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些克什米尔公主号中国外交档案和保卫部门回忆文章的要点：
1. 四月三日，罗瑞卿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2. 四月七日，中方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开始昆明到仰光的试航。周和陈毅等从北京飞到昆明等待试航成功。
3. 四月九日，昆明到仰光试航成功。中国代表团决定走北线。根据中共保卫部门回忆文章称:“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方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
4. 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国代表团其它八名工作人员和三名外国记者。注意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先从北京起飞到香港的。
5. ...
下面是几篇参考文章：
1. 周恩来总理保卫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国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先行试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在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维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维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到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的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和越南代表团1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和奥地利的2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方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二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平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邓大姐复信中说：感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做出紧急决定，派杨奇清同志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紧急办理好杨奇清、李福坤二人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同志来不及做衣服，只好将就用何谦的行装。
4月14日，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迎着南国的酷暑，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在仰光停留两天，周总理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又发生了一个意外。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空中霸王”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我们都很紧张，主要担心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杨副部长和我们研究的意见，决定都不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同意我们的建议。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同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同志向我们说，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由于情况比较紧张，决定我在里边，李福坤同志站在门口。然而周总理却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就这样在新加坡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重新起飞。而那两名特务也走了。
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印尼人民与众多华侨的热烈欢迎，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坏人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动口号。美国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成员复杂的新闻记者团，国民党也派了特务煽动少数反动分子进行捣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将所获情报通报给印尼政府；二是明确提出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负责。据我们所知，印尼政府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我国驻印尼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送陈毅副总理看后，他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政府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副部长同黄镇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在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同志做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总理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可以挡一挡。就这样，总理每次出门，除已有的保卫部署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殊的安排，通过我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及有组织的向进步华侨做工作，加强了各方面的防范措施。
当时，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提起司机老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使馆同志介绍，当时一说给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开车，有4个人都抢着要来，最后4个人抓阄，结果老头抓到了。根据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时，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请他们吃中国饭，杨奇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这使他们十分感动。老司机和安全官说，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像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像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几天来，总理过度劳累，我们心里都十分焦虑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会议后，还要会见各国代表、进步华侨和新闻记者，各国代表团相互宴请活动又很多，还要彻夜办公至天亮。每次总理一出会场，就被数十名记者和群众包围，请求签名，有的挤在总理身旁让别人拍照留念。这一天因为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再加上会议的紧张气氛，等在外边的记者和群众特别多。就连总理抽空吃点心时，也有几十人围在他身边，虽然不能签名，便轮流站在总理身边请人拍照留念。
与会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将永远在亚非人民的心中飘扬。闭会的那天，有十多个国家代表团邀请中国代表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尽管周总理10多个小时没休息，此刻却精神振奋。他在一个多小时内竟连续出席了几国代表团的酒会。我们也都沉浸在历史性的欢乐之中，几天来的疲惫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所做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纪念。正像总理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万隆会议制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周总理的工作精神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本文出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万隆精神 普照大地——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一书）
2.《台湾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04月10日)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这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既定政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使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使命被迫无限期推迟。台湾当局在美国的蔽佑下，偏安一隅，与大陆军事对峙已近50年。
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除了“金门炮战”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再对台湾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蒋介石虽然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叫得山响，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慰罢了。两岸小的冲突时有发生，气氛也一直紧绷，但本质上只是一种心理战和政治斗争，也就是所谓“不战不和，亦战亦和”。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蒋介石利用大陆连续发生“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对大陆进行袭扰。他们或从海上偷渡登陆，窜往大陆某预定地区潜伏下来，建立“反共游击基地”；或以小股武装在沿海偏辟地区、岛屿上岸摸哨、抓人、抢东西、破坏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有时也派出特务乘小舢板和渔船，在海上对我舰艇进行突然袭击，但均收获不大，全部被我警惕性极高的沿海军民粉碎。据台湾方面自己承认，在1961年到1965年的四年间，台湾特务机关派往大陆的1800名武装特工人员，只有不到500人生还，大批船只、登陆工具等被击沉或缴获。从60年代后期以后，国民党军事和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武装偷袭也就逐渐减少了。
