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1840年至1949年百年国耻的原因 （未定稿）
这里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百年国耻的原因。中国1840年到1949年百年国耻，主要表现在中国打输了两次鸦片战争，打输了甲午战争，九一八之后不战而弃东北、平津。打输这三场战争，完完全全不是历史的必然，都不是实力的问题。对于九一八日本是侥幸白捡了东三省，学术界没有异议。对于只要迁都抗战，中国完全可能打赢甲午战争，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对于鸦片战争，则颇有争议。阿富汗打了八十年，打了三场英阿战争，三次打败英国，最后彻底打走了英国[1]。中国在所有方面比阿富汗不知强大多少倍，可是，打输了鸦片战争，打输了甲午战争，蒋介石不战而弃东北、平津。为什么？大陆现行大中小学教材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并不是中国的国力弱小。
1．两次鸦片战争
1841年小小的阿富汗就打败了38000英国入侵军，包括全歼16000多英军主力，1840年4000英军打败中国绝非历史的必然。有学者以为，鸦片战争中国必败，怎么打都肯定要败，谁打都肯定要败，还不如根本不要打，从一开始就投降、签署不平等条约。这种看法颇值商榷。我认为，中国打赢鸦片战争，要比打赢甲午战争还要容易得多。甲午战争，要迁都才能抗战。鸦片战争，连都不用迁，可以就在北京打巷战，全歼入侵之敌。
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富国，人口、幅员、产值、物力、财力都远大于英国。常备军80万，可调动的武装力量数百万。而两次鸦片战争，敌人兵力一直从几千人到一万多人不等，且英法劳师远征，远离后方，难以持久。英军的优势，一是舰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够在射程内支持步兵作战，但1840年的英国舰炮，与朝鲜战争的美国火力，完全不可比。二是步枪比中国军队好，但也不过是单发枪，且一下雨就不能用，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机关枪。三是野战炮的灵活运用，但口径不大，攻坚能力并不很强，且数量有限。两次鸦片战争，英军都是沿海、沿江作战，都以攻城为战略手段，以通过攻下坚城或兵临城下的战略手段，达到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战略目的。具体说来，是以攻占广州、南京、北京，为主要战略手段。英方从未掩饰其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从战略上讲，其下攻城。英军不得不攻城，不得不攻坚城，是其不可克服的战略错误和战略弱点。
对中国来讲，全歼4000英军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打巷战。打巷战，就可以把敌人的火力优势降到最低，最充分发挥中国的人力优势（其实，不要说鸦片战争，就是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也主要是靠近战、夜战、白刃战制胜）。在华南，打烂广州，与长沙共存亡。在华东，打烂南京，与武汉共存亡。在华北，打烂天津，与北京共存亡。当时的北京城池，是世界最大的城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完善的城防工事体系，（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9F%8E%E6%B1%A0），城中套城，环环相扣，其结构布局非常有利于打巷战。英军主攻北京，只在必得。中国在天津打烂以后，把军队、军属、京郊百姓全部撤进北京城墙（五、六十年推到护城河里了）以内，只许进，不许出，北京城内，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全民皆兵，卫国就是保家，谁都无法当逃兵，都是哀兵。在城墙以外坚壁清野，该烧得烧，该砸的砸。传檄天下，号召天下兵马、天下豪杰起兵勤王，奔赴北京，从外围兜剿，里应外合。号召全体军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只留首级。恢复战时体制，以敌人首级为唯一标准重新调整全国各级官员。一个首级，授武秀才；两个首级，授武举人；三个首级，授武进士；部下夺敌十个首级，授实缺县令（县长）；部下夺敌一百个首级，授实缺知府（市长）；部下夺敌一千个首级，授实缺巡抚（省长）。提头来见，立即兑现。果如此，几千名、至多万把名入侵之敌，不久就会变成京酱肉丝和京酱肉片。中国人自古就是想拿个功名当个官，有这样的便宜好事，天下豪杰，还不打破头吗？届时朝廷的一个重要工作，恐怕是防止中国军队内部为抢敌人的首级内讧。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官军为邀功屡有割百姓首级冒功的。这种事情，鸦片战争中不会有，因为英国人和中国人长得太不一样了。即使用十比一的代价全歼侵略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代价。
以上战略部署能否打赢鸦片战争，还请认为鸦片战争无论如何都打不赢、最好不打就投降的学者批评指教。上述办法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早都用过无数次了。有学者认为，道光咸丰因为是少数民族皇帝，不敢用汉人打战，值得商榷。打洪秀全，还不是用曾左李？蒋介石不是少数民族，还不是不战而弃东北，不战而弃平津？斯大林不是俄国人，希特勒不是德国人，哪一个怕打仗？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打不赢，是因为道光咸丰没有钱打仗，这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要说国库就在北京，不要说当时住在北京的皇亲国戚、富商巨贾、文武百官总共有多少钱，光说皇宫里、圆明园里面的东西，值多少钱？拿出一个零头，在北京打巷战都用不了。天下兵马来北京勤王、博取功名，自然是自带兵马粮草。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期间，民兵不能用来作战，因为没有足够的军事训练，值得商榷。太平军和湘军都是农家子弟，都比八旗、绿营能打。现在非洲那些出身低微的儿童少年兵，也很能打。
