阶段，被讯问人坐在受审的座位上，接受讯问人员全面系统的发问。这一阶段是侦讯工作的关键。在讯问中允许被讯问人思考、回忆，讯问人也可以有重点的适当的向被讯问人提供证据，启发其全面系统而又客观的供述。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侦讯工作，仅就溥仪、张景惠、张焕相、于镜涛、谷次亨、齐知政等君臣在被讯问中的表现记述如下。
　　
　　 我初审溥仪
　　
　　 1954年春的一天上午，根据工作团的统一安排，开始了摸底侦讯工作。我写好提纲，首先提审溥仪，看守人员将溥仪提到我所在的第二侦讯室门前，溥仪说了一声“报告”，我即答说“进来”。于是，溥仪轻轻地把门推开，他进屋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溥仪穿着一身政府发给的很合身、很洁净的黑色制服。他朝我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然后，神色像似非常紧张又带有恐惧，垂手站立着，呆呆地看着我。我很客气地问道：“你是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吗？”溥仪急忙回答说：“是，罪人溥仪。”说罢，我请他坐下交谈。溥仪小心翼翼、慢慢地坐在椅子的一角处，两手垂放在双膝前，很不自然地一动不动地等我问话。当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烟茶递给他用的时候，溥仪像似不知所措，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垂手站立，连声说道：“罪人不敢!罪人不敢……”请他坐下后，我又对他交待说：“今天不是对你审讯，我们是先认识一下。我姓赵，我叫赵世诚，是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工作人员，负责审理你的案件。今天我们都随便叙谈叙谈。”他还是半信半疑地注视着我，在叙谈中我问他：“生活还习惯吗?”他答道：“很好!很好!一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有炒菜、汤菜，有学习娱乐时间，还定期发给生活用品，定期洗澡、理发，早起散步，回祖国比在苏联更适应……”我问：“你的身体看样子还很健壮。”他猛地站起来答道：“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很好!很好！……”谈话中间，我递给他一支烟，我将火柴划着给他点烟，他突然站起身，又弯下腰双手颤抖地拿着烟吸着后，轻轻地坐下。我们经过多次谈话，他神经有些放松了。有一次，他吸的烟剩下几个半支的，当谈完话临走前，他向我“报告”说：“我能把这些半支烟拿回去吗?”我急忙说：“可以，你还可以把这一盒香烟拿去用，我这里还有。”他连声说道：“谢谢！谢谢!罪人偏得了。”
　　
　　 在多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溥仪深知自己罪行严重，加之对我党政策不甚了解而忧心忡仲。
　　
　　 溥仪写条给我“请求教诲”
　　
　　 1954年夏的一天早晨，看守人员把溥仪写给我“请求教诲”的纸条交给了我。因溥仪不知怎样称呼我，所以他在字条上以我的第二侦讯室作为启号，写道：“二号首长，罪人叩禀，首长训导如同救命良药，您指点我看的报纸已拜读，毛主席、共产党胜过在天宗亲，多日来夜不能入睡，反思罪身所为，深知民族发指，国耻难弥，思绪万千，不能自拔，恳与请求教诲……”落款处写：“罪人爱新觉罗·溥仪上”。
　　
　　 为了弄清溥仪请求谈话的真实目的和他寻求探讨的主要内容，我没有马上找他谈话。过了一周左右，溥仪发现我找了谷次亨、于镜涛和溥仪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嶦、爱新觉罗·毓嵒谈了话，他有些忐忑不安。可能因为溥仪知道除已故的郑孝胥对他底细最了解以外，现时就数谷次亨、于镜涛和他两个侄子最知情了。溥仪唯恐别人先揭发，他自己被动，心情万分焦急，于是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罪人自苏联被引渡回国以后，在政府和管理所领导的关怀下，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经过了您的耐心训教，使我丢掉了封建王朝的陈腐的衣钵，开始克服着我的幼稚气，回首往事悔恨莫及，妄图借助日寇势力曲线复辟祖业，不料成了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罪身所为罄竹难书……”溥仪为表示诚心认罪服法之意还写道：“我绝不步祖母慈禧临终还执迷不误的后尘，决心遵循您的规劝教诲，丢掉幻想，虽死有余辜，但想走坦白的光明之路……”他信中恳求我说：“闻不如见，您的训教我颇得教益，岸足欲失，神手相救，脱离苦海。您的恩重如山，望求卜脉，再赐良药。罪人不敢讳忌就医，决心走坦白之路……”当我看完这封意料之中的长信之后，就把溥仪的近况和我正式讯问溥仪的提纲及其他准备工作向团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团领导听完我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看来，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正式侦讯工作条件具备，你可以进行；第二，在侦讯中，对溥仪应逐渐地启发他树立起他是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能使他自愿地而且是实事求是地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做证；第三，对其他伪大臣的侦讯也要做好准备，适时地转入第三阶段。”当我和我们组两位组长走出团部以后，高组长笑着对我说：“你干得不错呀！”我脸有些发热，既感到有压力，又觉得甜滋滋的，便回到了自己的侦讯室。