台湾特务机关不仅经常派出人员到大陆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进行偷袭和破坏，还曾计划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暗杀行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杀矛头直指周总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周总理原定也乘座这架飞机，后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决定改乘专机从昆明经仰光飞万隆，而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记者和三位国际友人，仍按原定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于4月11日经香港飞万隆。
4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密报，称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我代表团的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进一步详细的情报传来：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周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10日上午9时30分，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请他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不仅在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而且还在11日凌晨1时30分和上午10时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国代表团八名工作人员和三名外国记者。由于高度保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总理不在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稍事休息，待加满油后即按时起飞，直奔印尼首都万隆。下午6时30分，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以北100海里的上空时，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地方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当即询问周总理是否在机上，机长答复不在，随后信号中断，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由于机身损毁严重，完全失去控制，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般生还外，机上所有乘客，包括三名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五名中国记者和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名波兰记者、一名奥地利记者以及机组其余人员全部遇难。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则以为暗杀周总理成功而欣喜若狂。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和港英当局进行彻底调查，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后经港英政府查实，证明这是一起由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划、针对周总理的暗杀活动。定时炸弹从台湾基隆秘密运港，然后由任职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的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周驹，于4月11日上午将其伪装成一包西药带入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后，周驹乘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在港英当局对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周驹于5月18日逃往台湾。虽然事实十分清楚，但港英当局却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已经拘捕的要犯全部无罪释放，驱逐台湾，使这起震惊世界的案件不了了之。
3. 中國公開機密檔案揭周恩來黑暗面？
撰文 方德豪
最近，中國政府正式向公眾公開一批五十年代的外交檔案。其中，關於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的部份，最讓公眾產生興趣。“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涉及國民黨計劃暗殺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而最近公開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情報系統對暗殺事件所知甚多，甚至有可能在事前已獲悉暗殺計劃。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中，最終有十一人死亡；究竟周恩來是否明知有暗殺行動而讓這十一人“白白送死”？這涉及在中共內一向聲譽甚隆的周恩來的歷史評價問題，所以特別顯得敏感。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發生於1955年4月11日。當天，計劃出席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乘坐中國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當飛機飛到沙撈越西北海面時，飛機起火墜入海中，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據中國官方一向的說法，“周恩來原準備乘坐該機，因受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在仰光進行會晤，改變原計劃未乘這架飛機”。可是，據中國外交部近期公開的文件指出，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第二天，外交部發表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的聲明卻點出，早在1955年4月10日上午9點30分左右，即出事前一天，中國政府已曾要求香港英國當局採取措施保障飛行安全。這似乎顯示北京的情報對事件有事先知悉的可能。
有兩點可以從側面說明，當時北京確有可能事對暗殺計劃所知甚詳。據五十年前的外交文件指出，當時港英方面曾“怪我通知不詳”；另外，在港英調查過程中，中國政府曾提供情報，包括暗殺事件執行者周駒的地址。
無疑，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周恩來也算是其中一個受害人，但如果大陸在4月10日已得悉國民黨的暗殺計劃，並要求港英“保障飛行安全”，為何中國代表團仍人上機？對中國代表團及記者共十一人的性命，周恩來是否需要負責？
必須指出，既然這次暗殺事件已發生了半個世紀，涉及的當事人也大多作古。現在實在是適當的時候重新客觀地審視事件。也許當時周恩來有他的想法，也許周恩來受到一些限制無法通知這十一人，但這些問題，都應該通過客觀的分析，讓歷史學家把更接近真相的資料向國人披露。
除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外，據說近期國內也有作者深入調查了中國當代史上另一懸案“林彪案”。根據中國官方說法，1970年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是中共二號人物和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在是否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毛澤東疑其有異志。林彪在試圖對毛澤東實行刺殺[案：這點也是有疑問的，關鍵在於林彪本人對兒子林立果圖暗殺毛之事知不知情]沒有成功後，於1971年9月13日，乘機和其妻葉群、其子林立果出走，但飛機墜毀於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機上多人全部身亡。對於林彪之死，官方說法是飛機燃油耗盡而墜毀。也有不少人認為對該機的致命一擊來自外部力量，比如蘇聯防空軍的打擊，機內被放置了定時炸彈等等。所有接觸過林彪事件的人，大都認為此案疑點太多。
據說，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顧委常委向鄧小平提出，趁他們這些老人還在，還歷史一個真面目，為林彪平反，但據稱鄧小平拒絕並批示：“這是要林還是要毛、要共產黨的問題，沒的談。”不過，七十四歲的中國國防大學離休黨史教授王念[年]一在近期可能出版的《再探林彪事件真相》一書的序言中表示，“我們有權呼籲大家來關注這件大事。”王念[年]一又引述中宣部前部長朱厚澤為紀念胡耀邦90冥壽而寫的一句話說：“在陽光政治中，歷經議論、紛爭、對話、交流、討論，人們是能取得共識，最終獲得相互認同的回答。”
在西方學術界，大家普遍接受歷史並無必要尋求一個固定的看法，並無所謂“官方定論”，只要新証據，舊的觀點可隨時被推翻。在中國，歷史觀跟政治掛鈎，提出跟中國官方定論不同的看法，每每被視為“政治事件”。中國領導人近年提倡科學發展觀和科學執政，歷史討論是否能夠出現新的空間，其實就是驗証科學發展觀是否能夠得到落實的其中一個指標。
1. 四月三日，罗瑞卿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2. 四月七日，中方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开始昆明到仰光的试航。周和陈毅等从北京飞到昆明等待试航成功。
3. 四月九日，昆明到仰光试航成功。中国代表团决定走北线。根据中共保卫部门回忆文章称:“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方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
4. 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国代表团其它八名工作人员和三名外国记者。注意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先从北京起飞到香港的。
5. ...