我读两次鸦片战争史，读出来的结果，和主张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学者，完全不同。比清朝弱小不知多少倍的阿富汗，1841年就曾打败38000英国入侵军，包括全歼16000英军主力（只跑了一个医生和一个伙夫）。和全歼16000英军主力的阿富汗相比，道光咸丰不知道要富裕多少倍、强大多少倍。我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不是打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有打。中国那时有四亿多人，有近百万常备军，在鸦片战争史中，中国出兵万人以上参战的战役很少；中国军队战死千人以上的战斗很少。多数战斗，中国军队都是一触即溃，伤亡都很小。这哪里是打仗，根本就像幼儿园小孩儿过家家。（斯大林格勒巷战，不讲双方伤亡多少万，苏方自己就地正法的逃兵就有一万多人。）这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那是这个样子？我们这里不讲解放战争牺牲一万人的战役有多少，也不讲朝鲜战争[2]牺牲一千人的战役有多少。我们看战国时期，那时战国七雄加起来也不到一亿人。史记有关长平之战的记载见附[3]。白起在长平围住四十万赵军，因兵力不足，无法歼灭。秦昭王为此走遍全国，以爵位一等为奖励，动员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开往长平，最终大获全胜，坑赵卒四十万（最近挖出来了）。秦始皇更是在九年时间里，带甲百万，一举灭了六国，一统天下，为中国领先世界两千年奠定了基础。放秦皇、汉武、唐宗、康熙那个人在这个位子上，中国都会打赢鸦片战争。道光咸丰如果敢打，一样能赢，但他们畏敌如虎，畏战如鼠，根本不敢战，根本不想战，早就未战先败。咸丰作为最高统帅，更是弃政府、军队、人民于不顾，大战在即，临阵逃脱，不战而降，庞大坚固的北京城池，拱手相送。两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咸丰对英国人要的那点小钱，根本就不在乎。前线统帅在付广州赎城费和南京赎城费的时候，出手又多又快。从上到小，一是钱多，二是怕死，三是从来不敢在大城坚城打巷战，怕打破坛坛罐罐。上行下效，一以贯之，少有例外。这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开放，英国用武力开放中国，并非完全不正义。这种说法，实难苟同。我也不认为，中国开禁鸦片就完全错误，英国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要在中国卖鸦片就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英国也在英国开禁鸦片，也允许中国人种鸦片到英国去卖，那就是平等互利，那英国打鸦片战争就没有什么非正义性。但英国人在英国抽鸦片就砍头，却发动鸦片战争要中国人抽鸦片让英国赚钱，则英国打这场战争就没有丝毫的正义性。这根本就是拿中国人不当人，禽兽不如。
如果道光或者咸丰打赢鸦片战争，整个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就完全不同。代表亚洲出头的，就不是明治，而是道光或者咸丰。自上而下在浴血奋战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统治阶级，很容易回到郑和下西洋的进取精神，走向世界，与欧洲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工业化，就像日本和德国的统治阶级一样。中国社会也就不需要自下而上的革命了。中国继续作世界第一富国、第一强国。英国永远超不过中国，美国永远超不过中国，俄国拿不走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日本也不会脱亚入欧。太平天国也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难以坐大。人类历史就不会出现1865年之后这个小插曲，这个变态。
2．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更是没有输的理由。马关条约，更是没有一丝一毫要签的必要。甲午战前，中国的产值、人口、疆域、政府财政收入超出日本多倍。中国陆军近百万人，日本陆军不到三十万人，装备相当。中国海军总吨位大大超过日本，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当。北洋水师失利之后，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中国绝大部分人力、财力、物力、军力，根本都还没有动用。日本是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借钱打这一仗，此时已是民穷财尽，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连康有为这个书生，都一眼就看出来，只要迁都抗战，中国必胜。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只要迁都抗战，日本最多只能坚持几个月。中国当时富裕的程度，是今天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今天中国的产值只不过占世界产值的百分之五，而当时中国产值大大超过世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国就给日本还清了相当于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六、七倍的巨额赔款。用这笔钱做军费，不要说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就是打到日本去，也是绰绰有余的。（早在十年前的1885年，刘铭传就上奏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挥师东进、平定日本，慈禧不准。）不是甲午战争，而是马关条约，把中国从大国、强国，打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国力开始加速度下滑。甲午之后，直到现在，中国再也没有远洋舰队。
