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对“YST:台灣的統派”的评论之三（zt）
也說毛澤東 由YST市長新作談起
這幾天，在天下，毛澤東又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市長每一次對大陸人動怒幾乎都要牽扯到毛澤東。這次事情的導火索其實跟毛澤東毫無關聯，不過最後也還是遷怒到了老毛的頭上。
市長的看法並不難理解。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説，共產黨的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國民黨在臺灣沒有搞什麽革命，今天也照樣活得挺好，而且還比大陸更加的滋潤。由此得到的一個很自然的結論就是毛澤東最後20年沒干好事。
對於大陸人來説，事情卻沒有這麽簡單。不管喜歡還是反對，崇拜或是痛恨，毛澤東給這個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且其影響持續發酵，經常在人們以爲已經式微的時間和地點出現。
在毛澤東進行著他的社會實驗的時候，全世界有兩處世外桃源，一個是蘇聯和它的一群附庸國，另一個就是臺灣。而在臺灣之外的“自由世界”，Maoist已經是左翼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在高舉毛澤東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年輕的“非主流”之中，甚至包括了後來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和外長菲舍爾。基辛格也不得不要求哈佛的學生去研究毛澤東的著作。
相比較而言，最不重視毛澤東的，反而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這其中既包括了海外，也包括了臺灣，還包含大陸80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右派人士。
生活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往往跟中共的意見相左，提出不少標新立異的見解。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毛澤東。提起毛澤東來，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中宣部的傳聲筒，所有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背誦《中國共産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不覺得不正常嗎？這些每天標榜自己“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華”的人們，竟然破天荒地和中共保持了同一步調！看來必然有一方出了問題，不是反共的人有問題，就是共產黨有問題。
這些人都樂觀地相信，毛澤東建國后扮演的角色不過是個歷史的小丑，毛澤東時代不過是中國人暈頭轉向栽進了糞坑，中國沒有毛澤東，今天的日子必定會更好。假以時日，毛澤東的流毒總會被剷得一乾二淨。
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本文不是什麽大部頭的文章，只想談談最近天下比較熱門的或是我個人感興趣的幾個話題：
1. 毛澤東什麽時候死合適？
市長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如果毛澤東在1950年代嗚呼了，那他就是个完人了。
看起來是有道理的，因爲目前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只有1949年之前是沒有爭議的。擁護共產黨的人都承認他締造了新中國，反對共產黨的人也都承認他炮製出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之後的問題就大了，幾乎每個問題都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
