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如果自邓小平以降的领导人能够多一些远见卓识,中国本来完全可以将“虚肿”的GDP增幅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一边搞发展,一边抓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分配机制改革,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从而带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增长。当然,要完全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是困难的,但如果有精心的设计和在实践中的不断调整,接近于一种比较健康的发展模式则是大有可能的。
显而易见,我们为过去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那么,我们国家回归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哪些有利的客观因素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一些:
1。中国有7-8亿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工人。
2。中国基本上解决了14人的粮食供应问题。袁隆平等人了不起!
3。中国人聪明,而且接受了中等与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4。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员安顿有回旋余地。
5。我们目前尚无需过于担心能源短缺。从长远来讲,太阳能、原子能、风能等必将全面登上商业应用的舞台。
其实,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属于人文、精神层面的,那就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通过长期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生活的体验,我得到这样一个判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准相差在50年以上。我相信,这一事实是许多国人在出国后会感到culture shock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也同样可以用以诠释为什么在海外逗久了的依旧不改中国心的华人难以重新习惯国内的生活。
社会道德水准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凝聚力与影响力的重要软实力指标。目前在我国大当其道的权贵资本主义,其最大的危害就是摧毁了社会正义与公平,滋长了极度的官僚腐化,使得权钱交易成为社会常态,并因此而将社会各个阶层都引入了道德的盲区,导致了触目惊心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沉沦。就在我们高喊崛起的时候,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社会道德的重建比病人身体的康复还要难得多。如果我们全社会有充分的共识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能否通过2-3代人的努力,将我国的社会道德提升到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今天这样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