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与董文华的恩恩怨怨》-zt

《赖昌星与董文华的恩恩怨怨》
厦门远华走私案，自远华集团主要成员大部被捕至今，已经过去了9年，如果算上立案侦查的时间，则是整整十年。如今，除赖昌星一家仍在加拿大“政治避难”外，其余涉案人员的命运都已尘埃落定，沿着十年前被改变的那一点所指向的方向平静地继续着。虽然远华案几乎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此案却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未曾大白于天下，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更有涉案者个人生活上的。作为普通民间杂志，我们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评述本案中那些让人心情沉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力将此案中一些涉案人员不为人知的生活揭示出来，以飨读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远不如我们想像的美好，但也并不是那么糟糕。
在此案的涉案人员中，即使是厦门海关关长，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高级官员，也绝大多数都鲜为人知，而到了今天，还被人们记住的涉案人员，除了时不时因引渡问题在媒体上露一下脸的赖昌星外，就只剩下了两个原本无辜的女歌手：杨钰莹和董文华。她们并没有参与赖昌星的任何一宗案件，仅仅是因为分别是赖昌星侄子赖水强和赖昌星本人的情妇，竟然获得了比那些主要案犯更高的“上镜率”，成了除赖昌星本人外，这一案件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当然，她们受人关注，并不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情妇身份，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们在成为赖氏叔侄的情妇前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的形象：一个是清纯可人的岭南玉女，一个是一身正气的文艺军人。如果不是案情确凿的话，绝没有人会把她们和人们心目中出卖肉体的“二奶”联系起来。如果说杨钰莹的被包养多少还能因她的艺人身份而获得一些人们的理解，那么董文华作为长期以来歌颂军人，歌颂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代言歌手，就没那么容易被人们原谅了，事实上，公众对董文华的不满，不仅是由于她的生活作风这种个人问题，更重要的是她使人们的信仰和梦想遭受了一次极大的侮辱，在此之前被人们认为是纯洁的高雅的东西，在那个夏天轰然倒塌，使人们看到从前他们认为不可能被金钱收买的精神和灵魂，在金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
在此案刚刚被昭告天下时，沈阳铁西区的一位老工人在听说董文华是赖昌星的“二奶”后愤怒地大喊：“这是胡说！董文华这么正派的人，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怎么会和赖昌星那种人搞在一起？”这位老工人甚至打算致信报道此事的《沈阳日报》，批评他们不负责任的消息。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董文华不仅是赖昌星的情妇，甚至不止是他的“二奶”，而是他的“三奶”。赖昌星的正室为他生了两男一女，“二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身为他“三奶”的董文华竟然也为他生下过一个儿子。自然，比起董文华自己，孩子更是无辜的。但是我们的切入点却不能不选在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如果不围绕着这个孩子，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同为情妇，杨钰莹的事情被媒体在第一时间挖了个底朝天，而董文华的红楼生涯却时至今日还处于云山雾罩之中，成为人们猜想或谣言的来源。这些，也是在长达三个月的前期采访中一直困扰我们的。所幸，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诞生说起吧。


“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要对你做的一切。”
受访对象之一：香港玛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比尔波普
受访对象资料：比尔-弗里德曼-波普，英裔白人，男性，1959年7月14日生于英国诺丁汉市，7岁时随全家移居香港，现任香港玛丽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已婚。
1998年9月15日，正是波普医生在玛丽医院的产房里为董文华做了剖腹产手术。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手术刀下的这个女人在中国大陆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意识到，因为当时董文华在玛丽医院从怀孕到出院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使用的都是一个假名：董文兰。这是董文华一个远房堂妹的名字，这位远房堂妹幼年因白喉而夭折。这个假名也给我们的记者取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进行了病历的反复比对和听取了多名当时医院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对病人特征的描述以及其他知情者的回忆相互印证后，我们才最终确定了董文兰就是董文华这样的一个事实。基于同样的原因，波普医生对这位病人的印象也并不十分深刻，但是对另外一些事情却记忆犹新。
“病人大概是1998年2月的时候到玛丽医院做了第一次检查，确诊为怀孕7周，单胎偏右。然后她咨询了堕胎手术的相关事宜，我们告诉她这间医院不会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后她就离开了，当时没有人陪同。然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左右，她又来到医院，这次有一位先生陪同。那位先生似乎是她的丈夫，对于这位先生，我有着比那位女士更深刻的印象，他相貌平庸，低矮肥胖，但是却有一种帝王般的气度，我想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男性之一，这也是我对这对夫妇最初的印象。这位先生对医院妇产科的设施和医师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太太却并不是很高兴，尽管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咨询了在玛丽医院生产所需的费用和检查程序。联想到在此之前那位女士第一次来医院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并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她的先生却很想要，而最终这位女士妥协了。”
“我并不确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那天他们最终在医院办理了病历注册，用的名字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是董文兰，1962年出生，36岁。从那天以后每隔一个月左右，那位女士都会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她似乎渐渐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到最终接受了他，因为越到后来，那种一开始出现在她脸上的冷漠表情就越来越少，在6月份的一次B超检查中看到胎儿在子宫中蠕动时她甚至笑了起来，跟她的丈夫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他们就一起笑了起来。”
“她的最后一次例行检查是8月30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的结婚纪念日。那时她已经几乎无法走动，因为她的身材实在是太矮小了，发育良好的胎儿已经占据了她几乎整个盆腔，她的丈夫非常小心地保护着她。如果我太太金吉尔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嫉妒得发疯。我判断她的预产期是在9月份的中旬，因此我建议他们尽快住院，但他们当时并没有住院，而是过了一周后才来办理了住院手续。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但那位先生为他的太太包下了一整间特护病房。”
“在得知你们要对我进行采访后，我去调阅了当时的病历记录。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她是在1998年的9月15日晚6时20分左右开始出现破水症状的，在护士向我报告后我让她们把她推进了手术室，直到手术室大门关上前的一刻，那位先生始终拉着她的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剖腹产的方案并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她住进医院后由她和她的丈夫主动提出的。你知道，在这之前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为她做检查，据她提供的情况在1993年她曾经有过一次生育，而那一次采用的是自然生产方式。因此我一开始倾向于准备为她进行自然生产的手术方案，但他们提出剖腹产也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毕竟已经36岁了。但无论如何，那天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大约是在晚上8点左右，我亲手把孩子从她的子宫中抱了出来。那是一个健康的男婴，体重整整7磅。”
“我相信我是在尽我的职责，因此在那位先生提出要感谢我时我拒绝了。我曾经为无数的产妇接生，处理过无数比这位女士更危险的情况，在我的病人中不乏豪富之人，但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的感谢，因为我在医学院曾宣誓不拿除诊金外病人给我的任何额外报酬。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出院后一周那个星期五的清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车行打来的，他们告诉我一辆崭新的宝马740i正在等待我的接收，一位先生已经为它付清了所有的款项。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要对你做的一切。有几秒钟我觉得毛骨竦然，然而我最后还是到车行去把那辆车开了回来，在那之后的七年中我一直驾驶着它，直到2005年4月它被人偷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