我承認如果毛澤東早四五年離世，中國的開放會提前幾年。在最後的幾年，很多事情都已經是心照不宣了，毛澤東本人也開始為後來的開放鋪路——中美關係正常化、重提“四個現代化”、糾正個人崇拜（七十年代的宣傳刪去了文革初期使用的過火詞彙，民間的《毛主席語錄》和像章也被有組織地收繳）、放鬆意識形態的控制（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談話）。問題在於，當時的毛澤東已是風燭殘年，實在沒有精力親力親為了，而下面的人又被整怕了，雖然心知肚明，但是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很多早就可以做的事情硬是拖到了1976年。
但若說要毛澤東早二十年嗚呼，那迎接中國的只有天下大亂。
赫魯曉夫曾經感慨：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該多好！
中國人替赫魯曉夫算了這樣一筆帳：斯大林死于1953年，往上數十年是1943年，正是衛國戰爭轉入全面反攻的時間。這個時候是誰最盼望斯大林死呢？
同樣，要判斷毛澤東應不應該早二十年進棺材，那就要看五十年代的中國和七十年代的中國到底一樣不一樣。如果七十年代的中國和五十年代一模一樣，甚至還不如五十年代。那麽我們可以說，中共應該在五十年代，三杯鴆酒灌死老毛，然後改革開放，中國人馬上就富起來了。
七十年代的中國是以一個什麽樣的身份和地位開放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僅有的五個核大國之一，掌握了洲際導彈，擁有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並且積累了雄厚的國有資本。美國不得不放棄了對抗而選擇對話，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些條件在五十年代是不具備的。
沒有“兩彈一星”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沒有還清外債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沒有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了一百年，中國崛起了嗎？
1959年，訪美歸來的赫魯曉夫正式決定撤回援華專家，停止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計劃，並且銷毀一切圖紙和資料。毛澤東如果在那個時候嚥氣，中國第二天就會被架上談判桌，然後開始“無核化進程”。
沒有“兩彈一星”，中國還打算崛起嗎？等待中國的只能是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被蕩平，重新陷入貧窮與戰亂。
沒有毛澤東，中國能頂住壓力搞出“兩彈一星”嗎？等待中國的只能是像伊朗和朝鮮那樣，被架上談判桌，既不談也不打，活活把你拖死。
有人說，日本人也沒搞核武器，人家不也過得很好嗎？
不錯，蔣介石當年正是如此。在四十年代的中國，上演著和今天的日本、韓國一模一樣的故事：美國大兵在中國的土地上強姦婦女、開車撞死人，然後去享受友邦的崇高禮遇。
1949年的中國，經歷了一百年的蹂躪與創傷，像一個遍體鱗傷的重症傷員，他必須回到後方安心養傷，等到恢復元氣才可以上戰場。
主張中國從1950年就開放的人，是希望這個傷員帶傷衝進槍林彈雨，就算爬也不能停下，直到徹底斷氣爲止。
主張中國永遠不開放的人，就等於讓一個戰士永遠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躺到肌肉萎縮、器官衰竭。
2. 鄧小平是不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把鄧小平吹捧成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千古奇才。
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只是請各位去讀一讀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篇幅不長，網上多的是。讀完以後就會明白，假如當年林彪刺殺毛澤東得手，今天無數正義凜然、浩氣薄云的“愛國人士”嘴裏的“鄧公”就都要變成“林公”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是這麽軟骨頭，禮義廉恥到了金錢面前一文不值，誰給自己發財的機會誰就是No.1。走投無路的時候大罵獨裁專制、封建復辟，等到獨裁者把踩在他們身上的腳鬆開一點了，馬上“蔣公”“鄧公”叫得比親爹還親。中國的貧農崇拜毛澤東時還有翻身做主人的尊嚴感，中國的資產階級一面罵個人崇拜一面搞個人崇拜，而且搞起個人崇拜來完全把自己降格成爲搖尾乞憐的奴才，等著“鄧公”給自己播灑雨露，比諸他們自己無限鄙夷的“毛毛”們，其噁心和肉麻不知要加上多少倍。不知這些自命清高的先生們高在何處。
