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 Zt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处在怎样一个起点上？这是个存有争议、许多人似知非知的重要问题。不少外国学者经常用“一片废墟”、“白手起家”来形容日本当时的景况，使得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变得神秘莫测。有人虽注意到战前基础的重要性，但对战后初期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诸多新的内外因素却估计不足、分析乏力。长期以来，人们从各种角度出发，试图揭开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但是如果对其“起点”缺乏基本的认识，就很容易导致种种偏向，基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日本的战争损失
言及战后日本经济起点，首先须搞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问题。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来从事新的生产活动。一般说来，战争损失不外是人与物的损失。
关于人员伤亡，战后主要有如下两种统计。据1948年经济安定总部发表的《我国的战争损失》，日本仅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便有155万军人及其家属、30万平民死亡，总计185万人。却不说这一统计明显存在着低估死亡人数的倾向，即使从其统计的有效年限看，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合理的。其后，根据国会的要求，厚生省援护局又重新进行调查，并于1964年3月1日公布新的统计结果，即自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战败投降，军人及其家属死亡194万人：从宣布投降至海外人员返回日本本土期间，又有18万军人及其家属死于非命。故军人及其家属死亡人数为212，万人，平民死亡人数约90万人。这就是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八年间，日本约有300万军人、家属及一般平民成为法西斯主义殉葬品。这也意味着每5个日本家庭、或每25个日本人中，便有一人死于战火。
关于“领土”的丧失。明治以来，日本先后用武力抢占了台湾、南库页岛和朝鲜，其版图扩张了一倍。1931年，再用武力把二倍于日本本土的中国东北地区变成其殖民地。由于战败，上述区域纷纷独立或解放，日本的疆域又龟缩到明治以前的规模，南端的冲绳、北方的四岛还分别处在美苏占领之下。
关于物的损失，据经济安定本部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及我国的损失综合报告书》，直接及间接国家财富损失额643亿日元，损失率为25%。其中建筑物及家庭私有财产损失率为24.5%和20.5%，工业机械、船舶损失率为34.2%和80.6%。 此外，所有海外资产亦因战败而被强制就地赔偿。当时日本政府曾做过一种测算，若按1935年的国民总收入及年均15%的资本积累率，要把国家财富积累恢复到原来的最高水平，至少需要15年时间。
二、两种比较基准
在分析战争损失和战后经济复兴起点时，一直存在着两种既存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基准，即若统计战争损失额及损失率，则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达到的最高财富积累额及最高设备生产能力与战败时的相应数字作为一对比较权数；而在考察战后经济复兴的经济指标时，却是以全面侵华前的1934－1936年的平均指数、或1937年的经济规模为基准。两种比较基准的并存，容易使人的认识产生混淆。为了认清战后经济的起点，辨明这两种比较基准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必要的。
战后，远东委员会曾作出决议，规定日本的生活水准不得超过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规模。后又将该限定更改为其全面侵华前1934—1936年的平均水平。结果，1934—1936年的平均经济指标即被视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基准。因此，战败时与全面侵华前的经济比较应该是考察战后日本经济起点的主要依据。
尽管如此，战时最高经济规模与战败时的比较决非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反映战争损失状况，而且毕竟也能反映战前日本经济曾经达到的规模，而这些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是不无内在关系的。
鉴于上述理由，不妨把普遍公认的1934－1936年平均经济规模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下限基准，而把战时一度达到的最高经济规模作为经济复兴的上限基准。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战后经济的起点都易于辨明了。事实上，按照这两种基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分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及揭开经济高速增长序幕的1955年前后实现的。
三、“有形资本”的积累
有形资本亦即国家总财富，是可以量化的、以物的形态表现的资本。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社会公共及私人设施和财产等均属于这一范畴。据前述统计资料，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1935年，国家财富积累总额为1868亿日元，战时最高点曾达到1942年的.2531亿日元，1945年战败时为1889亿日元。 这三个数字间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一，日本从全面侵华到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资本积累仍在急剧进行，并且这种积累大于战争消耗，国家财富积累额增长了35.4%；其二，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战败投降期间，战争消耗大于积累，国家总财富较之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1942年减少25.3%；其三，在八年对外侵略战争中，前期积累大于消耗，后期消耗大于积累。总体上看，战败时国家财富积累仍比战前的1935年增长1.1%。这说明八年战争中新增积累几乎全被战争消耗所抵消，至战败时，资本积累仍基本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上。
