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顾问勤献策分裂中国
李登辉与日本政界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执掌台湾的党政大权后，对日本除“台币投资”外，特别注重感情投资，与日本展开全方位的沟通。而日本人对李登辉也大加赞誉，不少人经常为李登辉出谋划策，有的则被李登辉公开聘为“政治顾问”、“经济顾问”，可见李登辉与日本的关系确实“不同寻常”。
李登辉的“政治顾问”、日本人中岛岭雄，是不折不扣的李登辉的崇拜者。此人对中国不怀好意，是最有名的专事研究分裂中国的学者。他每月都要出国旅行，一方面和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换如何分裂中国的意见，另一方面则到处去推销他分裂中国的所谓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他还组织发起了每年一次的“亚洲展望研讨会”，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竭力为李登辉访日东奔西跑。
日本有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人有块心病，就是嫌近邻中国太大，认为这不利于日本的生存。不过，他们的这种“心病”只是敢想而不敢言。中岛岭雄却是他们中的“英雄”，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变小，从而不致妨碍日本独霸亚洲。
中岛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分裂学，即专门研究“中国必须分裂为众多小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中岛从事这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国家的大小以法国最为适当。而现在的中国，实在太大，要达到理想，必须分成若干个共和国，如：台湾共和国、闽南共和国、广东共和国、香港共和国、内蒙共和国、满州共和国、西藏共和国、新疆共和国、云南共和国、华北共和国等，这样才有利于日本的生存，维护日本的地位。不过，按照这样分裂以后，剩下的部分仍然很大，土地面积尚有40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也在4亿左右，仍比日本大得多，发展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不知中岛研究出什么对策没有。
李登辉最为欣赏中岛分裂中国的理论，所以特别聘请其为“政治顾问”，且言听计从。1999年李登辉出了一本书《台湾的主张》，完全以日本人的腔调写道：“中国太大了，对其它亚洲国家极具威胁性”，公然主张“中共目前最需要的是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各具特色的地方拥有自主权，例如划分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个区域，让各地竞争，同时维持定安”。他什么都听日本人的，所以日本人说“他真是可爱的外国元首”。
李登辉的“经济顾问”、日本人大前研一。他具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是国际著名企管公司——麦肯锡顾问公司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是日本的经济管理大师。为使台湾能够实现“振兴经济方案”，大前研一为台湾谋划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吸引更多企业把它们在亚太地区的营运中心设在台湾，以取代“九七”后的香港。1994年初，麦肯锡公司为台湾提出了“建设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评估报告。所谓“亚太营运中心”，其目标是鼓励外商企业或台湾本地企业，以台湾为基地，从事跨国性、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台湾适合发展的形态包括：对大陆营运总部、生产制造中心、产品研发中心、产品维修中心、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仓储发货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个人专业服务中心、电讯传输中心、资讯服务中心、员工训练暨经营管理中心等。大前研一表示，台湾地区发展成为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中心、研发中心目前仍具有优势，但若不持续改善不利发展因素，未来将极易被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所取代。此外，为了平衡台湾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大前研一还为台湾经贸部门设计了一个“小欧洲计划”，目前正在运作之中。
大前研一因经常为台湾的经济工作提出一些“高招”，所以被称作“台湾的国师”。
李登辉的同班密友：日本文化浪人司马辽太郎。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都生于日本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日本习惯地称之为“大正世代”，他们正是大正世代的同代人。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上学时，司马正就读于大阪大学。这时正是日本投降前一年光景，日本侵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搜集炮灰，日本军部规定，大学的在校生要全部编入预备士官系列管理，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事有凑巧，当时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被编在同一个班里，朝夕相处，一同参加军事训练。自此以后，两人交情非比一般，说得上是弱冠知心之交，至今已经50多年了。