甲午的时候，对中国来说，成为世界强国还是很容易的，没有任何武器禁运和科技禁运，科学技术也远没有现在复杂，只要有钱，不论多么先进的武器、多么先进的科技，花钱就能买来，并且都不怎么贵，这是美国、日本、德国后来都能超过英国、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慈禧、李鸿章迁都抗战，打败日本，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人类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不签马关条约，孙中山根本就不会革命，也不会有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在迁都抗战中打赢甲午战争的新的统治阶级，很容易革故鼎新，赶美追英。不签马关条约，日本就没有机会在中国东北打日俄战争，就更不可能有九一八，日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今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明治维新只占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就是慈禧、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明治能做的事情，慈禧没有一样不能做。如果秦皇、汉武、唐宗、康熙在这个位子上，都只会比明治做得更好。慈禧、李鸿章，千古罪人。慈禧、李鸿章的无能、腐败、卖国，决不是历史的常态，决不是历史的必然。
3．九一八
九一八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人，朝鲜日本驻军只有五万人。东北军有近三十万人，全中国有数百万武装力量。但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只是忠实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不放一枪，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让一万多日本军队不战而得全东北，连日本政府都觉意外。何梅协定，进而又把北京、天津这两座坚城要塞，把整个华北，一枪不放，拱手相送。正是蒋介石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这六年的卖国行径，引狼入室，鼓励、促成、引发了日本以中国东北为巩固战略后方的全面侵华战争。秦皇、汉武、唐宗、康熙，哪一个放在这个位置上，都决不会不战而弃东北、不战而弃平津、不战而弃华北。蒋介石如果在九一八就全面抗战，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如果蒋介石不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敢于在九一八的时候就全面抗战，不要说日军占不了东北，全歼关东军都有可能。果如此，那就是抗美援朝提前了二十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日本占不了东北，就难以全面侵华，就不见得会有卢沟桥、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中国就丢不了外蒙古，毛泽东就取代不了蒋介石，苏美两霸的世界格局也不见得是必然。蒋介石不战而弃东北、不战而弃平津，绝非历史的常态，绝非历史的必然。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放弃外蒙古，千古罪人。数次拒绝接受冲绳，更是蒋介石在世界舞台上不思进取的集中表现。
4．打败三场战争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统治者害怕自己被取代。自己占着位子，无能愚昧，不敢打仗，不会打仗，不会富国强兵，但决不让出位子，决不能让明白人、能人取代自己。一旦全面开打，自己的无能就掩盖不住了，明白人、能人就压不住了。所以，决不能全面开打。宁愿赔款给洋人，割地给洋人，息事宁人，也决不能全面开打。宁予洋人，不予家奴。道光咸丰、慈禧李鸿章、蒋介石，一脉相承。
二是攘外必先安内。道光咸丰、慈禧李鸿章、蒋介石，莫不如是。蒋介石当时愚昧地认为，一旦抗战，各路诸侯必将犯上作乱，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安内必先攘外，蒋介石一抗战，即刻成为民族英雄，在整个抗战期间，成为无人挑战的中国最高领袖。对于没有在九一八就全面抗战，后来蒋介石自己也痛悔终生。马英九的父亲主持拍摄的抗战史《一寸河山一寸血》对此毫不否认。
5．朝鲜战争
2009年，中国总值超过日本；再有十五年或略长时间，中国总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世界历史有可能从变态转回常态，首先是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历史从变态转回常态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有关朝鲜战争研究，不论美国[4]和中国，都很充分了，分歧不大，争论不多。毛泽东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并守住了三八线，实属人类军事史的奇迹，从实力上是无论如果也讲不通的。中国1952年的GDP才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
1931年，蒋介石不战而弃东北。之后，不战而弃平津、华北。1937年后，陆续丢了济南、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沙。基本上丢光了。而1950年，毛泽东以比蒋介石1937年还要小得多的GDP，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大体相当的兵力，以绝对劣势的武器装备，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一度拿下汉城。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了先进的军事经济制度、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进的战略战术。先进的制度、思想、战略、战术可以弥补金钱与武器的不足。英国鸦片战争打败中国、日本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是同样的道理。
