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在这里不再用书名号，因为我只是用它来代表一个时代，一个信仰低靡的时代。
“广厦”一词我是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学来的。想当年杜甫身居茅屋，心想广厦 --- 不是他的广厦，而是“天下寒士”的广厦，是给大众带来“欢颜”的广厦。
不过我这里的“广厦”不指建筑物，而是指一种精神架构，一种积极的，承前启后的、浪漫的精神架构。
回首我们的三千年文化，那是一种什么架构呢？虽然有和儒并行的道家，后来又有佛学的传入，我们三千年人伦和信念以及道德准则，是儒家式的，更进一步说，是仁和礼。
孔子的仁和礼是一根人伦棒子贯穿起来的羊肉串：说穿了是一回事。樊迟是孔子不太得意的门生，曾因请教种庄稼的事被孔子斥为“小人”。他问“仁”是啥意思，孔子就草草回一句：“爱人。”当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问仁时，孔子就比较凝重地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人伦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礼是孔学核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子扔给樊迟一句“爱人”，再也没作任何解释。不仅孔子没有，历代经学家继承孔学衣钵，没有也不可能对一个“爱”字做任何人性层次上的解释。所以，我们不用对孔子草草的一句“爱人”做任何一厢情愿的发挥。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对汉唐宋清的论语注疏正义集解等等进行一番疏理，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孔子的“仁礼”学里挖出一点点平等博爱的宝贝来。
孔学的仁和礼包含了桎捁人性的成分。但是到了孟子，平民思想迸出了灿烂的火花。 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学的民本宣言。这个思想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教条礼法没有交集。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直接孕育出了范仲奄式的中国古代文人胸襟和理想。可惜，孟子的平民思想没有能够感动满脑子封建专制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们，充其量成了他们粉饰自己“亲政爱民”的工具。
孔孟虽有不同，但是经学家们、御用文人们可以用对仁和义的宽泛解释来把两位圣人的学说串联起来，融合成一个体系。孔孟体系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达两千多年。你说它没有长处？当然不是。孔子最了不起的教诲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充满了和为贵的善念。而孟子，除了他的民本思想外，他还树立了义对利的绝对驾驭。对于物欲横流的人世，舍生取义的信念是矫枉需过正的伟大典范。
孟子的义很接近我们今天说的信念。他自己解释过：“义，路也。” 又说：“羞恶之心，义也。”他更盛赞：“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构成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华夏脊梁。
一场文革春秋，彻底的唯物主义横扫一切精神的主宰，孟子也不幸成了孔子的殉葬品。文革“摧枯拉朽”的结果之一，就是带给几代人信仰的失落。“义”也好，“主义”也好，“信念”也罢，一个意思，一个命运，就是被人们所嘲讽和唾弃，成了文明角落里不值的东西。今天，就算要重新建立这个义对利的驾驭，“义”又是什么？什么内涵，什么外延？
没有了这“义”，人心成了一个空洞，行为宛如摸着石头过河。
回到《蜗居》，《蜗居》情爱故事里最让我颤抖的，不是海藻的失贞。而是海藻的姐姐海萍的妥协、取利、同流合污和无法给妹妹明确的引导；是人生理论朗朗上口的宋思明以及他的那一桌男同学对一男多“奶”的热衷和熟视无睹，是宋思明的太太和她的那批“贴心姐妹”的女性自卑和庸俗。什么叫没有准则和信仰，这就是了。
海萍接受了妹妹用忠贞换来的物质，这么一个姐姐，这么一个人，后来因为那个日本母亲对儿子的苛刻而放弃了一份可观的辅导工作，这个情节和前面的许多故事描绘是矛盾的。海萍的形象在这里失去了她的内在一致性和真实性。
海藻，不管怎么样，她是个知恩图报的姑娘（这是我最欣赏她的地方），她的良知使她总是显得忐忑不安，从这个角度上看，她仍然不失为单纯，至少她还没有被社会的大染缸整个变色。
尽管海萍的形象有其矛盾不符合逻辑的一面，总的说来，《蜗居》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当今社会人文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揭示和描绘。做为观众的我，做为评论者的我，更做为写作者的我，我不愿意仅仅停留在揭示和描绘现实消极处这个点上，因为假如停留在这个点上，那么一切现实主义作品都会失去它的意义。所以，在这蜗居的荒漠里，我呼唤广厦；在这横流的沧海里，我呼唤那一个叫做“义”的东西。
想起了使徒保罗。正是这个曾经残害基督徒后来全身心献给基督事业的保罗，这个受尽了危险、威胁、困顿和孤独的保罗，成了把基督福音传遍世界的第一个人。保罗的优秀品德之一，就是在漆黑中看到光明并把这光明分享给世界。大家都知道他著名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他在不无沮丧的心境下写下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因为我软弱，所以我坚强。想想这句话的含义和它对人生的意义吧。
《蜗居》之我爱 （7）
《蜗居》之我爱 （4）
《蜗居》之我爱 （1）
《蜗居》之我爱 （6）
复合 （短篇小说）上
分享我的灵命和信念：Hold on to the Faith