司马辽太郎，本姓福田，由于出身于中国的辽宁省，又是长子，所以改名叫司马辽太郎。他在日本以编写中国历史小说而著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他的小说多为歪曲历史的胡编乱写；但在日本，这种作品已经足够使他成名。他有很浓厚的反华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他仍夜郎自大，看不起中国，仇恨中国。所以他想方设法要贬低中国，分裂中国。为此，他于1994年专程以台湾拜访了李登辉。这次会见，正是他们相交50周年之际，所以见面后格外亲切，一见面李登辉就讲“有许多话要说”。他们在台北“总统府”谈了6个小时仍未尽兴，两人又移师花莲接着深谈。
此次长谈，司马辽太郎除写了“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一文（见第二章）收入《台湾纪行》一书外，这位日本文化浪人还觉得话未讲完，于是又另外侧写了两篇记述李登辉的短文作为重点文章之一编入该书，除对李登辉大加渲染吹捧以外，还别有用心地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司马写道，他对李登辉的第一印象是：“台湾人都是个子矮小，可是这个人不是，身高181公分，身上没有赘肉，下颚的容貌特别发达，眼睛和鼻子好像从山上砍伐下来的粗木所雕刻而成，一笑起来好像有树香的味道。”司马还用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台湾现在的权力结构。司马问李登辉还能很安稳地坐在现在这个权力位置上吗？李立即反应说，这项权力不是他自己的追求，更不是自己要拥有这个权力，“在实际主义下，认为哪种权力有用，就拿出哪种权力来，这是我对权力的看法。”司马辽太郎接下又说：“‘中华民国’将权力从大陆带来台湾，却给台湾人带来不安，本岛人好象随时会上断头台似地处于恐怖当中，年老的台湾人当时都很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刀口会砍向自己。……现在中共继续对台湾要求权力，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司马还举例说，美国籍的31岁的数学家陈文成，1981年7月3日早上被发现陈尸于大学校园，街头传说他是“主张台独”，警察总署则说“他畏罪自杀”，为什么“台独”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危险思想？都是因为权力不愿意看到台独的出现。中国大陆更扬言，如果台湾出现独立的倾向，将立即出兵攻打台湾。如果台湾遭到大陆的侵犯，可能连生命和繁荣等，一切都要化为乌有，权力这个东西比起猛兽还要凶猛。司马接着别有用心地写道，当拥有这个权力的李登辉被问到“如果大陆的人要求台湾来养他们，你会怎么办”的时候，李登辉未作回答，只是张开双掌，左右不断的摇动，堆满着笑容的脸上突然出现非常困扰的样子。司马接下去写了一段恶意的推测：“大陆的人口推断有十几亿，只要有一成的人口像雪崩般流向台湾，不管公与私，现在的繁荣都会被冲洗得一干二净。从人类的尊严立场来看，另一既存的国家是不应该飘洋过海而来，主张对这块岛屿有统治权的。”这是司马辽太郎明目张胆地在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和为李登辉的“外来政权”说作延伸和注释。
除上述三人外，李登辉还有很多日本政、经、学、医各界的同学、好友，在为他公开奔走帮忙，或暗中相助。如石井恭平，是李登辉在台北高中时的同学中见面较多的一个。石井在日本东京经营一家大型企业，一直与李登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为推动日台经济交流而积极活动。李登辉提出“经营大台湾”以及决定营建“亚太营运中心”后，日本金融界的一些学友马上联络“富士银行”、“东海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多家日本大银行登陆台湾，以示对李登辉的支持。李登辉与日本政、学界的同学和好友联系更为密切，李登辉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现活跃于日本学界的胜田吉太郎等人，一直密谋成立一个欢迎李登辉访日的委员会，为李到日本活动造势。身为自民党内不倒翁的金丸信，在日本政坛一直扮演幕后斡旋者的角色，是1991年李登辉访日风波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另一个当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渊惠三也是李登辉的好友，1991年那次金丸信邀请李登辉访日，便是通过此人策划的。
此外，在台湾不少与日本有过渊源的人，也被李登辉看重，这一方面是“爱乌及屋”，情感相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他们加强与日本各界的联系，并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许水德，之所以能被李登辉看中委以重任，就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当过台湾驻日代表，与日本关系密切，有许多日本好友，是台湾公认的“亲日派”头目，李登辉对许水德的重用，也可算作是“用其所长”。