6．大战略的重要性
上面这句话中所讲的思想，是指最高统治集团的国际战略思想，最高统治集团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大战略。这里的核心是，要不要当世界第一，要不要自主创新，要不要在一切领域赶超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敢不敢亮剑，有没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人活一口气，人家是人，我们也是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世界应该有较大的贡献，为此，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敢于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世界第一只有一个，谁坐世界第一，不是命定的，是干出来的。不仅最高统治集团有这样的坚定思想，而且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报刊传媒、大、中、小学教材、文学艺术，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塑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灌输到全体公民的思想中去，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800年以来，法国（拿破仑）、英国（两次鸦片战争，维多利亚女王）、美国（1865-1900）、日本（明治一代人）、德国（俾斯麦一代人）、俄国（斯大林一代人），都从远不如中国富强的国家，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崛起为世界强国，向世界第一的位置发起冲击。回过头来看，最高统治集团有没有这口气，有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能不能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统治集团、整个上层阶级的共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百姓，在今日中国就是占人口85%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可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怎么想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但最高统治集团、上层阶级内部，必须有志气、有能力，必须对世界、对中国、对大战略，有正确地认识，有共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音容宛在。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来源于物质，但意识有极大的反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人类历史、亚洲历史、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关头，最高统治集团、最高统帅的意识，有时候可以起到决定作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关键是有没有这口气。秦始皇九年灭六国，就是靠这口气。美日德俄英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实现工业化，向世界第一冲击，就是靠这口气。弱国、小国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大国、强国中国，就是靠这口气。弱国、小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国、强国中国，就是靠这口气。一万日本关东军，不战而下中国东北，就是靠这口气；日军不战而下平津华北，就是靠这口气。慈禧、袁世凯、蒋介石，就是没有这口气。毛泽東、彭德怀，用大体相当的兵力、绝对劣势的装备，几个月的时间，就把美军从鸭绿江赶过三八线，拿下汉城，就是靠这口气。中国在那么落后的条件下，用那么快的速度，搞出两弹一星核潜艇，就是靠这口气；印度就迟了四十年。
在这些人类历史、亚洲历史、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物质有重要作用，但精神起决定作用。最高统帅、最高统治集团有没有这口气，有没有战略眼光，有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如塔山阻击战）的思想路线，有没有六亲不认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后不久，基层红军军官就杀了毛泽東的妻弟），有没有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组织路线（周恩来、向英、陈毅原来都是毛泽東的上级），这些都不是物质问题，都是精神问题、意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知难行易。
这种情况，不仅是历史，更是现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几年时间就把俄国从世界第二搞到世界第十八。普丁重振了全面崩溃的俄国，几年时间就把俄国恢复到世界第十名左右，并宣布再过几年时间，要超过意大利，接近英法。就俄国这个物质来讲，戈尔巴乔夫接的是一个两霸之一的世界第二，是一个远远超过当时世界第三日本的世界第二，而普丁接的是一个世界第十八的崩溃的俄国，我2000年就在莫斯科亲眼看到了这个崩溃的俄国。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和普丁的精神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普丁一出，世界历史、俄国历史为之一变。这些，都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眼前。