“广厦”一词我是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学来的。想当年杜甫身居茅屋，心想广厦 --- 不是他的广厦，而是“天下寒士”的广厦，是给大众带来“欢颜”的广厦。
不过我这里的“广厦”不指建筑物，而是指一种精神架构，一种积极的，承前启后的、浪漫的精神架构。
回首我们的三千年文化，那是一种什么架构呢？虽然有和儒并行的道家，后来又有佛学的传入，我们三千年人伦和信念以及道德准则，是儒家式的，更进一步说，是仁和礼。
孔子的仁和礼是一根人伦棒子贯穿起来的羊肉串：说穿了是一回事。樊迟是孔子不太得意的门生，曾因请教种庄稼的事被孔子斥为“小人”。他问“仁”是啥意思，孔子就草草回一句：“爱人。”当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问仁时，孔子就比较凝重地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人伦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礼是孔学核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子扔给樊迟一句“爱人”，再也没作任何解释。不仅孔子没有，历代经学家继承孔学衣钵，没有也不可能对一个“爱”字做任何人性层次上的解释。所以，我们不用对孔子草草的一句“爱人”做任何一厢情愿的发挥。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对汉唐宋清的论语注疏正义集解等等进行一番疏理，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孔子的“仁礼”学里挖出一点点平等博爱的宝贝来。
孔学的仁和礼包含了桎捁人性的成分。但是到了孟子，平民思想迸出了灿烂的火花。 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学的民本宣言。这个思想和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教条礼法没有交集。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直接孕育出了范仲奄式的中国古代文人胸襟和理想。可惜，孟子的平民思想没有能够感动满脑子封建专制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们，充其量成了他们粉饰自己“亲政爱民”的工具。
孔孟虽有不同，但是经学家们、御用文人们可以用对仁和义的宽泛解释来把两位圣人的学说串联起来，融合成一个体系。孔孟体系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达两千多年。你说它没有长处？当然不是。孔子最了不起的教诲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充满了和为贵的善念。而孟子，除了他的民本思想外，他还树立了义对利的绝对驾驭。对于物欲横流的人世，舍生取义的信念是矫枉需过正的伟大典范。
孟子的义很接近我们今天说的信念。他自己解释过：“义，路也。” 又说：“羞恶之心，义也。”他更盛赞：“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构成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华夏脊梁。
一场文革春秋，彻底的唯物主义横扫一切精神的主宰，孟子也不幸成了孔子的殉葬品。文革“摧枯拉朽”的结果之一，就是带给几代人信仰的失落。“义”也好，“主义”也好，“信念”也罢，一个意思，一个命运，就是被人们所嘲讽和唾弃，成了文明角落里不值的东西。今天，就算要重新建立这个义对利的驾驭，“义”又是什么？什么内涵，什么外延？
没有了这“义”，人心成了一个空洞，行为宛如摸着石头过河。
回到《蜗居》，《蜗居》情爱故事里最让我颤抖的，不是海藻的失贞。而是海藻的姐姐海萍的妥协、取利、同流合污和无法给妹妹明确的引导；是人生理论朗朗上口的宋思明以及他的那一桌男同学对一男多“奶”的热衷和熟视无睹，是宋思明的太太和她的那批“贴心姐妹”的女性自卑和庸俗。什么叫没有准则和信仰，这就是了。
海萍接受了妹妹用忠贞换来的物质，这么一个姐姐，这么一个人，后来因为那个日本母亲对儿子的苛刻而放弃了一份可观的辅导工作，这个情节和前面的许多故事描绘是矛盾的。海萍的形象在这里失去了她的内在一致性和真实性。
海藻，不管怎么样，她是个知恩图报的姑娘（这是我最欣赏她的地方），她的良知使她总是显得忐忑不安，从这个角度上看，她仍然不失为单纯，至少她还没有被社会的大染缸整个变色。
尽管海萍的形象有其矛盾不符合逻辑的一面，总的说来，《蜗居》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当今社会人文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揭示和描绘。做为观众的我，做为评论者的我，更做为写作者的我，我不愿意仅仅停留在揭示和描绘现实消极处这个点上，因为假如停留在这个点上，那么一切现实主义作品都会失去它的意义。所以，在这蜗居的荒漠里，我呼唤广厦；在这横流的沧海里，我呼唤那一个叫做“义”的东西。
想起了使徒保罗。正是这个曾经残害基督徒后来全身心献给基督事业的保罗，这个受尽了危险、威胁、困顿和孤独的保罗，成了把基督福音传遍世界的第一个人。保罗的优秀品德之一，就是在漆黑中看到光明并把这光明分享给世界。大家都知道他著名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他在不无沮丧的心境下写下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因为我软弱，所以我坚强。想想这句话的含义和它对人生的意义吧。
《蜗居》之我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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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之我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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