　　
　　 再审溥仪
　　
　　 根据工作团领导的指示，我反复检查了准备工作，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开始了正式侦讯工作。这一天，看守人员将溥仪提到，他照例说了一声“报告”轻轻地推开门进屋后，又轻轻地关上门，转过身来朝我鞠了一躬，他站立在门旁靠墙处的一边，神色极度紧张地等我让他坐下的示意。我让他坐下后，溥仪的双目先是环视室内的一角，然后，注意力盯在我办公桌上堆放的文件、资料上。他突然探起头看见了放在我桌子上他写给我的长信。我按讯问固有程序，将特定事项问完之后，便把溥仪的信拿在手里给他看，对他说道：“你给我写的条和这封信，我都看过了，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现在，你可以把请求见我的想法谈谈。”溥仪答说：“是!我一定如实汇报。”紧接着，他很自然地回答说：“我是封建残余势力的顽固者，我怕过共产党，怀疑过共产党，我真是罪该万死。”说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劝他“不要激动，慢慢地说”。溥仪嗓子有点嘶哑，他说：“我看过《白毛女》电影，怕像斗大地主大恶霸那样被戴上高帽，绑到人民中间去挨批斗……”接着，溥仪又以沉重的语气说道：“有人劝我不要太悲观，说国民党的傅作义、郑洞国不但没被杀，还都成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我对这种劝告是不入耳的，我和他们不同，卖国求荣，定杀无疑。”说到这，溥仪把他戴的黑边眼镜摘了下来，拿出手帕擦擦双眼和脸上的汗水，然后，又戴上眼镜继续供说：“请首长别生气，我是把我前一个阶段的罪恶思想彻底坦白出来……”我说：“应该如此，你谈得很好，不要急，慢慢谈吧。”溥仪说：“我一度想要和政府对抗到底，因为总认为自己从上殿登基坐了大清皇帝，到投靠日本人当了伪满洲国皇帝，平心而论其实是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傀儡皇席。特别在伪满时期，有些罪恶事实都是大臣们和日寇策划的，有的我知道，有的则不知其内情，但都是经过所谓我的御览‘裁可’的。若是让我坦白，有的我谈不清，深怕政府怀疑我隐瞒，拒谈，所以只好听天由命了。自己也暗想过，只要先帝有灵，完尸归宗就行啦。”
　　
　　 在侦讯过程中，溥仪肯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这说明对溥仪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系统讯问起了一定的作用。溥仪在最后供述时，对自己悔罪认罪表现总结说：“恨心生疑，险些害己；恨忘国耻，袒护寇贼；恨醒误迟，以怨报德；恨复辟梦，认敌为友；恨助豺狼，殃国殃民。”同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有评述：“治罪予人，累罪予我，仁政予敌，国破民亡，继主衣钵，卖国求荣，我罪滔天，死有余辜，半生罪戾，罄竹难书。”
　　
　　 最后我把侦讯总结的内容，也就是准备向法庭起诉的内容，概括为十条罪状说给了溥仪听。溥仪表示完全认罪。溥仪自己也系统地写出了认罪书。
　　
　　 三审张景惠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由于年龄大，身体有病，居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专人护理的一间病房。开始，他还能慢慢走动，所以把他提到我所在的侦讯室讯问两次，后来，发现张景惠行动有些不便，经请示上级决定到他病房讯问。
　　
　　 第一次提审张景惠，是由医护人员送他到我在的侦讯室。送来后，医护人员把他安置在座位上，便离去了。我开始发问时声音较小，我问他：“你是伪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吗?”他似乎有些耳沉没有听见，未作任何回答。于是，我便走近他的座位边处，对着他的耳朵稍放大一点声音又问道：“你是伪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吗?”这一次，他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见他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急忙扶住他的双肩示意坐着回话。这时，他有些激动的样子，双手指着他穿戴的黑色制服和帽子，连声说道：“这是毛主席给的，这是毛主席给的!”他说罢，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由于声音越来越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看他精神有些不振，就没有再往下发问，而是从桌子上把—杯水端到了他身前，递给他让他喝水。他双手颤抖着捧起杯。我唯恐他把水洒到身上，就用手扶着他的双手喝了两口水。我把杯接过来放在桌子上，让他休息了十几分钟，便请医护人员扶他回病房了。