七十年代的中國要往何處去，這並不是一個多困難的問題，決不存在鄧小平想得出來而別人都想不出來的顧慮。林彪也好，華國鋒也好，四人幫也好，鄧小平也好（劉少奇有沒有這個腦子我不肯定），誰都清楚自己上臺以後應該幹什麽，問題只在於如何能夠搶到大位而已。毛澤東活著，每個人都必須在既定的政治路綫上賽跑，不管你心裏怎麽想，和今天臺灣的情形十分相似。林彪對此曾經有過精辟的總結，他說：領導左，你就比他更左；領導右，你就比他更右。
即便在毛澤東死後，同樣的東西依然束縛著華國鋒，讓他不得不做出“兩個凡是”的宣誓。其實誰都清楚，華國鋒自粉碎四人幫之後一直馬不停蹄地修改毛澤東的政策，“兩個凡是”不過是在當時敏感的政治氛圍中的一種姿態，根本同實際的政策不搭鈎。華國鋒當時如若帶頭批毛，鄧小平必然以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名把他整下去。原則在這裡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不加你華國鋒玩。
七十年代的中國如果真如後來人所說，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那麽各路諸侯要考慮的就不是篡黨奪權，而是籌劃自己外逃的目的地了。私有化算不上什麽創舉，唯一的不同點只在於戈爾巴喬夫沒敢在紅場上開槍而鄧小平敢。如若當年蘇共的領導人夠狠，今天的蘇共不見得比中共混得差。
3. 誰最恨毛澤東？
在大陸，哪一個年齡段的人最恨毛澤東？
YST市長生活在臺灣，自然很少有機會直觀地了解大陸。在市長看來，80後出現擁護毛澤東的人是因爲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必然對毛澤東恨之入骨。
事實恰恰相反，最恨毛澤東的並非親歷文革並且被耽誤了學業以至後來的人生的50後，恰恰是對於文革根本沒有任何清晰印象的60後和70後。
這一代人出生的時候趕上了毛澤東的尾巴。那個時候他們還都少小不更事，甚或還在繈褓之中。等到稍微有一點接受能力了，就趕上了80年代國内外聯合上演的反毛大合唱。
反對藏獨的時候，人們總是質問歐洲人：你們去過西藏嗎？你們了解西藏嗎？你們知道今天生活在西藏的人們怎麽想嗎？西藏人還沒說什麽，你們瞎起什麽哄？
但是到了批判文革的時候，同樣的錯誤人們卻渾然不覺：沒經歷過文革的人——香港人、臺灣人、海外華人、70後，比經歷過文革的人衝得更靠前。
突然一下子從封閉走向開放，中國人仿佛劉姥姥進大觀園，瞧見什麽都新鮮。那個年代最流行的話就是“瞧人家美國...”70後發現了無數的理由來證明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更高明、更有發言權：我們知道毛澤東泡了多少女人，你們知道嗎？我們知道列寧得過梅毒，你們知道嗎？我們知道美國有多濶，你們知道嗎？我們吃過肯德基，你們吃過嗎？我們會玩大哥大，你們會嗎？我們的國際知識都來自Voice of America，你們行嗎？70後覺得自己把這個世界看透了，什麽都懂，什麽都會，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衆人皆醉我獨醒。他們以爲只要和共產黨不一樣就是“開悟”了，於是就開始按照自己的頭腦改造世界。“六四”就是70後製造出來的惡果。
前一陣在網上被無數人痛駡的“蘭董”，正是70後無知、愚蠢、淺薄、狂妄的典型。用各種華而不實的東西來掩蓋自己靈魂的空虛，“六四”的領袖們也是如此。嘴上喊著自由民主，暗地裏比賽誰騙的錢多，騙夠了錢就來個華麗的轉身，淡出政壇，自己開公司，然後娶妻生子，安享天倫之樂。這就是70後的“信念”。中國若是在1992年舉辦奧運，不知道在巴黎的大街上會有多少“來自中國的民主鬥士”幫助藏獨一塊搶火炬。
如果誰的思想和這群人不謀而合了，那可真有點危險。
市長提到了兒子鬥父母。三反五反的情況我沒了解過，不過文革倒真是有親歷者。
我祖父那時候是標準的走資派，而我祖母則是1957年的右派，而且是沒摘帽的。我父親自然就面臨了這樣的抉擇：或者和父母“劃清界限”，跟革命群衆站在一起批鬥走資派；或者頑固不化，做走資派的“狗崽子”。我父親選擇了後者。
當時我母親住的地方離我祖父的學校很近，不過她那時候和我父親還不認識。鬥我祖父那天，她只聽到胡同裏面有人讓：“哎，南邊那個學校鬥校長呢！去瞧瞧！”於是就跟著一幫人撒丫子跑去看熱鬧。看到的場面，是走資派被押上臺，後面跟著一群陪綁的“狗崽子”，也就是我父親和我的叔叔伯伯們。
那時候我母親萬也想不到，她身上的紅線的另一端，竟是拴在臺上的“狗崽子”中的一個身上。
直到現在，“狗崽子”仍然是我父母開玩笑時的話題。
然而，我父親和我的叔叔伯伯們無一例外地都成爲了徹底的毛派。他們都清楚自己在文革中耽誤了什麽，但是他們認爲毛澤東給了他們更重要的東西，幫助他們看清那些其他的當權者都不願意告訴人們的東西。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在用當年學到的東西來分析這個社會，並且能夠得到相當精辟的結論。