中国今后能不能搞成自主创新，根本就不是物质问题，完全是精神问题。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搞自主创新一直都很困难，主要因为没有钱、没有人，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完全相反，就物质而言，可以为所当为。中国现在钱多得花不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花不完，成了灾。想用这个外汇储备买个自主创新，人家不卖。各级政府的税收都迅速增加，老是需要年底突击花钱。老百姓的储蓄迅速增加，特别是城里人，特别是富人。更重要的是．人才多的用不完。多年来，在美国，我身边环绕的，都是中国名校的高材生。北大、清华、中科大，整班整班出国者，屡见不鲜。1949年，中国有6000多名留美学生，建国后，以钱学森为代表，几年时间，就有4000多人回国。为什么现在十个留美博士九个不回国？根子就在中国不搞自主创新，不需要人才。国内毕业生就业也有困难。给世界打工，做世界加工车间，当然只需要廉价劳动力，不需要人才。直到现在，美国还在大举借外债、大举引进人才。中国处于现在这个全面落后的发展阶段，需要在几乎所有方面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大量的钱，需要大量的人才，按说钱根本就不够用，还需要借外债，按说人才根本就不够用，还需要引进国外人才。怎么会钱多得花不完，成了灾？怎么会人才多的用不完，整班整班跑出去不回来？就是因为不搞自主创新。就物质而言，按照现在的财力和人力，中国现在可以在所有需要自主创新的领域，全面展开自主创新；在所有的领域，为所当为。如果中国的自主创新有朝一日搞不成，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搞成了拉美化，那完全不是物质问题，那完全是精神问题。
思想问题，思想路线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为国家大战略问题，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比物质还重要。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经、法、社、政等）工作者和人文科学（文、史、哲等）工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子孙后代，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1] 英殖民者为与沙俄争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从１８３９年至１９１９年对阿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第一次英阿战争发生于１８３９年。１８３９年4月，英军３万多人侵入阿富汗西南部；英军另一路强行穿越开伯尔山口，配合英军主力作战。阿军仅有１．５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远不及英军。英军很快就攻占了坎大哈和加兹尼，兵临喀布尔城下。多斯特·穆罕默德逃到布哈拉避难，英国随在喀布尔建立傀儡政权。为回击英国侵略军，阿富汗人民揭竿而起，展开抗英游击战争。各地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袭击英军哨所，切断敌交通补给线，收复重要城镇。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２日，喀布尔爆发起义，各地游击队举行联合反攻，怒不可遏的喀布尔市民手执各种原始武器冲向预定目标。起义军英勇作战，势不可当，当晚就占领了喀布尔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向城外的英军据点进攻，英殖民军惊呼“阿富汗全国居民都拿起武器反对我们了”。战至９日，起义军攻占了喀布尔至巴拉·喜萨尔要塞间的全部据点，后又击毙英国公使麦克诺顿，英军被迫同意从喀布尔撤军。英军残部及随行人员和家属１．６万人在向贾拉拉巴德撤退沿途，多次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最后只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医跑回贾拉拉巴德，报告了英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此后，抗英武装又包围了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收复了加兹尼，英傀儡政权彻底垮台。英殖民者不甘心失败，增调援军，首先解了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之围，尔后从东、南两个方向大举进攻喀布尔。１８４２年９月，阿军经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主动撤离了喀布尔。英军重占喀布尔后烧杀抢掠，疯狂报复。但阿人民并没有屈服，抗英斗争更加高涨。英军唯恐再遭惨败，在救出人质后，慌忙于１０月１２日撤回印度。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使英殖民者损失了３万余人，耗资１．５亿英镑，结果以阿富汗人民大获全胜而告终。以后30多年英国殖民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年英殖民者又进行了第二次侵阿战争。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南北两翼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将边界向前推进直接与阿领土接壤，对阿构成新的直接威胁。１８７８年１１月，英殖民军３．５万人分３路入侵阿富汗。