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战败时残存的“有形资本”的实态。战争末期，日本全土遭到美国空军的“地毯式”轰炸，广岛、长崎更遭到原子弹的洗劫。但是由于战局变化甚快，天皇很快便作出“降伏”决断，东条等鼓吹的“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终来实现，结果使日本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统计资料表明，战败时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铁路运输系统和发电设施(特别是水电)几乎完好保存下来，铁道线路总长略有增长，线路维护完好，运营正常，机车数由1937年的4142台增至5848台，增加41%，货车车皮由7.5万节增至12万节，增加41%，客货运输量分别达到战前的3.39倍和3.15倍。 水力发电能力则由战前的398万千瓦，增加到607万千瓦，增加61.7%。 据说，战后美国在调查对日战略轰炸效果时，对日本铁路交通及发电设备的运营良好状况甚为吃惊，承认它是美国战略轰炸的一大失败。船舶大部分毁于战火，但港口设施及各大船厂却损失轻微。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部门，但同时也是战时发展最快的部门。至战败时，工作母机由2.2万台增至5.4万台，为战前的245%。如与1937年相比，其他主要工业部门设备生产能力是，生铁由300万吨增至560万吨，增长86.6%，钢材由650万吨增至770万吨，增长20%，铅由1.7万吨增至12.9万吨，增长658%，铅由2.8万吨增至4.8万吨，增长71%。而过过磷酸钙、水泥、棉纺机及纤维品生产则下降了42－81%。
由此看来，仅从“有形资本”残存情况看，完全有理由说日本战败时的资本积累与战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既然如此，对战前日本的经济规模、特别是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应有个基本的把握和估价。根据有关研究，日本作为“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到1936年前后，汽车产量居世界第8，钢产量居世界第6，船舶总吨位居世界第3，棉纱产量居世界第2，人造纤维产量及纺织品出口额居世界之首，其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是称霸东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大国。
不了解这一点，或低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26倍于日本本土、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华民族抗战为什么只能是一场持久战，也无法理解日本法西斯何以胆敢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能在扩大侵华兵刃东南亚的同时，与美英等强国血战四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日本的资本积累因战争而停滞了八年，但是除美国是战争的“暴发户”外，德，意自不待言，英、法等国也莫不伤痕累累，经济发展都陷于停滞或倒退，战后都面临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因此，除美国外，很难说战争拉大了日本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间在战前就有的差距。
四、“无形资本”的遗存
所谓“无形资本”的积累，是相对“有形资本”而言的，它是以“人的资质”为核心、难以量化的一种“积累”。这种积累是战火所无法摧毁的，除非人类灭绝。在经济学关于生产的三要素中，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本来就是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人作用于物的结果。
诚然，战争夺去了300万日本人的生命，损失不可谓小。但是人口统计表明，八年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人口净增866万人，战后又有600万军人及其家属从海外返回本土，结果战败后的日本人口由1937年的6334万人，骤增到7800万人， 一度出现了一千余万失业、半失业大军，处于严重的就业不足、劳动力过剩状态。因此战争的人员伤亡对战后日本经济没有太大影响，对此恐无异议。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辨证关系，但是单纯以人口多寡来判断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的观点未必是科学的，关键要看人口的素质，而衡量人口素质的基本尺度是教育。早在一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末期，日本的国民教育就巳达到较高程度。在明治初期的1873年，儿童就学率已达到28%；与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英国不相上下，其教育水准令法国人感到“面赤”。到1940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高达99.6%，社会总人口在校学生比率为24%，高于美国（22%）而远远超过英国（14%）。
以教育为基础的“人的资质”还表现在劳动态度、生产技能及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等各个方面。日本人素有勤劳、吃苦的传统，战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美先进生产技术的积极引进效仿，不仅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出各种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而且造就了一批三井、三菱那样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财阀及大型企业。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期间，日本设计生产出一种“续航能力、速度、运动性能都很出色”，“几乎所有方面都比欧美各国的战斗机先进的”零式战斗机，首次在中国战场亮相时，曾令在华美国空军不知所措。其后在太平洋战场上，“零战”大逞淫威，创下一机击毁64架敌机记录。据说战后该飞机的主任设计师崛越二郎还曾据此申请过博士学位。 这个例子说明，战前日本存在着像崛越二郎那样出色的科技人才。这种人才如同“零战”不可能只由崛越一人设计而只能由他所领导的集体共同完成一样，在各行各业广泛存在，不是几个人，而是相当一大批。飞机制造是一项综合技术，它包括动力系统，通讯导航系统及火力系统等，在机械、材料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在设计、生产过程中，有效的协作及严密的组织管理是不可缺少的。”零战”这一凶悍的杀人武器随着战败而毁灭了，但是生产设计它的人及其技术和管理经验却不可能被÷起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对这笔巨大的“无形资本”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日本战败时，其资本主义发展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指导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它也是作为一笔“无形资本”遗留给战后的。