李登辉与日本政界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执掌台湾的党政大权后，对日本除“台币投资”外，特别注重感情投资，与日本展开全方位的沟通。而日本人对李登辉也大加赞誉，不少人经常为李登辉出谋划策，有的则被李登辉公开聘为“政治顾问”、“经济顾问”，可见李登辉与日本的关系确实“不同寻常”。
李登辉的“政治顾问”、日本人中岛岭雄，是不折不扣的李登辉的崇拜者。此人对中国不怀好意，是最有名的专事研究分裂中国的学者。他每月都要出国旅行，一方面和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换如何分裂中国的意见，另一方面则到处去推销他分裂中国的所谓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他还组织发起了每年一次的“亚洲展望研讨会”，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竭力为李登辉访日东奔西跑。
日本有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人有块心病，就是嫌近邻中国太大，认为这不利于日本的生存。不过，他们的这种“心病”只是敢想而不敢言。中岛岭雄却是他们中的“英雄”，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变小，从而不致妨碍日本独霸亚洲。
中岛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分裂学，即专门研究“中国必须分裂为众多小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中岛从事这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国家的大小以法国最为适当。而现在的中国，实在太大，要达到理想，必须分成若干个共和国，如：台湾共和国、闽南共和国、广东共和国、香港共和国、内蒙共和国、满州共和国、西藏共和国、新疆共和国、云南共和国、华北共和国等，这样才有利于日本的生存，维护日本的地位。不过，按照这样分裂以后，剩下的部分仍然很大，土地面积尚有40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也在4亿左右，仍比日本大得多，发展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不知中岛研究出什么对策没有。
李登辉最为欣赏中岛分裂中国的理论，所以特别聘请其为“政治顾问”，且言听计从。1999年李登辉出了一本书《台湾的主张》，完全以日本人的腔调写道：“中国太大了，对其它亚洲国家极具威胁性”，公然主张“中共目前最需要的是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各具特色的地方拥有自主权，例如划分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个区域，让各地竞争，同时维持定安”。他什么都听日本人的，所以日本人说“他真是可爱的外国元首”。
李登辉的“经济顾问”、日本人大前研一。他具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是国际著名企管公司——麦肯锡顾问公司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是日本的经济管理大师。为使台湾能够实现“振兴经济方案”，大前研一为台湾谋划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吸引更多企业把它们在亚太地区的营运中心设在台湾，以取代“九七”后的香港。1994年初，麦肯锡公司为台湾提出了“建设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评估报告。所谓“亚太营运中心”，其目标是鼓励外商企业或台湾本地企业，以台湾为基地，从事跨国性、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台湾适合发展的形态包括：对大陆营运总部、生产制造中心、产品研发中心、产品维修中心、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仓储发货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个人专业服务中心、电讯传输中心、资讯服务中心、员工训练暨经营管理中心等。大前研一表示，台湾地区发展成为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中心、研发中心目前仍具有优势，但若不持续改善不利发展因素，未来将极易被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所取代。此外，为了平衡台湾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大前研一还为台湾经贸部门设计了一个“小欧洲计划”，目前正在运作之中。
大前研一因经常为台湾的经济工作提出一些“高招”，所以被称作“台湾的国师”。
李登辉的同班密友：日本文化浪人司马辽太郎。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都生于日本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日本习惯地称之为“大正世代”，他们正是大正世代的同代人。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上学时，司马正就读于大阪大学。这时正是日本投降前一年光景，日本侵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搜集炮灰，日本军部规定，大学的在校生要全部编入预备士官系列管理，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事有凑巧，当时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被编在同一个班里，朝夕相处，一同参加军事训练。自此以后，两人交情非比一般，说得上是弱冠知心之交，至今已经50多年了。
