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戏剧四大家：曹禺、焦菊隐、梅阡、于是之
他们，撑起了北京人艺的天
（本篇文章应博友要求，重新修改发表）
博友秦全耀在博文《天津在北京狂，天津去北京亡》中指出：“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天津祖籍，哪有北京人艺。真的好怪，成就中国第一剧院圣地的戏剧领袖们竞有一半以上祖籍天津。自从祖籍天津死的死、病的病之后，北京人艺走了下坡路，往日辉煌不再。老兔崽子秦全耀将以下资料献与尊敬的语言学大家、天津师大的谭汝为教授。天津人在，北京人艺狂。天津人去，北京人艺亡。究竟为哪般？请谭老师解释。”
古有柳永曾奉旨填词；当代衮衮亦文学遵命。京师博客巨擘秦老师，击鼓传花，点名诚邀。文苑与博林，亦有潜规则。违之有愧，却之不恭，聊撰此文以复命耳。
（一）
在庆祝中国话剧百年华诞、回顾历史之际，我们会发现：天津出生的四位戏剧大师曹禺、焦菊隐、梅阡、于是之（原籍天津），撑起了北京人艺的一片蓝天！
生于天津的曹禺（1910-1996），十四五岁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新剧团活动，演出多出外国名剧，并任《南开双周》戏剧编辑。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1933年在大学即将毕业时，完成构思于天津的多幕剧《雷雨》。 1935年 在天津体验生活并创作《日出》。此外，还创作了《原野》《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其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同 时对导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真正成为综合性艺术。曹禺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艺，倾注了曹公全部心血。从1952年建院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曹禺一直领导和关怀着剧院的艺术建设。他的作品培养了北京人艺一代又一代的导演、演员、舞美和观众。
生于天津的焦菊隐（1905－1975），其曾祖焦祐瀛任军机大臣，遭罢黜后隐居天津。五四运动前后，焦菊隐参加学生新剧社，从事校园文学戏剧活动。1931年，参加筹办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为京剧界培养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1935年留学法国并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创办北平艺术馆，导演话剧《夜店》《上海屋檐下》。1949年，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1952年，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先后导演《龙须沟》《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等名剧。焦菊隐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善于把中国戏曲美学和表演技巧融汇贯通地运用到话剧艺术之中，开创了自成一家的导演学派。
生于天津的梅阡（1916－2002），自1939年起从事影剧编导工作，曾编导《第二代》《满庭芳》《复活》《桃花扇》等10多部电影。从1951年起，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共编导各具特色的作品近３０部。其中根据老舍原著改编并导演的《骆驼祥子》，根据鲁迅7篇小说人物情节编导的《咸亨酒店》，以及《女店员》《丹心谱》《王昭君》等，都是北京人艺优秀保留剧目。他与焦菊隐合导的《虎符》《武则天》《胆剑篇》等历史剧，在话剧民族化探索上做出巨大贡献。梅阡与焦菊隐、夏淳、欧阳山尊并称“北京人艺四大导演”，开创并奠定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创造了中国话剧史的辉煌时代。
原籍天津的于是之（1927－），生于唐山。百日丧父，后随母迁至北京。1942年参加北平青年组织的业余戏剧活动，1947年进入北平艺术馆，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演出。1949年 参加华北人民文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塑造了《龙须沟》中程疯子的艺术形象。后相继演出《关汉卿》《雷雨》《名优之死》《茶馆》《女店员》《丹心谱》《请君入瓮》《洋麻将》等剧，皆获成功。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扮演余永泽、《秋瑾》中饰贵福，并和曹禺、梅阡合作创作了历史剧《胆剑篇》，与英若诚、童超合作改编了话剧《像他那样生活》。1985年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二）
您看：北京人艺的缔造者、灵魂、核心、主心骨、台柱子——曹、焦、梅、于四位大师，皆为天津籍。这绝非偶然，它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天津城市文化中西交汇、雅俗融合、开放多元的特点。