我知道各位想說什麽，你們想說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隨你們怎麽說吧。
4. 江澤民是個聰明人
江澤民執政期間，在對待毛澤東和新左派的問題上，有兩個大手筆，非常出色。頭一次是捧，後一次是壓，這一捧一壓，表明了他是個聰明人。
“捧”是在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空前紀念活動。這種規模的活動在鄧小平時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當時鄧小平已經發表南巡講話，公開對左派思潮的復蘇表達了不滿，而且一度有傳言説是鑒于江澤民向左派過度妥協，有撤換江澤民的打算。江澤民面臨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江澤民仍然頂住壓力，掀起了中共歷史上空前而且很可能也是絕後的紀念毛澤東的活動。
江澤民的做法是明智的。當時的中國，剛剛從“六四”中走出，民間的不滿情緒還沒有完全化解。整個八十年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節節敗退讓共產黨在政治上十分被動。江澤民通過紀念毛澤東，重新喚起了中國傳統的支持者的共鳴，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鞏固基本盤”。讓人們暫時地忘記了現實生活中貪污腐敗官倒的共產黨，想起當年大公無私、英勇無畏的共產黨。這對於化解當時的社會矛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們重新想起了共產黨的好。
毛澤東的影響持續發酵，終于在1997年前后爆發。1996年股市崩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從金融危機的出現來看，1996年中央提前把股市徹底砸死的做法，雖然笨拙，卻並非毫無來頭。但不管怎麽樣，經濟危機還是出現了。而中國的國企改制也正好在那個時間，因那個機緣，走到了一個瓶頸上。大量國企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率激增，官僚腐敗有增無減，這一切把國家推到了動亂的邊緣。有工人在會議上這樣質問厰領導：“你們說鄧小平這麽好那麽好，我問問，毛主席那會兒，有哪個工廠倒閉了？有哪個工人下崗了？”在足球賽的看臺上，回蕩的不是“歐雷歐雷歐雷歐雷”，而是50年前的革命歌曲《咱們工人有力量》。另一首歌曲《社會主義好》則被重新填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不高，反動派，沒打倒，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民間各種諷刺時政、諷刺領導人的歌謠層出不窮。學界左派思潮風起雲湧，質疑改革、要求刹車的聲音不絕于耳。而鄧小平此時也撒手西歸，無法再去“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江澤民此時又做出了明智的選擇，那就是彈壓左派，大樹特樹鄧小平，堅持推進改革。舊的體制當然無法長久維持，這一関是遲早要過。挺過去，中國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就基本建成，經濟改革的任務就基本完成了。如果不過這一関，今天胡溫的盛世是見不到的。
這一過程也帶來了中國社會的徹底分裂。左派從此放棄幻想，轉入民間，開始走更爲純粹的底層路綫，並且更加堅定地奉行毛澤東思想，公開提出為文革翻案。右派也開始更爲露骨地表達他們自己的訴求。
社會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的，每個群體又有自己獨特的訴求。毛澤東既然一生致力於底層的運動，那麽，今天的毛澤東思想成爲底層湧動的思潮一點也不新鮮。同時，作爲戰略傢的毛澤東也同樣讓精英階層各取所需，從中找到他們的“商戰制勝法寶”。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中共黨史的教授曾經講過：“我們研究毛澤東，我們了解的越多，可能我們對這個人的印象越壞，我們不喜歡這個人。但是，我們沒有人能否認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看到的還不是全部，以後還會看到更長久更深遠的影響。”
也說毛澤東 由YST市長新作談起
