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写《湘军志》zt

                
 

     被后人誉为“霸才雄笔固无伦”的晚清大才子王闿运(1833年—1916年)，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湖南湘潭人，出生于长沙。一生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 
 

     同治三年，湘军攻破江宁，一举平定太平天国。众多高级将领加官晋爵，或总督或巡抚，顿时“风光无限”。荣华享够了，将领们就想到“盛世修史”，隆重推出湘军的“丰功伟业”，以青史留名。那时，王闿运不仅才名颇盛，而且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于是，由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面，力邀王闿运主修《湘军志》。
 
 
     王闿运花两年时间，写下了洋洋洒洒11万字的《湘军志》。在撰写过程中，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他力求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为此，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调查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仔细阅读了曾国藩的日记，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在此基础上据实秉笔直书。在书里，他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清政府的腐败，对湘军创建初期的屡战屡败，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以及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毫不隐瞒，秉笔直书，一一道来。 
 

     为此，湘军将领一致认为《湘军志》是“谤书”，“杀人成性”的曾国荃甚至暴跳如雷，扬言要“宰”了王闿运。 
 

     在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感“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可他又不甘心，几年后，又重写一版《湘军志》，被后世称“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为何没有让屁股指挥大脑，能够秉笔直书《湘军志》？我想，除了王闿运性情耿硬，不循私情外，最重要的是王闿运能够坚守作为一个学者、一介文人、一位史家的尊严、良知和道义，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反观如今的专家学者，“屁股经济学”流行，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就说什么话，多少人在充当有钱有势的人的“喉舌”？尽说瞎话，混淆市场，欺骗老百姓。甚至出现“经济学者没义务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混帐话。在这个流行性经济病态的时代，没有被屁股指挥的大脑实在是凤毛麟角。 
 

     有人辩护说专家学者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吃饭穿衣，也要享受生活，用自己的大脑赚钱理所应当。可既是专家学者，做学问就必须以社会正义立场出发。为什么王闿运可以，你不可以？是的，要坚守住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良知和道义，绝非易事，不仅要一身正气，而且要远离诱惑，方能不受制于人。也只有不受制于人，才能秉笔直书，敢于直言。王闿运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袁秘书，此何门邪？告以乃新华门。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晚年的王闿运迫于压力当上袁世凯的国史馆馆长。但当别人问他：你都83岁了，还千里迢迢来北京做这个官干嘛呢？他回答说：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我年纪大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只好来做官了。他在北京写过一个著名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前面嵌的字是民国总统，民国总统不是东西。横批是：旁观者清。王闿运一生不剪辫子，以满清遗老自居，这个横批中的“清”字大约也是颇有深意的。
 

    有人曾问王闿运：“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做事敷衍的何止一个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