如所周知，封建末期的日本是在欧美列强“商品加大炮”政策下，被“逼”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由于其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本国“早产”、世界史上“晚产”的特点，迫使它走了一条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简而言之，其最大特征是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的强力干预。在长期实践中，国家在如何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选择并优先发展重要产业、如何引进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如何进行财政金融政策操作、以及如何进行经济统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都是留给战后的一笔“无形资本”的精神财富。
五、战后初期制约经济复兴的诸因素
如上所述，日本战败时，无论从“有形资本”上看，还是从“无形资本”上看，资本积累的水平和规模与战前相比并无大的差异。如此说来，既然在经济基础方面战败后与战败前基本处在同一起点上，还有什么“战后经济复兴”可言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事实上，战败后日本的经济状况是极其险恶的。与1934－1936年相比(年均指数为100)，1945年8至12月间，工业生产急速下跌，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仅及战前同期的l／10，生活资料生产为战前同期的1／4左右。试以钢铁业为例，1946年，高炉、平炉开工率只有2%。 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战败之年因横跨战时战后两个时期，加之战后初年的混乱状态，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但1946年仅及战前的一半左右。 生产的极度萎缩，使失业人口骤增，并引起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战后仅一年多时间，消费者物价便上涨8倍多，而黑市价格又是同期公价的7倍以上。 平民百姓过的是变卖家产、朝不保夕的“剥笋生活”。总之，当时的日本确是一种满目凄凉、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日本经济的破败根本原因在于发动那场罪恶的战争，并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处在一种极其不利的内外环境之中。
其一，国家处在外国军队占领下而丧失了主权。日本作为战败国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国家的前途命运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数。国家发展目标的丧失、国民心理的恐慌及麻木状态，必然对现实经济活动产生强烈影响。
其二，自战败之年起，美国占领当局便在日本急剧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清洗各界军国主义分子。这对战前垄断日本经济的财阀企业及其代表人物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既然自保尚嫌不虞，何暇顾及经营?
其三，占领及战后改革，使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处在急剧转变之中，而破坏、改造旧体制到建立新体制并使之发挥机能的过程中，各种予盾都趋于表面化、尖锐化。前述生产、分配、消费的逆循环现象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其四，战时日本经济曾被强制纳入战时经济统制轨道，80%的企业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战后，日本虽被允许进行和平经济生产活动，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企业的转产迁移、设备的修复等等，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需要时间，而在“国家、企业、家庭经济开支皆为赤字” 的条件下，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又谈何容易！
其五，根据同盟国的决议，日本必须进行战争赔偿，在有关赔偿计划制定实施前，日本军工企业及财阀大型企业的有关工厂设备须停产封存、等侯处理。据估计，这批工厂数超一千家，其设备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三分之一。不难理解，这批荟萃战前日本工业生产技术及设备精华的军工企业停产封存，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将产生多么重大而现实的影响。
其六，战败后海外殖民地的丧失，同盟国采取的严厉经济封锁政策，几乎把一向依赖海外市场和资源的日本逼入绝境，使人力、设备方面拥有一定条件的日本经济面临无米之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国民经济的资源供给上，海外资源的断绝不能单纯地用减法来计算，而应该考虑其乘数效果，设想海外铁矿石的供给一旦断绝，必将对钢铁及其他所有铁金属制造工业等下游产业的生产产生一系列连锁性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于惨败，但是家底并未输光，只是由于战败后所处的国际环境极其不利才导致战后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前述的“有形资本”及“无形资本”的积累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本”或“潜能”存在，而不能得到“量”的实现。但是，战前留下的这笔可观的遗产，一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外部制约条件得到改善，“潜能”获得解放，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然展示出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起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朝鲜战争和冷战防共给日本提供另一次经济恢复机会)。从内部条件和外部制约两个侧面分析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不仅对搞清问题本身是必要的，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愈加使我们认识到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处在怎样一个起点上？这是个存有争议、许多人似知非知的重要问题。不少外国学者经常用“一片废墟”、“白手起家”来形容日本当时的景况，使得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变得神秘莫测。有人虽注意到战前基础的重要性，但对战后初期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诸多新的内外因素却估计不足、分析乏力。长期以来，人们从各种角度出发，试图揭开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但是如果对其“起点”缺乏基本的认识，就很容易导致种种偏向，基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日本的战争损失