阿统治者一心指望俄国援助，采取不抵抗政策，有意将５万人的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企图让英军深入国境，迫使沙俄实现出兵援助的诺言。由于阿实行这一指导思想，使得阿军防守十分薄弱。阿大片国土沦丧，迫不得已于５月２６日同英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甘达马克条约》，阿成为英国的附属国。《甘达马克条约》的签订激起阿国内一片义愤。９月８日，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包围殖民者官邸，杀死了英国总督。喀布尔的人民起义点燃了全国抗英烈火，许多部族纷纷组织抗英游击队。在喀布尔市郊，不少农村妇女拿着铁锨、斧头、马刀参加抗英军作战，使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１０月１２日，殖民军再度占领喀布尔，对爱国者和广大市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各地抗英武装以加兹尼为基地，对喀布尔形成包围，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并挫败了殖民军对加兹尼的进攻，给敌以重创。１８８０年７月２７日，抗英军２．５万人在坎大哈附近与殖民军一个旅遭遇，打响了著名的迈万德会战。抗英军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战斗开始后，抗英军首先以炮火压制敌两翼的炮兵和骑兵，掩护步兵前进。尔后步、骑兵紧密配合，乘势发起猛攻，打得殖民军溃不成军，只是援军赶到才免遭全歼。抗英军乘胜向坎大哈进军，喀布尔殖民军也被１０万起义军包围，英殖民当局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才把抗英军镇压下去。在阿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英殖民军到处挨打，四处碰壁，被迫同阿富汗统治者签订妥协性协定，同意阿内政自主，但外交受英控制。１８８１年４月，殖民军放弃了侵占阿富汗的打算，全部撤出阿富汗。以后30多年英国殖民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１９１９年爆发了第三次英阿战争。１９世纪末，阿富汗国内安定，经济复苏，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牵制了英国很大力量；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国际国内形势对阿摆脱英国外交控制，争取彻底独立十分有利。１９１９年２月，阿改革派代表人物控制政权后，宣布阿富汗独立，不承认任何外国特权，并采取联苏抗英的政策。英殖民者拒不放弃它在阿享有的特权，在阿边境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５月３日，英军袭击开伯尔山口阿边防军，接着，英国侵略军３．４万人分为三路入侵阿富汗。阿军４万人分三路在开伯尔、加兹尼和坎大哈迎击敌人。英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拥有少量装甲车和作战飞机；而阿军训练很差，装备落后，刀、剑是主要兵器，为数不多的枪炮不但陈旧，而且弹药不足，英军在兵力兵器上占有绝对优势。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并得到了印阿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大力支援，扭转了被动局面。５月６日，开伯尔方向阿军以３个步兵营攻占了敌巴格要塞，抢占了朗迪科塔尔要塞周围有利地形，但未乘敌兵力空虚之机攻下要塞，坐失战机。英军增援部队迅即赶到，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援下，夺回了巴格要塞，阿军且战且退。英军又集中轰炸了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引起阿军和市民恐慌。英军正准备向贾拉拉巴德进攻时，得知阿军在中路主动出击，被迫分兵增援。加兹尼方向阿军行动迅速，５月１９日进至边境重镇马敦，居高临下，迫敌后撤。随即抄小路直插塔尔城下，直接威胁敌设在科哈特的大本营，打乱了英军部署。阿军以炮火猛轰塔尔城，但由于步炮协同不利，未能攻下该城。英援军赶到后，阿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战斗。南线阿军取守势，在优势之敌进攻面前，顽强坚守，给敌以重大杀伤，迫其停止进攻。阿军的英勇抗击和印度解放运动的高涨，使英侵略军处境困难，被迫放弃了继续作战的计划。６月３日，双方停火，进行谈判。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英阿签订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至此，阿富汗人民抗英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１８３９—１９１９年间，阿富汗进行了三次抗英战争。当时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到处得手，而在阿富汗却碰得头破血流，这不能不给人以历史的启迪。
[2] 、军事科学院。2000。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3]《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干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闲，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闲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闲，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4] Stueck, William. 2002.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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