天津历史积淀的原生态文化，是以码头文化为主导的。码头文化具有流动、竞争、多元三大特点。其流动性，赋予天津人开放意识和兼容胸怀；其竞争性，赋予天津人危机意识和求生意志；其多元性，则赋予天津人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早在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利用天津河海相通的便利和作为北京门户的重要战略地位，陈兵大沽口外，以威慑清廷。1860年，又强迫清政府将天津开为通商口岸。自此，天津进入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涌入天津，攫取财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播，使天津艰难而迅速地向现代都市转换并演进。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天津兴起，并成为全国中心。通过向西方学习，天津建立起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医院、洋学堂，特别是外贸迅速扩展，进一步与海内外沟通，为天津演进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基础。那时，具有现代意识的各种人才和文化名流接踵而来。早期留美归来的90多名留美生，近一半驻足津门；严复1880年来天津后一住就是20年。天津产生了中国第一所大学，最早的几所现代医院和医学堂，最早的一批电报和电话，最早的邮票和邮局，最早的自来水公司，最早的公交电车等等。20世纪头30年，天津工商业又进一步发展。作为现代都市的天津，其文化特征体现在：一、现代工商业群体逐步扩大，成为左右天津经济命脉的核心。二、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阶层涌现，三、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准和知名度，也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提供了源头活水。
在天津出生、成长的曹禺和焦菊隐，都是学贯中西，颇具学者风范的戏剧大师。梅阡、于是之也属于学者型的艺术大家。分析天津文化与戏剧大师成才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滚滚流向渤溟的海河之水的滋养，使他们胸襟宽敞、视野开阔；中西文明、南北文化交融的沃土哺育，使他们夯实了厚重而丰富的生活基础；多元城市文艺，使他们从小就广博地接受不同地域、流派、风格的戏曲艺术形式的熏陶；商贾云聚，八方辐辏，华洋杂处，古今兼容、中西并蓄，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社会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当然，曹禺、焦菊隐、梅阡等大师的成才，无疑还得益于故乡学校的培养教育。
（三）
曹禺故居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23号、25号，毗邻海河。该楼始建于1910年，其整体面积为912平方米。前后两楼均为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带阳台，曹禺的青少年时代在此和父母一起度过。曹禺在上世纪30年代轰动文坛的 作品《雷雨》和《日出》，也都在这座宅院中构思并创作完成，正是这段时光和这幢小洋楼里“终日弥漫着的忧郁、伤感的环境，熔铸了一个苦闷的灵魂”。
天津的城市风格是什么？京畿门户、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九国租界等因素，造就了天津城市文化风格的包容性和多样化——南北文化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包容。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哺育造就了曹禺、焦菊隐等艺术大师。天津籍的大师又撑起北京人艺的一片蓝天。
京华博客名家秦全耀先生说：“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天津祖籍，哪有北京人艺。……天津人在，北京人艺狂。”本文以上文字对此进行了粗浅分析。
秦全耀先生的后半句话：“自从祖籍天津死的死、病的病之后，北京人艺走了下坡路，往日辉煌不再”，确实也道出了实情。他最后说：“天津人去，北京人艺亡。究竟为哪般？”我认为这不属于地域文化问题，而是时代因素之使然！因为产生大师的时代要素已不复存在。正如“李杜韩柳”之后，唐代文学的衰颓；“欧苏辛陆”之后，宋代文坛的式微；当代文坛岂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就是董超薛霸、王朝马汉、张保王横、吕方郭胜，也得有个小名气吧？譬如中国作协主席，一说茅盾、巴金、曹禺，如雷贯耳，家喻户晓。“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现在那个作协主席、几个副主席之流叫啥名，有啥作品，对不起，俺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
最后回到主题上来，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沉郁厚重；文化思潮中外相融，南北相济，雅俗相生。且看天津出类拔萃的文化名人：国学大师梁启超、文化大师李叔同、戏剧大师曹禺、文学大家孙犁、相声名家马三立、鼓曲大家骆玉笙、历史学家来新夏、文化学家李世瑜、文艺学家冯骥才……。至于三五个脚行地痞，一两盘狗不理包子，那只是泰山脚下之毫芒，沧溟旁侧之沟渠，鲲鹏翼下之燕雀。您啦可别一叶障目，甭总拿它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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