這幾天，在天下，毛澤東又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市長每一次對大陸人動怒幾乎都要牽扯到毛澤東。這次事情的導火索其實跟毛澤東毫無關聯，不過最後也還是遷怒到了老毛的頭上。
市長的看法並不難理解。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説，共產黨的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國民黨在臺灣沒有搞什麽革命，今天也照樣活得挺好，而且還比大陸更加的滋潤。由此得到的一個很自然的結論就是毛澤東最後20年沒干好事。
對於大陸人來説，事情卻沒有這麽簡單。不管喜歡還是反對，崇拜或是痛恨，毛澤東給這個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且其影響持續發酵，經常在人們以爲已經式微的時間和地點出現。
在毛澤東進行著他的社會實驗的時候，全世界有兩處世外桃源，一個是蘇聯和它的一群附庸國，另一個就是臺灣。而在臺灣之外的“自由世界”，Maoist已經是左翼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在高舉毛澤東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年輕的“非主流”之中，甚至包括了後來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和外長菲舍爾。基辛格也不得不要求哈佛的學生去研究毛澤東的著作。
相比較而言，最不重視毛澤東的，反而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這其中既包括了海外，也包括了臺灣，還包含大陸80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右派人士。
生活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往往跟中共的意見相左，提出不少標新立異的見解。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毛澤東。提起毛澤東來，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中宣部的傳聲筒，所有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背誦《中國共産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不覺得不正常嗎？這些每天標榜自己“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華”的人們，竟然破天荒地和中共保持了同一步調！看來必然有一方出了問題，不是反共的人有問題，就是共產黨有問題。
這些人都樂觀地相信，毛澤東建國后扮演的角色不過是個歷史的小丑，毛澤東時代不過是中國人暈頭轉向栽進了糞坑，中國沒有毛澤東，今天的日子必定會更好。假以時日，毛澤東的流毒總會被剷得一乾二淨。
問題是，真的是這樣嗎？
本文不是什麽大部頭的文章，只想談談最近天下比較熱門的或是我個人感興趣的幾個話題：
1. 毛澤東什麽時候死合適？
市長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如果毛澤東在1950年代嗚呼了，那他就是个完人了。
看起來是有道理的，因爲目前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只有1949年之前是沒有爭議的。擁護共產黨的人都承認他締造了新中國，反對共產黨的人也都承認他炮製出了“偽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之後的問題就大了，幾乎每個問題都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
我承認如果毛澤東早四五年離世，中國的開放會提前幾年。在最後的幾年，很多事情都已經是心照不宣了，毛澤東本人也開始為後來的開放鋪路——中美關係正常化、重提“四個現代化”、糾正個人崇拜（七十年代的宣傳刪去了文革初期使用的過火詞彙，民間的《毛主席語錄》和像章也被有組織地收繳）、放鬆意識形態的控制（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談話）。問題在於，當時的毛澤東已是風燭殘年，實在沒有精力親力親為了，而下面的人又被整怕了，雖然心知肚明，但是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很多早就可以做的事情硬是拖到了1976年。
