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崛起：当前危机分析

富人崛起：当前危机分析
Rise of the Rich---A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Crisis

彼得·格兰 美国 坦普尔大学 Peter Gran, Temple University, USA

张伟伟译

我考虑良久的问题是：由于传统理论-----西方崛起、停滞东方和无史民族---的所有三个论点都太过时了，所以应当找到解释近现代世界史中强权的新理论。

一、世界历史新说：西方崛起还是富人崛起

不久我忽然顿悟：全世界政治首脑和经济要人不仅彼此联系密切而且万般勾结，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即便在一个大国中，这些人比大多数老百姓更接近统治集团。因此，我想到，把强权归于西方（西方崛起论）而不归于这些经济要人没有阐明强权的真相。换言之，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强权的主要理论应当是富人崛起，即：政治和经济要人的崛起，而西方崛起或按现存自由派和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核心与边缘只是待然而成。

从富人崛起新理论看，我们就会发现400年来的重大变化并非战争和发明创造，而是资本主义如何成为战争与和平时期遍布世界各国的少数阶层和体制日益勾结的基础。如今十分明显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几乎无所不在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和我们在美国时而戏称为华盛顿圈子、或白宫智囊或帝国总统班底，以及最近许多人认为惹起危机的那帮家伙。

我的新理论“富人崛起”与近现代资本主义诞生同步的国际现象，比“欧洲扩张”或“探险时代”或“西方崛起”更恰当地体现了16世纪的特征。人们发现资本主义扩张以统治者联盟为基础；是由实际造就这些联盟的中间人谋划的。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中间人在一些地方直接并在中国和日本等地通过代理人造就了近现代世界市场。

二、富人崛起的特点

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回眸

“新人”的作用
尽管历史上一直就有国际商人和市场，然而，直到16-17世纪这些中间人才第一次在遥遥相望的各个统治集团之间创建了这些联盟。我的另一个论点是：这些联盟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目标融为一体。

我称创建这些联盟的中间人为新人，而且有其独特道理。新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从外面进入历史的集团，他们不是现存体制的专职代表；相反，这个集团曾经而且现在都非常适应市场和政治环境并用其知识为富人和自身谋利。同以往一样，现在的新人都主要是渴望权势的个人奋斗狂，换言之，他们渴望成为富人并不惜为此干创建世界市场的肮脏勾当。这帮罪犯、海盗、军痞、赌棍、掮客、商人、说客之流组成的新人虽然污七八糟，无异鸡鸣狗盗之徒，但却无所不能，有本事创建世界市场边缘区或后来所谓的第三世界，即资本主义主要掠夺区。

三、富人崛起与现代世界史分期

我把近代史从1550-1850的300年当成一个阶段，也就从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和新人创建近代双边关系体系的发展开始，经历重商主义兴衰一直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时期/多边主义时期。其后就是1850年至今的多边主义时期。多边主义这个概念在这里有特殊意义。这个概念在这里不是像在国际关系学中常用的那样作为一种标准或理念，相反，它指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是在敌我双方之间同样形成并且实际存在着一套复杂的多边关系，而且在19实际中期以后越来越明显。到那时，几十个条约把富人联为一体，使他们甚至在与所在国的关系中个人都享有某种豁免权。

正如分期所表明的那样，我同意资本主义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现象而兴起的传统说法，但我比别的学者更质疑“兴起于”是否必然是“受益于”。受益于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那些人是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统治集团，而英国的大多数人受益就少多了。为了解释这种情况，显然要受益就必须先作出有益的贡献然后才有资格获得回报。任何一个控制老百姓并能迫使他们成为消费者或为市场生产的集团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就包括了甚至相当小的小国的统治集团，但未必包括光有点钱的人，即所谓富人。生意涉及国际经济并与国家和帝国的统治人物往来是富人的两个主要特点。在近现代，新人就在二者之间。

从富人崛起的史料看，最突出的一类原始资料就是那个时期的条约。这些条约的文本实际上往往非常明确。阅读某些条约时，不仅会看到第一行的商业条款，并且可以感悟到签约双方更深层次的战略需求。这些需求暗示了签约双方有可能激起舆论反对的期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早期双边条约，当时大部分就是掩盖本质的实例。就是几百年后，看上去统治者似乎意识到他们的做法可能被看成是出卖国家利益，所以要加以掩盖。我在我的《富人崛起》一书中所引用的条约似乎暴露出早在17世纪欧洲和中东就有这种担心。

例如，人们想当然认为舆论会关注人们在接触外国文化时如何保护自我。尽管毫无必要，但这个观点反复出现。人们忽然发现，要是一百个英国人中有一位娶了波斯女人或皈依了伊斯兰教会怎么样：这些详情写在一份第一行是小麦或白布贸易的条约中。此外，不同统治政权在条约中要求不同的保障。如英国和波斯之间的一份条约必然写上某些东西，而荷兰与波斯的条约会写上另一些东西。

