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刚刚发起5天的10月31日，他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 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 “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 “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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