但若說要毛澤東早二十年嗚呼，那迎接中國的只有天下大亂。
赫魯曉夫曾經感慨：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該多好！
中國人替赫魯曉夫算了這樣一筆帳：斯大林死于1953年，往上數十年是1943年，正是衛國戰爭轉入全面反攻的時間。這個時候是誰最盼望斯大林死呢？
同樣，要判斷毛澤東應不應該早二十年進棺材，那就要看五十年代的中國和七十年代的中國到底一樣不一樣。如果七十年代的中國和五十年代一模一樣，甚至還不如五十年代。那麽我們可以說，中共應該在五十年代，三杯鴆酒灌死老毛，然後改革開放，中國人馬上就富起來了。
七十年代的中國是以一個什麽樣的身份和地位開放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僅有的五個核大國之一，掌握了洲際導彈，擁有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並且積累了雄厚的國有資本。美國不得不放棄了對抗而選擇對話，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些條件在五十年代是不具備的。
沒有“兩彈一星”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沒有還清外債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沒有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的中國開放之後會是什麽樣子？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了一百年，中國崛起了嗎？
1959年，訪美歸來的赫魯曉夫正式決定撤回援華專家，停止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計劃，並且銷毀一切圖紙和資料。毛澤東如果在那個時候嚥氣，中國第二天就會被架上談判桌，然後開始“無核化進程”。
沒有“兩彈一星”，中國還打算崛起嗎？等待中國的只能是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被蕩平，重新陷入貧窮與戰亂。
沒有毛澤東，中國能頂住壓力搞出“兩彈一星”嗎？等待中國的只能是像伊朗和朝鮮那樣，被架上談判桌，既不談也不打，活活把你拖死。
有人說，日本人也沒搞核武器，人家不也過得很好嗎？
不錯，蔣介石當年正是如此。在四十年代的中國，上演著和今天的日本、韓國一模一樣的故事：美國大兵在中國的土地上強姦婦女、開車撞死人，然後去享受友邦的崇高禮遇。
1949年的中國，經歷了一百年的蹂躪與創傷，像一個遍體鱗傷的重症傷員，他必須回到後方安心養傷，等到恢復元氣才可以上戰場。
主張中國從1950年就開放的人，是希望這個傷員帶傷衝進槍林彈雨，就算爬也不能停下，直到徹底斷氣爲止。
主張中國永遠不開放的人，就等於讓一個戰士永遠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躺到肌肉萎縮、器官衰竭。
2. 鄧小平是不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把鄧小平吹捧成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千古奇才。
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只是請各位去讀一讀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篇幅不長，網上多的是。讀完以後就會明白，假如當年林彪刺殺毛澤東得手，今天無數正義凜然、浩氣薄云的“愛國人士”嘴裏的“鄧公”就都要變成“林公”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是這麽軟骨頭，禮義廉恥到了金錢面前一文不值，誰給自己發財的機會誰就是No.1。走投無路的時候大罵獨裁專制、封建復辟，等到獨裁者把踩在他們身上的腳鬆開一點了，馬上“蔣公”“鄧公”叫得比親爹還親。中國的貧農崇拜毛澤東時還有翻身做主人的尊嚴感，中國的資產階級一面罵個人崇拜一面搞個人崇拜，而且搞起個人崇拜來完全把自己降格成爲搖尾乞憐的奴才，等著“鄧公”給自己播灑雨露，比諸他們自己無限鄙夷的“毛毛”們，其噁心和肉麻不知要加上多少倍。不知這些自命清高的先生們高在何處。