下面是几篇参考文章：
1. 周恩来总理保卫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国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先行试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在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维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维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到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的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和越南代表团1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和奥地利的2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方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二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平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邓大姐复信中说：感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做出紧急决定，派杨奇清同志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紧急办理好杨奇清、李福坤二人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同志来不及做衣服，只好将就用何谦的行装。
4月14日，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迎着南国的酷暑，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在仰光停留两天，周总理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又发生了一个意外。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空中霸王”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我们都很紧张，主要担心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杨副部长和我们研究的意见，决定都不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同意我们的建议。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同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同志向我们说，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由于情况比较紧张，决定我在里边，李福坤同志站在门口。然而周总理却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就这样在新加坡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重新起飞。而那两名特务也走了。
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印尼人民与众多华侨的热烈欢迎，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坏人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动口号。美国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成员复杂的新闻记者团，国民党也派了特务煽动少数反动分子进行捣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将所获情报通报给印尼政府；二是明确提出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负责。据我们所知，印尼政府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我国驻印尼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送陈毅副总理看后，他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政府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副部长同黄镇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在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同志做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总理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可以挡一挡。就这样，总理每次出门，除已有的保卫部署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殊的安排，通过我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及有组织的向进步华侨做工作，加强了各方面的防范措施。
当时，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提起司机老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使馆同志介绍，当时一说给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开车，有4个人都抢着要来，最后4个人抓阄，结果老头抓到了。根据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时，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请他们吃中国饭，杨奇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这使他们十分感动。老司机和安全官说，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像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像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几天来，总理过度劳累，我们心里都十分焦虑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会议后，还要会见各国代表、进步华侨和新闻记者，各国代表团相互宴请活动又很多，还要彻夜办公至天亮。每次总理一出会场，就被数十名记者和群众包围，请求签名，有的挤在总理身旁让别人拍照留念。这一天因为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再加上会议的紧张气氛，等在外边的记者和群众特别多。就连总理抽空吃点心时，也有几十人围在他身边，虽然不能签名，便轮流站在总理身边请人拍照留念。
与会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将永远在亚非人民的心中飘扬。闭会的那天，有十多个国家代表团邀请中国代表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尽管周总理10多个小时没休息，此刻却精神振奋。他在一个多小时内竟连续出席了几国代表团的酒会。我们也都沉浸在历史性的欢乐之中，几天来的疲惫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所做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纪念。正像总理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万隆会议制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周总理的工作精神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本文出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万隆精神 普照大地——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一书）
2.《台湾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04月10日)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这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既定政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使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使命被迫无限期推迟。台湾当局在美国的蔽佑下，偏安一隅，与大陆军事对峙已近50年。
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除了“金门炮战”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再对台湾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蒋介石虽然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叫得山响，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慰罢了。两岸小的冲突时有发生，气氛也一直紧绷，但本质上只是一种心理战和政治斗争，也就是所谓“不战不和，亦战亦和”。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蒋介石利用大陆连续发生“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对大陆进行袭扰。他们或从海上偷渡登陆，窜往大陆某预定地区潜伏下来，建立“反共游击基地”；或以小股武装在沿海偏辟地区、岛屿上岸摸哨、抓人、抢东西、破坏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有时也派出特务乘小舢板和渔船，在海上对我舰艇进行突然袭击，但均收获不大，全部被我警惕性极高的沿海军民粉碎。据台湾方面自己承认，在1961年到1965年的四年间，台湾特务机关派往大陆的1800名武装特工人员，只有不到500人生还，大批船只、登陆工具等被击沉或缴获。从60年代后期以后，国民党军事和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武装偷袭也就逐渐减少了。