言及战后日本经济起点，首先须搞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问题。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来从事新的生产活动。一般说来，战争损失不外是人与物的损失。
关于人员伤亡，战后主要有如下两种统计。据1948年经济安定总部发表的《我国的战争损失》，日本仅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便有155万军人及其家属、30万平民死亡，总计185万人。却不说这一统计明显存在着低估死亡人数的倾向，即使从其统计的有效年限看，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合理的。其后，根据国会的要求，厚生省援护局又重新进行调查，并于1964年3月1日公布新的统计结果，即自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战败投降，军人及其家属死亡194万人：从宣布投降至海外人员返回日本本土期间，又有18万军人及其家属死于非命。故军人及其家属死亡人数为212，万人，平民死亡人数约90万人。这就是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八年间，日本约有300万军人、家属及一般平民成为法西斯主义殉葬品。这也意味着每5个日本家庭、或每25个日本人中，便有一人死于战火。
关于“领土”的丧失。明治以来，日本先后用武力抢占了台湾、南库页岛和朝鲜，其版图扩张了一倍。1931年，再用武力把二倍于日本本土的中国东北地区变成其殖民地。由于战败，上述区域纷纷独立或解放，日本的疆域又龟缩到明治以前的规模，南端的冲绳、北方的四岛还分别处在美苏占领之下。
关于物的损失，据经济安定本部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及我国的损失综合报告书》，直接及间接国家财富损失额643亿日元，损失率为25%。其中建筑物及家庭私有财产损失率为24.5%和20.5%，工业机械、船舶损失率为34.2%和80.6%。 此外，所有海外资产亦因战败而被强制就地赔偿。当时日本政府曾做过一种测算，若按1935年的国民总收入及年均15%的资本积累率，要把国家财富积累恢复到原来的最高水平，至少需要15年时间。
二、两种比较基准
在分析战争损失和战后经济复兴起点时，一直存在着两种既存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基准，即若统计战争损失额及损失率，则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达到的最高财富积累额及最高设备生产能力与战败时的相应数字作为一对比较权数；而在考察战后经济复兴的经济指标时，却是以全面侵华前的1934－1936年的平均指数、或1937年的经济规模为基准。两种比较基准的并存，容易使人的认识产生混淆。为了认清战后经济的起点，辨明这两种比较基准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必要的。
战后，远东委员会曾作出决议，规定日本的生活水准不得超过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规模。后又将该限定更改为其全面侵华前1934—1936年的平均水平。结果，1934—1936年的平均经济指标即被视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基准。因此，战败时与全面侵华前的经济比较应该是考察战后日本经济起点的主要依据。
尽管如此，战时最高经济规模与战败时的比较决非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反映战争损失状况，而且毕竟也能反映战前日本经济曾经达到的规模，而这些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是不无内在关系的。
鉴于上述理由，不妨把普遍公认的1934－1936年平均经济规模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下限基准，而把战时一度达到的最高经济规模作为经济复兴的上限基准。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战后经济的起点都易于辨明了。事实上，按照这两种基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分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及揭开经济高速增长序幕的1955年前后实现的。
三、“有形资本”的积累
有形资本亦即国家总财富，是可以量化的、以物的形态表现的资本。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社会公共及私人设施和财产等均属于这一范畴。据前述统计资料，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1935年，国家财富积累总额为1868亿日元，战时最高点曾达到1942年的.2531亿日元，1945年战败时为1889亿日元。 这三个数字间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一，日本从全面侵华到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资本积累仍在急剧进行，并且这种积累大于战争消耗，国家财富积累额增长了35.4%；其二，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战败投降期间，战争消耗大于积累，国家总财富较之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1942年减少25.3%；其三，在八年对外侵略战争中，前期积累大于消耗，后期消耗大于积累。总体上看，战败时国家财富积累仍比战前的1935年增长1.1%。这说明八年战争中新增积累几乎全被战争消耗所抵消，至战败时，资本积累仍基本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上。