发人深省的是：尽管现代条约有点模糊，但不仅签约国众多，而且条约众多。然而，在这个阶段，显而易见：这些条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国家就是现在市场的基础。每个国家都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在当代，按马克思的说法，富人已经成了一个自在但尚不自为的阶级，一个经济和社会上一体但却因国籍限制而政治上分裂的阶级。必须清楚：富人不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种姓或阶层，也不是一个世界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

四、掠夺与现代资本主义掠夺与第三世界的贡献

因此，当今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讨论以及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西方崛起讨论都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到一个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使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再生而不会停滞？西方崛起理论的史学著作对此形成了相当标准的看法，然而，我认为其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虽然资本主义的确因合法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而繁荣，但其大部分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的利润是来自大规模劫掠或类似的非法活动。这类活动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都发生在第三世界。不做，这就充分说明第三世界作为劫掠地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劫掠作为一个概念，尽管是一个没有充分阐明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新人”，特别是那些促进第三世界产生的人是现代化的起重机，当然，我认为，起重机并不仅仅是他们。还有其他一些新人，如在西方的那些新人。早在美国史上的“镀金时代/发展时代（1877—1917）”，我们就可以看到新人的影子。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其他一些敛财大亨都证明掠夺远比所谓诚信生意获利丰厚。

没办法在美国国内继续发财的后几代富豪们不得不转到第三世界去经营以便维持盈利。简而言之，我发现在按西方崛起理论撰写的历史论著和商业学校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研究之弊端在于过分强调了这个庞大主题中一个微小而并不具有代表性的一面。资本主义如果不靠在殖民地或战争或单纯不平等贸易中的劫掠输血打气肯定会停滞。因此，不仅要靠“新人”最初直接的血腥劫掠，而且必须要有人年复一年继续强加不平等贸易，乌拉圭学者Eduardo Galeano把这称为“割开拉丁美洲的血管”。他的看法肯定会引起共鸣。因此，要理解资本主义就必须研究“新人”，当然也要研究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

拙见以为：沿袭亚当斯密的主流历史和经济研究都炮制了一个根本不提劫掠的合法经济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加入了一些劫掠，但一般也程度非常有限。这种学术背景下的许多人认为随着英国从事奴隶贸易时代的结束和产业革命的开始，劫掠到1800年就结束了，因此，他们用“原始积累”代替劫掠。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大部分或至少是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1800年依然处于上升中的殖民主义与劫掠联系在一起。

然而，必须指出：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在劫掠问题上发生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派，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一派。埃德瓦多·盖里诺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持续发展的劫掠一直进行到现在，但他们只认为西方在劫掠，所以他们也没有跳出西方崛起理论的窠臼。实际上，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认为劫掠是个重要因素了。我认为：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更科学。他们正确地指出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情况下，交易本质上就是不平等交易，就像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逛巴格达市场时所说的：“我花5美元买了5块地毯。”这就显然是劫掠了。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误在于，他们认为所有的劫掠物都运到西方去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在劫掠中分享一杯羹，第三世界统治者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

人们依然会问谙熟大国例外论大国的历史学家们是否会认为富人崛起的新说法值得考虑。我以为：虽然他们本能倾向于例外论，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承认例外论并不忽视解释全人类历史的其他学说。

我在质疑例外论对美国的适用性的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并不例外，那么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就一直忽略了一个可能对美国例外论构成挑战的重要问题的研究。这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就是外国政治影响在现代美国国内历史中的作用。如果承认外国政治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封闭的理论了。我在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外国说客的政治影响为特点，作为外国政治影响的例证，这并不是说外国说客是外国人，而是说他是外国影响，因为“新人”是指他住在另一个国家并且在那里颇有势力。

五、结语：当前危机

现在，让我们从富人崛起的角度分析当前危机来作为结论。只要我们这样考虑，就显然会发现富人崛起在不断成功发展：几百年来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扶摇直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对民族国家及其统治危机中愤懑百姓策略的压力越来越强。如今，这些国家政治体制越来越呈衰势，而这就是危机一个严重后果。我们不仅有许多不景气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怎么样，而且我们看到大多数国家都越来越求助于非法的强制政策，即与其宪法精神格格不入的措施，如国家安全法、紧急状态和专制政策等。

美国也不例外。在全球范围内，诸如巴勒斯坦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之类的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日益激化。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时，主要的对策就是政客援救富人，解救他们的银行和对冲基金。人们声称整体社会繁荣只有靠财富自上注入，因而解救危机的唯一措施就是确保富人繁荣。与此同时，由于根本没有多少注入，越来越多的穷人只好强占无主房屋或在帐篷营中过夜。

《富人崛起》对当前危机分析与其他许多分析不同。乔万尼·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比较传统，提出了修正版的西方崛起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过程不同时期发生在不同国家，现在轮到中国了。美国完成了积累。然而，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前历史阶段面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和挑战，积累如何能持续增长。似乎更可能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日渐衰落而未来前景尚不明了的时代。如果工人阶级进行国际斗争，工人阶级有可能将来共享权力，如果工人阶级的斗争依然局限于国内，他们恐怕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