台湾特务机关不仅经常派出人员到大陆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进行偷袭和破坏，还曾计划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暗杀行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杀矛头直指周总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周总理原定也乘座这架飞机，后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决定改乘专机从昆明经仰光飞万隆，而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记者和三位国际友人，仍按原定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于4月11日经香港飞万隆。
4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密报，称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我代表团的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进一步详细的情报传来：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周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10日上午9时30分，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请他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不仅在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而且还在11日凌晨1时30分和上午10时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采取安全措施，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国代表团八名工作人员和三名外国记者。由于高度保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总理不在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稍事休息，待加满油后即按时起飞，直奔印尼首都万隆。下午6时30分，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以北100海里的上空时，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地方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当即询问周总理是否在机上，机长答复不在，随后信号中断，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由于机身损毁严重，完全失去控制，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般生还外，机上所有乘客，包括三名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五名中国记者和一名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名波兰记者、一名奥地利记者以及机组其余人员全部遇难。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则以为暗杀周总理成功而欣喜若狂。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和港英当局进行彻底调查，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后经港英政府查实，证明这是一起由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划、针对周总理的暗杀活动。定时炸弹从台湾基隆秘密运港，然后由任职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的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周驹，于4月11日上午将其伪装成一包西药带入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后，周驹乘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在港英当局对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周驹于5月18日逃往台湾。虽然事实十分清楚，但港英当局却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已经拘捕的要犯全部无罪释放，驱逐台湾，使这起震惊世界的案件不了了之。
3. 中國公開機密檔案揭周恩來黑暗面？
撰文 方德豪
最近，中國政府正式向公眾公開一批五十年代的外交檔案。其中，關於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的部份，最讓公眾產生興趣。“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涉及國民黨計劃暗殺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而最近公開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情報系統對暗殺事件所知甚多，甚至有可能在事前已獲悉暗殺計劃。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中，最終有十一人死亡；究竟周恩來是否明知有暗殺行動而讓這十一人“白白送死”？這涉及在中共內一向聲譽甚隆的周恩來的歷史評價問題，所以特別顯得敏感。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發生於1955年4月11日。當天，計劃出席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乘坐中國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當飛機飛到沙撈越西北海面時，飛機起火墜入海中，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據中國官方一向的說法，“周恩來原準備乘坐該機，因受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在仰光進行會晤，改變原計劃未乘這架飛機”。可是，據中國外交部近期公開的文件指出，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第二天，外交部發表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的聲明卻點出，早在1955年4月10日上午9點30分左右，即出事前一天，中國政府已曾要求香港英國當局採取措施保障飛行安全。這似乎顯示北京的情報對事件有事先知悉的可能。
有兩點可以從側面說明，當時北京確有可能事對暗殺計劃所知甚詳。據五十年前的外交文件指出，當時港英方面曾“怪我通知不詳”；另外，在港英調查過程中，中國政府曾提供情報，包括暗殺事件執行者周駒的地址。
無疑，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周恩來也算是其中一個受害人，但如果大陸在4月10日已得悉國民黨的暗殺計劃，並要求港英“保障飛行安全”，為何中國代表團仍人上機？對中國代表團及記者共十一人的性命，周恩來是否需要負責？
必須指出，既然這次暗殺事件已發生了半個世紀，涉及的當事人也大多作古。現在實在是適當的時候重新客觀地審視事件。也許當時周恩來有他的想法，也許周恩來受到一些限制無法通知這十一人，但這些問題，都應該通過客觀的分析，讓歷史學家把更接近真相的資料向國人披露。
除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外，據說近期國內也有作者深入調查了中國當代史上另一懸案“林彪案”。根據中國官方說法，1970年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是中共二號人物和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在是否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毛澤東疑其有異志。林彪在試圖對毛澤東實行刺殺[案：這點也是有疑問的，關鍵在於林彪本人對兒子林立果圖暗殺毛之事知不知情]沒有成功後，於1971年9月13日，乘機和其妻葉群、其子林立果出走，但飛機墜毀於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機上多人全部身亡。對於林彪之死，官方說法是飛機燃油耗盡而墜毀。也有不少人認為對該機的致命一擊來自外部力量，比如蘇聯防空軍的打擊，機內被放置了定時炸彈等等。所有接觸過林彪事件的人，大都認為此案疑點太多。
據說，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顧委常委向鄧小平提出，趁他們這些老人還在，還歷史一個真面目，為林彪平反，但據稱鄧小平拒絕並批示：“這是要林還是要毛、要共產黨的問題，沒的談。”不過，七十四歲的中國國防大學離休黨史教授王念[年]一在近期可能出版的《再探林彪事件真相》一書的序言中表示，“我們有權呼籲大家來關注這件大事。”王念[年]一又引述中宣部前部長朱厚澤為紀念胡耀邦90冥壽而寫的一句話說：“在陽光政治中，歷經議論、紛爭、對話、交流、討論，人們是能取得共識，最終獲得相互認同的回答。”
在西方學術界，大家普遍接受歷史並無必要尋求一個固定的看法，並無所謂“官方定論”，只要新証據，舊的觀點可隨時被推翻。在中國，歷史觀跟政治掛鈎，提出跟中國官方定論不同的看法，每每被視為“政治事件”。中國領導人近年提倡科學發展觀和科學執政，歷史討論是否能夠出現新的空間，其實就是驗証科學發展觀是否能夠得到落實的其中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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