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战败时残存的“有形资本”的实态。战争末期，日本全土遭到美国空军的“地毯式”轰炸，广岛、长崎更遭到原子弹的洗劫。但是由于战局变化甚快，天皇很快便作出“降伏”决断，东条等鼓吹的“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终来实现，结果使日本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统计资料表明，战败时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铁路运输系统和发电设施(特别是水电)几乎完好保存下来，铁道线路总长略有增长，线路维护完好，运营正常，机车数由1937年的4142台增至5848台，增加41%，货车车皮由7.5万节增至12万节，增加41%，客货运输量分别达到战前的3.39倍和3.15倍。 水力发电能力则由战前的398万千瓦，增加到607万千瓦，增加61.7%。 据说，战后美国在调查对日战略轰炸效果时，对日本铁路交通及发电设备的运营良好状况甚为吃惊，承认它是美国战略轰炸的一大失败。船舶大部分毁于战火，但港口设施及各大船厂却损失轻微。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部门，但同时也是战时发展最快的部门。至战败时，工作母机由2.2万台增至5.4万台，为战前的245%。如与1937年相比，其他主要工业部门设备生产能力是，生铁由300万吨增至560万吨，增长86.6%，钢材由650万吨增至770万吨，增长20%，铅由1.7万吨增至12.9万吨，增长658%，铅由2.8万吨增至4.8万吨，增长71%。而过过磷酸钙、水泥、棉纺机及纤维品生产则下降了42－81%。
由此看来，仅从“有形资本”残存情况看，完全有理由说日本战败时的资本积累与战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既然如此，对战前日本的经济规模、特别是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应有个基本的把握和估价。根据有关研究，日本作为“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到1936年前后，汽车产量居世界第8，钢产量居世界第6，船舶总吨位居世界第3，棉纱产量居世界第2，人造纤维产量及纺织品出口额居世界之首，其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是称霸东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大国。
不了解这一点，或低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26倍于日本本土、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华民族抗战为什么只能是一场持久战，也无法理解日本法西斯何以胆敢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能在扩大侵华兵刃东南亚的同时，与美英等强国血战四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日本的资本积累因战争而停滞了八年，但是除美国是战争的“暴发户”外，德，意自不待言，英、法等国也莫不伤痕累累，经济发展都陷于停滞或倒退，战后都面临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因此，除美国外，很难说战争拉大了日本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间在战前就有的差距。
四、“无形资本”的遗存
所谓“无形资本”的积累，是相对“有形资本”而言的，它是以“人的资质”为核心、难以量化的一种“积累”。这种积累是战火所无法摧毁的，除非人类灭绝。在经济学关于生产的三要素中，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本来就是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人作用于物的结果。
诚然，战争夺去了300万日本人的生命，损失不可谓小。但是人口统计表明，八年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人口净增866万人，战后又有600万军人及其家属从海外返回本土，结果战败后的日本人口由1937年的6334万人，骤增到7800万人， 一度出现了一千余万失业、半失业大军，处于严重的就业不足、劳动力过剩状态。因此战争的人员伤亡对战后日本经济没有太大影响，对此恐无异议。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辨证关系，但是单纯以人口多寡来判断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的观点未必是科学的，关键要看人口的素质，而衡量人口素质的基本尺度是教育。早在一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末期，日本的国民教育就巳达到较高程度。在明治初期的1873年，儿童就学率已达到28%；与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英国不相上下，其教育水准令法国人感到“面赤”。到1940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高达99.6%，社会总人口在校学生比率为24%，高于美国（22%）而远远超过英国（14%）。
以教育为基础的“人的资质”还表现在劳动态度、生产技能及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等各个方面。日本人素有勤劳、吃苦的传统，战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美先进生产技术的积极引进效仿，不仅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出各种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而且造就了一批三井、三菱那样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财阀及大型企业。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期间，日本设计生产出一种“续航能力、速度、运动性能都很出色”，“几乎所有方面都比欧美各国的战斗机先进的”零式战斗机，首次在中国战场亮相时，曾令在华美国空军不知所措。其后在太平洋战场上，“零战”大逞淫威，创下一机击毁64架敌机记录。据说战后该飞机的主任设计师崛越二郎还曾据此申请过博士学位。 这个例子说明，战前日本存在着像崛越二郎那样出色的科技人才。这种人才如同“零战”不可能只由崛越一人设计而只能由他所领导的集体共同完成一样，在各行各业广泛存在，不是几个人，而是相当一大批。飞机制造是一项综合技术，它包括动力系统，通讯导航系统及火力系统等，在机械、材料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在设计、生产过程中，有效的协作及严密的组织管理是不可缺少的。”零战”这一凶悍的杀人武器随着战败而毁灭了，但是生产设计它的人及其技术和管理经验却不可能被÷起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对这笔巨大的“无形资本”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日本战败时，其资本主义发展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指导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它也是作为一笔“无形资本”遗留给战后的。