七十年代的中國要往何處去，這並不是一個多困難的問題，決不存在鄧小平想得出來而別人都想不出來的顧慮。林彪也好，華國鋒也好，四人幫也好，鄧小平也好（劉少奇有沒有這個腦子我不肯定），誰都清楚自己上臺以後應該幹什麽，問題只在於如何能夠搶到大位而已。毛澤東活著，每個人都必須在既定的政治路綫上賽跑，不管你心裏怎麽想，和今天臺灣的情形十分相似。林彪對此曾經有過精辟的總結，他說：領導左，你就比他更左；領導右，你就比他更右。
即便在毛澤東死後，同樣的東西依然束縛著華國鋒，讓他不得不做出“兩個凡是”的宣誓。其實誰都清楚，華國鋒自粉碎四人幫之後一直馬不停蹄地修改毛澤東的政策，“兩個凡是”不過是在當時敏感的政治氛圍中的一種姿態，根本同實際的政策不搭鈎。華國鋒當時如若帶頭批毛，鄧小平必然以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名把他整下去。原則在這裡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不加你華國鋒玩。
七十年代的中國如果真如後來人所說，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那麽各路諸侯要考慮的就不是篡黨奪權，而是籌劃自己外逃的目的地了。私有化算不上什麽創舉，唯一的不同點只在於戈爾巴喬夫沒敢在紅場上開槍而鄧小平敢。如若當年蘇共的領導人夠狠，今天的蘇共不見得比中共混得差。
3. 誰最恨毛澤東？
在大陸，哪一個年齡段的人最恨毛澤東？
YST市長生活在臺灣，自然很少有機會直觀地了解大陸。在市長看來，80後出現擁護毛澤東的人是因爲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必然對毛澤東恨之入骨。
事實恰恰相反，最恨毛澤東的並非親歷文革並且被耽誤了學業以至後來的人生的50後，恰恰是對於文革根本沒有任何清晰印象的60後和70後。
這一代人出生的時候趕上了毛澤東的尾巴。那個時候他們還都少小不更事，甚或還在繈褓之中。等到稍微有一點接受能力了，就趕上了80年代國内外聯合上演的反毛大合唱。
反對藏獨的時候，人們總是質問歐洲人：你們去過西藏嗎？你們了解西藏嗎？你們知道今天生活在西藏的人們怎麽想嗎？西藏人還沒說什麽，你們瞎起什麽哄？
但是到了批判文革的時候，同樣的錯誤人們卻渾然不覺：沒經歷過文革的人——香港人、臺灣人、海外華人、70後，比經歷過文革的人衝得更靠前。
突然一下子從封閉走向開放，中國人仿佛劉姥姥進大觀園，瞧見什麽都新鮮。那個年代最流行的話就是“瞧人家美國...”70後發現了無數的理由來證明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更高明、更有發言權：我們知道毛澤東泡了多少女人，你們知道嗎？我們知道列寧得過梅毒，你們知道嗎？我們知道美國有多濶，你們知道嗎？我們吃過肯德基，你們吃過嗎？我們會玩大哥大，你們會嗎？我們的國際知識都來自Voice of America，你們行嗎？70後覺得自己把這個世界看透了，什麽都懂，什麽都會，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衆人皆醉我獨醒。他們以爲只要和共產黨不一樣就是“開悟”了，於是就開始按照自己的頭腦改造世界。“六四”就是70後製造出來的惡果。
前一陣在網上被無數人痛駡的“蘭董”，正是70後無知、愚蠢、淺薄、狂妄的典型。用各種華而不實的東西來掩蓋自己靈魂的空虛，“六四”的領袖們也是如此。嘴上喊著自由民主，暗地裏比賽誰騙的錢多，騙夠了錢就來個華麗的轉身，淡出政壇，自己開公司，然後娶妻生子，安享天倫之樂。這就是70後的“信念”。中國若是在1992年舉辦奧運，不知道在巴黎的大街上會有多少“來自中國的民主鬥士”幫助藏獨一塊搶火炬。
如果誰的思想和這群人不謀而合了，那可真有點危險。
市長提到了兒子鬥父母。三反五反的情況我沒了解過，不過文革倒真是有親歷者。
我祖父那時候是標準的走資派，而我祖母則是1957年的右派，而且是沒摘帽的。我父親自然就面臨了這樣的抉擇：或者和父母“劃清界限”，跟革命群衆站在一起批鬥走資派；或者頑固不化，做走資派的“狗崽子”。我父親選擇了後者。
當時我母親住的地方離我祖父的學校很近，不過她那時候和我父親還不認識。鬥我祖父那天，她只聽到胡同裏面有人讓：“哎，南邊那個學校鬥校長呢！去瞧瞧！”於是就跟著一幫人撒丫子跑去看熱鬧。看到的場面，是走資派被押上臺，後面跟著一群陪綁的“狗崽子”，也就是我父親和我的叔叔伯伯們。
那時候我母親萬也想不到，她身上的紅線的另一端，竟是拴在臺上的“狗崽子”中的一個身上。
直到現在，“狗崽子”仍然是我父母開玩笑時的話題。
然而，我父親和我的叔叔伯伯們無一例外地都成爲了徹底的毛派。他們都清楚自己在文革中耽誤了什麽，但是他們認爲毛澤東給了他們更重要的東西，幫助他們看清那些其他的當權者都不願意告訴人們的東西。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在用當年學到的東西來分析這個社會，並且能夠得到相當精辟的結論。
