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与中国道路

“六四” 与中国道路

对于“六四” 的界定并不困难，“六四” 在本质和内容都像是“苏东变革” 的前奏，诉求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六四” 的形式是中国政府最终以暴力阻止了这场反向革命，阻止了中国走上苏东道路。但其结果还是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对中国迅速崛起的解释。不管左右立场，比较一致的认识是 “引入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的崛起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 “接轨” 的结果。其思想基础真是 “六 四” 在本质上的诉求，即所谓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拒斥西方，转向全面接受甚至崇拜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从这一点来说，“六四” 斗士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以“自由化”所推动的改革既获得了成就，也造成了问题。一方面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整个社会迅速进入了 “现代化” 的轨道，使中国跻身于强国之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异加剧、生态环境破坏、腐败恶化以及教育卫生危机。尤其是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人文精神失落”。

由此面临了这样一个悖论：虽然可以方便地将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归咎于一个“外源性” 的祸根，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中国的奇迹也就称不上是“中国” 的成 就，甚至可以说，这是“自由市场神话”或者“西方现代化模式” 在中国的胜出。中国成了“异己文明” 的载体，虽然走向富强，却正在丧失文化的自主性，而且还陷入了西方现代性的物质精神危机。那么就文明创造的意义而言， 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少足以骄傲的成就，也没有多少真实的理由和信心来展望 “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对 “自由主义” 的批判越来越沉寂的原因。

但这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忽视了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影响，以及国家功能逐渐从发展（以GDP增长为中心）转变为社会服务 （关注社会正义、社会福利体系）在现时的主动性，和在未来的优越性。

中国的异军突起，也证明中国并不是单纯的“新自由主义”典范。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历史作一个详细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伟大成就，是那些原因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分化”。在更为深入的解释中，或许可以辨识出“中国模式” 的线索。并因此有人呼唤 “第二次思想解放”。

“再问题化”，首先是要将“中国的现代性”从“西方化” 中剥离出来，去重新发现和理解 “中国要素”（包括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传统，以及60年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如果 “富强的逻辑”与“文明的逻辑”并不等同，那么就需要重新勘定文明发展的道路。对30年来中国崛起“塑造性力量”的重新辩识，“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要打开对未来中国道路及其对世界文明意义的想象空间。

因此，对于中国的自我理解来说，需要严肃地思考，我们甘愿为富强付出多少文明代价。或许，先“强大”后“文明”或者先“西方化”再“脱西方化”，是不得已的策略选择。

但是如果对“强国”的理解和想象受制于实力政治的视野，那么这种强国策略对于未来中华文明的创造，将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性。如果只以“敌我决断” 意识来界定自我，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来确立中国的立场。这种版本的“强国梦”又会陷入一种相当“非中国”的形态，——接受西方的“实力政治” （realpolitik）与“强权即正义”的信条，肯认西方（粗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法则。

这里的悖论性逻辑是：我们以对抗的方式更深地与“敌人”同化，使整个世界更彻底地卷入“西方近代文明”（其实是野蛮版本）体系。这样的一种强国规划，如果 失败是一场灾难，即便成功也谈不上是走向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同样的棋局内更换了选手——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上演的却仍旧是“西洋大戏”， 代替西方成为“西方（野蛮）文明”的传人。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的势力即便衰落，而其“现代精神”仍然在发扬光大，世界也就仍然在现代性危机之中。“强国梦”是不是会按照“越是反抗西方就越是沦陷于西方”的悖论性逻辑展开，解决这种悖论当然不是在主权意义上自甘弱小。但要避免走向“野蛮”的可能趋势，是要摆脱以野蛮抗拒野蛮的悖论。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多样性，警惕同质性的全球化，都是值得称道的文化努力。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确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终结思想界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套用西方的范式来理解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将多种异质文明转换为（貌似普世的） 同质文明，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进程的低级阶段。

从此种意义来说，“六四”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对于“六四”的平反言论只能是一种后退的信号。

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市场化”不够充分（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正相反，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展主义的 “现代化”陷阱。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论， 不是要进一步地加入全球化的“世界主流文明”，还是要扭转这个片面发展导向，寻求中国独创的健康发展模式。

中国应该寻找中国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中国范式”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将天下思想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活力的道德精神力量，来重新发现与 建构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