　　
　　 第二次讯问是过了一周以后，我到病房看过张景惠的病情和精神状态以后，特别是根据医护人员的病情介绍，遂决定第二次提审他。这次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侦讯室并把他安置到座位上，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当医护人员离去后，我开始了对张景惠的讯问，因他耳沉事先把他的座位放在靠近我的办公桌子前，还斟满了一杯水放在张景惠的眼前桌子上。我问他：“你这样坐着回答，身体能行吗?”张景惠可能未听清提问，他所答非所问地大声说道：“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从这两次提审的情况看，张景惠确实不适于提出来讯问，应到病房慢慢讯问。我就不再发问了，便请医护人员扶张景惠回病房。
　　
　　 经请示上级同意，第三次讯问时，我来到病房张景惠的床前。我坐在他的床头，他躺卧在床上，侦讯工伤就这样开始。张景惠由于身体患病供述的虽不甚理想，但因有大量的确凿证据，于是便做出了为起诉做准备的侦讯终结。
　　
　　 讯问张焕相
　　
　　 张焕相原是伪满司法部大臣，1945年才改任伪满参议府参议。他原籍辽宁省抚顺县人，在当地他家可算得上是颇有名气的大户。据伪满战犯们交待，张焕相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本人虽不大会说日语，却在旧社会军政两界是个较出名的干将。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动投降日本，对日本人逢迎备至，得到日本人的重用。张焕相在同僚中清高自负，就是在战犯管理所与同室人员也很少谈笑。他对自已的罪行常常是上推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皇帝溥仪，下卸给属下官员，置自己无可奈何的地位。我掌握了张焕相的情况后，开始提审他。
　　
　　 1954年夏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但有些炎热，我打开侦讯室的窗户，照例清扫了室内卫生，把办公桌子上的文件和证明张焕相罪行及接受改造的有关资料整理一下，又重新复视一遍审讯提纲后，遂请看守人员提张焕相受审。当把张焕相提到后，张焕相说了声“报告”推门进了侦讯室，回身把门关好。他穿着白色衬衣、黑色制服裤子，头发有些花白，两眼还很有神。我见他垂立在屋门旁，便用手示意，说：“你坐吧。”张焕相朝我鞠了一躬慢慢地坐下了。在头几次讯问时，他有些傲气，但又极为小心地回答我的问话。例如，我问道：“对于伪满司法部的职能你能谈得清楚一些吗?”他沉思一会回答说：“我谈。伪满司法部名曰对检察法院负有监督和部分立法的职能，但伪满的一切权力归日本关东军。由于我应有权力不能自主运用，对关东军，对溥仪，对张景惠不驯服，后来才被撤换，把我放在溥仪眼皮下当了一名参议员的闲差事……”
　　
　　 当我问张焕相在自己家乡建造“日本神庙”，供奉所谓“天昭大神”，举行隆重迎奉仪式，是出于谁的意愿和负有的权利时，他被我的这一番问话惊呆了。我见他全身有些发抖，加上天气有点热，头上的汗水流淌出来。他一方面拿出手帕擦汗，一方面不由自主的软绵绵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看来思想有些沉重，嗓子也有些发紧，语无伦次地答话：“我罪该万死，悔不当初，一时冲动，干此蠢事，还望宽恕，以前回您问话，多有得罪之处，请骂请罚，罪臣认愿！罪臣认愿！我几经风霜糊涂了，糊涂了，真该死！真该死！”他还要往下说什么，我没让他继续说，便让他坐下。他坐下后，我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和形势教育，以打消他的幻想和侥幸心理。
　　
　　 我为了彻底刹刹张焕相的傲气，就张焕相亲自参与指挥的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和我党部分组织进行破坏，爱国的国民党党员，部分共产党党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遭大逮捕的事件，对他参与制定的伪满颁布的“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粮谷统制法”，特别是1943年颁布的“劳工法”等出笼的目的和引起的后果，逐一地对他进行了具体的发问。在发问中间，我重点地向他出示伪满时残害我人民的资料和照片。他看完后捶头顿足，有时还流下泪来，并供述说：“我是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我建造在家夕的所谓‘神庙’起了日寇都难以起到的奴化中华民族的罪恶行径。我参与制定和实施的伪满法律法令都是摧残中华民族的罪证……”他还曾供述说：“我悔不该开始对您无理不供不认，幸您耐心教育，使我回到了中华民族的立场，回首以往，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我对您教诲之恩必报，我认罪服法，听候审判。”