如所周知，封建末期的日本是在欧美列强“商品加大炮”政策下，被“逼”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由于其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本国“早产”、世界史上“晚产”的特点，迫使它走了一条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简而言之，其最大特征是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的强力干预。在长期实践中，国家在如何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选择并优先发展重要产业、如何引进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如何进行财政金融政策操作、以及如何进行经济统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都是留给战后的一笔“无形资本”的精神财富。
五、战后初期制约经济复兴的诸因素
如上所述，日本战败时，无论从“有形资本”上看，还是从“无形资本”上看，资本积累的水平和规模与战前相比并无大的差异。如此说来，既然在经济基础方面战败后与战败前基本处在同一起点上，还有什么“战后经济复兴”可言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事实上，战败后日本的经济状况是极其险恶的。与1934－1936年相比(年均指数为100)，1945年8至12月间，工业生产急速下跌，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仅及战前同期的l／10，生活资料生产为战前同期的1／4左右。试以钢铁业为例，1946年，高炉、平炉开工率只有2%。 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战败之年因横跨战时战后两个时期，加之战后初年的混乱状态，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但1946年仅及战前的一半左右。 生产的极度萎缩，使失业人口骤增，并引起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战后仅一年多时间，消费者物价便上涨8倍多，而黑市价格又是同期公价的7倍以上。 平民百姓过的是变卖家产、朝不保夕的“剥笋生活”。总之，当时的日本确是一种满目凄凉、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日本经济的破败根本原因在于发动那场罪恶的战争，并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处在一种极其不利的内外环境之中。
其一，国家处在外国军队占领下而丧失了主权。日本作为战败国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国家的前途命运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数。国家发展目标的丧失、国民心理的恐慌及麻木状态，必然对现实经济活动产生强烈影响。
其二，自战败之年起，美国占领当局便在日本急剧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清洗各界军国主义分子。这对战前垄断日本经济的财阀企业及其代表人物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既然自保尚嫌不虞，何暇顾及经营?
其三，占领及战后改革，使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处在急剧转变之中，而破坏、改造旧体制到建立新体制并使之发挥机能的过程中，各种予盾都趋于表面化、尖锐化。前述生产、分配、消费的逆循环现象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其四，战时日本经济曾被强制纳入战时经济统制轨道，80%的企业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战后，日本虽被允许进行和平经济生产活动，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企业的转产迁移、设备的修复等等，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需要时间，而在“国家、企业、家庭经济开支皆为赤字” 的条件下，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又谈何容易！
其五，根据同盟国的决议，日本必须进行战争赔偿，在有关赔偿计划制定实施前，日本军工企业及财阀大型企业的有关工厂设备须停产封存、等侯处理。据估计，这批工厂数超一千家，其设备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三分之一。不难理解，这批荟萃战前日本工业生产技术及设备精华的军工企业停产封存，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将产生多么重大而现实的影响。
其六，战败后海外殖民地的丧失，同盟国采取的严厉经济封锁政策，几乎把一向依赖海外市场和资源的日本逼入绝境，使人力、设备方面拥有一定条件的日本经济面临无米之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国民经济的资源供给上，海外资源的断绝不能单纯地用减法来计算，而应该考虑其乘数效果，设想海外铁矿石的供给一旦断绝，必将对钢铁及其他所有铁金属制造工业等下游产业的生产产生一系列连锁性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于惨败，但是家底并未输光，只是由于战败后所处的国际环境极其不利才导致战后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前述的“有形资本”及“无形资本”的积累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本”或“潜能”存在，而不能得到“量”的实现。但是，战前留下的这笔可观的遗产，一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外部制约条件得到改善，“潜能”获得解放，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然展示出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起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朝鲜战争和冷战防共给日本提供另一次经济恢复机会)。从内部条件和外部制约两个侧面分析战后日本经济的起点，不仅对搞清问题本身是必要的，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愈加使我们认识到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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