我知道各位想說什麽，你們想說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隨你們怎麽說吧。
4. 江澤民是個聰明人
江澤民執政期間，在對待毛澤東和新左派的問題上，有兩個大手筆，非常出色。頭一次是捧，後一次是壓，這一捧一壓，表明了他是個聰明人。
“捧”是在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空前紀念活動。這種規模的活動在鄧小平時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當時鄧小平已經發表南巡講話，公開對左派思潮的復蘇表達了不滿，而且一度有傳言説是鑒于江澤民向左派過度妥協，有撤換江澤民的打算。江澤民面臨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江澤民仍然頂住壓力，掀起了中共歷史上空前而且很可能也是絕後的紀念毛澤東的活動。
江澤民的做法是明智的。當時的中國，剛剛從“六四”中走出，民間的不滿情緒還沒有完全化解。整個八十年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節節敗退讓共產黨在政治上十分被動。江澤民通過紀念毛澤東，重新喚起了中國傳統的支持者的共鳴，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鞏固基本盤”。讓人們暫時地忘記了現實生活中貪污腐敗官倒的共產黨，想起當年大公無私、英勇無畏的共產黨。這對於化解當時的社會矛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們重新想起了共產黨的好。
毛澤東的影響持續發酵，終于在1997年前后爆發。1996年股市崩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從金融危機的出現來看，1996年中央提前把股市徹底砸死的做法，雖然笨拙，卻並非毫無來頭。但不管怎麽樣，經濟危機還是出現了。而中國的國企改制也正好在那個時間，因那個機緣，走到了一個瓶頸上。大量國企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率激增，官僚腐敗有增無減，這一切把國家推到了動亂的邊緣。有工人在會議上這樣質問厰領導：“你們說鄧小平這麽好那麽好，我問問，毛主席那會兒，有哪個工廠倒閉了？有哪個工人下崗了？”在足球賽的看臺上，回蕩的不是“歐雷歐雷歐雷歐雷”，而是50年前的革命歌曲《咱們工人有力量》。另一首歌曲《社會主義好》則被重新填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不高，反動派，沒打倒，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民間各種諷刺時政、諷刺領導人的歌謠層出不窮。學界左派思潮風起雲湧，質疑改革、要求刹車的聲音不絕于耳。而鄧小平此時也撒手西歸，無法再去“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江澤民此時又做出了明智的選擇，那就是彈壓左派，大樹特樹鄧小平，堅持推進改革。舊的體制當然無法長久維持，這一関是遲早要過。挺過去，中國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就基本建成，經濟改革的任務就基本完成了。如果不過這一関，今天胡溫的盛世是見不到的。
這一過程也帶來了中國社會的徹底分裂。左派從此放棄幻想，轉入民間，開始走更爲純粹的底層路綫，並且更加堅定地奉行毛澤東思想，公開提出為文革翻案。右派也開始更爲露骨地表達他們自己的訴求。
社會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的，每個群體又有自己獨特的訴求。毛澤東既然一生致力於底層的運動，那麽，今天的毛澤東思想成爲底層湧動的思潮一點也不新鮮。同時，作爲戰略傢的毛澤東也同樣讓精英階層各取所需，從中找到他們的“商戰制勝法寶”。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中共黨史的教授曾經講過：“我們研究毛澤東，我們了解的越多，可能我們對這個人的印象越壞，我們不喜歡這個人。但是，我們沒有人能否認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看到的還不是全部，以後還會看到更長久更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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