　　
　　 审齐知政
　　
　　 齐知政是伪满首都警察厅总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齐知政没被苏军俘虏，全国解放以后，他在北京被我人民专政机关逮捕，送至北迁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因他亲眼目睹了“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我党政策有些了解，也深知人民群众最恨的就是伪满警察、宪兵和特务，而他自己恰是人民群众最恨的总头目。所以，他的思想负担也最沉重。在接受我侦讯过程中，他曾拟施展伪满警察惯用的窥觅探寻的花招，乘机蒙混过关，逃避罪责，但又无机可乘，所以只好认罪服法，如实供述。
　　
　　 我在侦讯齐知政时，发现他最怕的是他指挥参加破坏国民党地下组织和我党的部分组织的“—二·三○”大逮捕事件和他配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及其特务人员忠实执行伪满的“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劳工法”而大批逮捕和秘密杀害所谓“思想犯”、“反满抗日嫌疑犯”等无辜人民的罪行。他为了执行“粮谷统制法”指挥了伪满警察到处逮捕所谓经济犯，因为吃一顿大米白面而被他们逮捕残害的人不计其数。对被他们逮捕的人进行灌辣椒水、过电、坐老虎凳等惨无人性的刑讯逼供，更是令人发指。他在供述中说道：“我是一个千刀万剐都难解人民心头之恨的千古罪人，我应得到像秦桧那样被人们千古唾骂的可卑小人的下场。”
　　
　　 齐知政因是伪满首都警察总监，所以侦讯终结交由审判小组拟起诉状。
　　
　　 谷次亨认罪前后
　　
　　 根据我对伪满皇帝溥仪、总理大臣张景惠及其他几名大臣的侦讯所了解，谷次亨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国后，一直在日本人经营的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任职。1937年7月伪满机构改革，谷被擢升为总务厅满系的第一任次长。谷精通日语，颇得日本人信任，后又升任伪交通部大臣。他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任内，协同日本战犯、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次长古海忠之共同控制伪满国务院。凡来自日本关东军的密令，有关伪满国务军政要件及各部向伪满皇帝溥仪的奏折，则统统经过谷次亨、古海忠之过目，由他们确定后，再呈张景惠、溥仪履行程序颁布或下达命令。谷次亨在伪满群臣中是受日本侵略者信赖的宠儿。据古海忠之供述：“谷次亨精通日语，又年轻，在国务院是最有前途的少壮派……”所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他的同僚由于对他过去的嫉妒，而不愿接触他，这使他自感孤立、恐惧和悲观。
　　
　　 在初审他时，他见我比较年轻，在回答我的问话中总是躲躲闪闪，绕圈子，不敢正面答话，再就是寻根刨底，企图让我指明问供。例如，在一次审问中，我问道：“你在伪满国务院的地位、职责是什么?”谷次亨答说：“我是为张景惠服务的，就是呈上启下。”接着他反问道：“您是不是说我在伪满国务院都犯了一些什么罪?”我插问说：“你怎么理解我的问话，你就怎么回答吧！”他供说：“伪满国务院的大权操在日本人古海忠之的手里，我只不过当了他的参谋。”我当即打断了他的回答，并问道：“那好吧，你就先谈谈你是怎样当古海忠之和张景惠参谋的事吧！”谷次亨出乎意料地惊呆了，他不知所措地解释说：“我的供词有误，不是参谋，实际上只是个秘书……”他还要往下解释，我当即打断了他的答话，说道：“你在伪满国务院究竟是次长，还是秘书?这在伪满官吏录上可有明确记载呀!”他那笨重的身躯忽然有些颤抖，并恐惧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汗珠滚落不停。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没有让他坐下，也站起身来对他交待政策，然后告诉他：“你今天谈得不好，我们允许你有个认识自己罪行的过程，今天就不谈了，你回去想想，我还会找你谈的，不过不希望你再出现如此不理想的结局。”他急忙答说：“我愚蠢，我不识时务，我一定痛改前非，低头认罪……”他还要痛斥自己，我适时地拦住他的话说：“你不必再自责了，你回去后想通了，再用行动证明为好。”我请看守人员把他送回监室。在第三天，他果真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我审阅他的认罪书，并希望我能及早地提审他。我看完他的认罪书以后，发现他确实交待了一些真实的罪行，于是，我便连续提审他，很快就终结了对他的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