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纪念5.19民主运动五十周年
一. 5.19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争民主自由的运动
说5.19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从它的起始和全过程来分析和认定。首先，运动是由当时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一张大字报引起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很简单：开全国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紧接着第二张大字报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的，内容是号召成立自由论坛。第三张大字报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原说是钱如平，有误，经核实是张世林）贴出的，题目是自由论坛成立宣言，内容提出了四项主张：一. 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二. 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三. 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四.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同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学沈泽宜、张元勋联名贴出了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攻！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第二天上万张大字报一下就贴满了整个北大校园，北大沸腾了！紧接着出现了谭天荣的数张大字报，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条主义。刘奇弟同学贴出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刘奇弟是敢于挑战毛泽东要求为胡风平反的第一人。
蒋兴仁同学贴出大字报“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号召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张锡锟同学贴出大字报“三害根源”，指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叶于胜贴出的大字报“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王书瑶同学贴出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内容有“……，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弄，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类似的大字报还有许多许多。
西语系的同学在贺永增、周铎等人的带领下，自发的召开了控诉会，控诉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与会的同学听后无不声泪俱下。另外，到北大演讲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在她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给胡风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提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你？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她还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已经过时。公然讲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事先并没有任何人进行组织和策划，而是长期被压抑的心声的迸发。
不仅如此，北大的右派同学为了打破当局的封锁还通过到各个大学去演讲的方式或通过同学关系用邮寄的方式将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出去。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就亲自带领二十多名同学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谭天荣、沈泽宜、刘奇弟、杨路等同学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去演讲，介绍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情况。
出现这么多的“不同声音”后，不少人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更有力量，更能争取更多同学的支持，更能引起当局的重视。于是，便由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王国乡、龙英华六人倡议成立了“百花学社”，再由陈奉孝、王国乡等人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等人，组织创办了刊物《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言论阵地。主编张元勋在《广场》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的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
《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从以上对5.19运动全过程的记述和分析，将这场运动定性为继承五四的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是没有异议的。众所周知，北大同学这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被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仅北大就有七百五十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八百一十多名师生被打成“中右”，几百名师生被送到劳改营和劳教营遭受残酷的折磨（这其中主要是学生）。
黄中奇、顾文选、张锡锟、林昭等同学和任大熊、沈元老师被残酷地杀害，刘奇弟、贺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学被残酷折磨死在了劳改劳教队里。北大学生的这次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争取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的。
一. 5.19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争民主自由的运动
说5.19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从它的起始和全过程来分析和认定。首先，运动是由当时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一张大字报引起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很简单：开全国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紧接着第二张大字报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的，内容是号召成立自由论坛。第三张大字报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原说是钱如平，有误，经核实是张世林）贴出的，题目是自由论坛成立宣言，内容提出了四项主张：一. 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二. 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三. 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四.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同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学沈泽宜、张元勋联名贴出了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攻！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第二天上万张大字报一下就贴满了整个北大校园，北大沸腾了！紧接着出现了谭天荣的数张大字报，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条主义。刘奇弟同学贴出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刘奇弟是敢于挑战毛泽东要求为胡风平反的第一人。
蒋兴仁同学贴出大字报“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号召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张锡锟同学贴出大字报“三害根源”，指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叶于胜贴出的大字报“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王书瑶同学贴出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内容有“……，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弄，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类似的大字报还有许多许多。
西语系的同学在贺永增、周铎等人的带领下，自发的召开了控诉会，控诉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与会的同学听后无不声泪俱下。另外，到北大演讲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在她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给胡风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提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你？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她还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已经过时。公然讲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事先并没有任何人进行组织和策划，而是长期被压抑的心声的迸发。
不仅如此，北大的右派同学为了打破当局的封锁还通过到各个大学去演讲的方式或通过同学关系用邮寄的方式将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出去。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就亲自带领二十多名同学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谭天荣、沈泽宜、刘奇弟、杨路等同学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去演讲，介绍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情况。
出现这么多的“不同声音”后，不少人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更有力量，更能争取更多同学的支持，更能引起当局的重视。于是，便由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王国乡、龙英华六人倡议成立了“百花学社”，再由陈奉孝、王国乡等人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等人，组织创办了刊物《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言论阵地。主编张元勋在《广场》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的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
《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从以上对5.19运动全过程的记述和分析，将这场运动定性为继承五四的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是没有异议的。众所周知，北大同学这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被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仅北大就有七百五十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八百一十多名师生被打成“中右”，几百名师生被送到劳改营和劳教营遭受残酷的折磨（这其中主要是学生）。
黄中奇、顾文选、张锡锟、林昭等同学和任大熊、沈元老师被残酷地杀害，刘奇弟、贺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学被残酷折磨死在了劳改劳教队里。北大学生的这次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争取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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