司马辽太郎，本姓福田，由于出身于中国的辽宁省，又是长子，所以改名叫司马辽太郎。他在日本以编写中国历史小说而著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他的小说多为歪曲历史的胡编乱写；但在日本，这种作品已经足够使他成名。他有很浓厚的反华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他仍夜郎自大，看不起中国，仇恨中国。所以他想方设法要贬低中国，分裂中国。为此，他于1994年专程以台湾拜访了李登辉。这次会见，正是他们相交50周年之际，所以见面后格外亲切，一见面李登辉就讲“有许多话要说”。他们在台北“总统府”谈了6个小时仍未尽兴，两人又移师花莲接着深谈。
此次长谈，司马辽太郎除写了“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一文（见第二章）收入《台湾纪行》一书外，这位日本文化浪人还觉得话未讲完，于是又另外侧写了两篇记述李登辉的短文作为重点文章之一编入该书，除对李登辉大加渲染吹捧以外，还别有用心地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司马写道，他对李登辉的第一印象是：“台湾人都是个子矮小，可是这个人不是，身高181公分，身上没有赘肉，下颚的容貌特别发达，眼睛和鼻子好像从山上砍伐下来的粗木所雕刻而成，一笑起来好像有树香的味道。”司马还用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台湾现在的权力结构。司马问李登辉还能很安稳地坐在现在这个权力位置上吗？李立即反应说，这项权力不是他自己的追求，更不是自己要拥有这个权力，“在实际主义下，认为哪种权力有用，就拿出哪种权力来，这是我对权力的看法。”司马辽太郎接下又说：“‘中华民国’将权力从大陆带来台湾，却给台湾人带来不安，本岛人好象随时会上断头台似地处于恐怖当中，年老的台湾人当时都很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刀口会砍向自己。……现在中共继续对台湾要求权力，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司马还举例说，美国籍的31岁的数学家陈文成，1981年7月3日早上被发现陈尸于大学校园，街头传说他是“主张台独”，警察总署则说“他畏罪自杀”，为什么“台独”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危险思想？都是因为权力不愿意看到台独的出现。中国大陆更扬言，如果台湾出现独立的倾向，将立即出兵攻打台湾。如果台湾遭到大陆的侵犯，可能连生命和繁荣等，一切都要化为乌有，权力这个东西比起猛兽还要凶猛。司马接着别有用心地写道，当拥有这个权力的李登辉被问到“如果大陆的人要求台湾来养他们，你会怎么办”的时候，李登辉未作回答，只是张开双掌，左右不断的摇动，堆满着笑容的脸上突然出现非常困扰的样子。司马接下去写了一段恶意的推测：“大陆的人口推断有十几亿，只要有一成的人口像雪崩般流向台湾，不管公与私，现在的繁荣都会被冲洗得一干二净。从人类的尊严立场来看，另一既存的国家是不应该飘洋过海而来，主张对这块岛屿有统治权的。”这是司马辽太郎明目张胆地在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和为李登辉的“外来政权”说作延伸和注释。
除上述三人外，李登辉还有很多日本政、经、学、医各界的同学、好友，在为他公开奔走帮忙，或暗中相助。如石井恭平，是李登辉在台北高中时的同学中见面较多的一个。石井在日本东京经营一家大型企业，一直与李登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为推动日台经济交流而积极活动。李登辉提出“经营大台湾”以及决定营建“亚太营运中心”后，日本金融界的一些学友马上联络“富士银行”、“东海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多家日本大银行登陆台湾，以示对李登辉的支持。李登辉与日本政、学界的同学和好友联系更为密切，李登辉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现活跃于日本学界的胜田吉太郎等人，一直密谋成立一个欢迎李登辉访日的委员会，为李到日本活动造势。身为自民党内不倒翁的金丸信，在日本政坛一直扮演幕后斡旋者的角色，是1991年李登辉访日风波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另一个当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渊惠三也是李登辉的好友，1991年那次金丸信邀请李登辉访日，便是通过此人策划的。
此外，在台湾不少与日本有过渊源的人，也被李登辉看重，这一方面是“爱乌及屋”，情感相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他们加强与日本各界的联系，并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许水德，之所以能被李登辉看中委以重任，就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当过台湾驻日代表，与日本关系密切，有许多日本好友，是台湾公认的“亲日派”头目，李登辉对许水德的重用，也可算作是“用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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