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魏巍《》（魏巍文集续第一卷）摘录
魏巍
作　　者： 魏巍　著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8-1-1

变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变。

可是却有各种不同的变。

农民分了地主的土地，把土地证领到手里，高兴得几乎想在地里打一个滚。这是一种变。逃亡国外的地主、王公纷纷回来，用手杖指指说：“滚开，这是我的庄园！”这也是一种变。

“剥夺剥夺者！”霹雳一声，山河变色。那些像轧肉机、吸血管般的万千工厂，破天荒地回到了手脸乌黑、衣不蔽体的人们手中。这是一种变。又霍然之间，响起了一片“私有制万岁”的赞歌，那个化了装但浑身每个毛孔依然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怪物，又重来到人们身边。大街上每个国营工厂都挂出了大拍卖的牌子：“一律平等，人人有权购买！”自然来买的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他，来买的只能是外国的石油大王、煤炭大王或别的什么大王。这也是一种变。

红旗在硝烟中挺进。国际歌声震撼着大地。在他们的后面血流成河，泪也流成河。但他们终于胜利了，红旗插上了魔鬼盘踞的宫殿，飘扬在美丽的碧空里。这是一种变，而且是本世纪最大的剧变。数十年之后，忽然歇斯底里的反共暴徒吵吵嚷嚷地拥挤在大街上，他们怀着被推翻的阶级才有的疯狂和仇恨，把浸染着千百万列士鲜血和寡妇眼泪的红旗，从高高的建筑物上撕扯下来，把象征着人类勇敢和智慧的神圣庄严的列宁的巨像也推倒在地，使地球上一切善良的心都滴着血……这也是一种变，也是本世纪最大的剧变。

总之，政权一变，一切皆变。最神圣的变为最受轻蔑的；最卑污的变为最神圣的。民族的精华顷刻变为泥土，共产党员到处被追捕、被审讯、被辞退，大批大批的工人、职员在饥饿中咀嚼着失业的苦果，堂堂的大学教授成了地铁的售票员，名记者和评论员在卖香烟。昨天在宴会上彬彬有礼的驻外大使在街头卖报。最可叹的还有那些党的首脑，在自己偌大的祖国却找不到一席立足之地！呵，多么惨烈的变，惊心动魄的变，刻骨铭心的变！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种变是完全不同的：以巴黎公社为序幕而在本世纪展开的历史变革，是将历史车轮推向前进的剧变，是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中和一切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剧变，这是人类进入黎明期的开始；而近年来发生的剧变，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资本的卷土重来，重新将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抓在它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一句话，这是血腥的金元的复辟！

这一切不幸的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让我用一位伟大哲人的思想来说明：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但是“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也就是说，那一切的不幸，一切预示着悲剧的变化，早就在悄悄地进行中了。

资本主义的谋士们早就说过：只要让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歌，喜欢我们的舞，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渐渐地跟我们走了。于是，一个或长或短的可怕的过程开始了：一面是和平演变的霍霍磨刀声；一面是我们不少的人在软绵绵甜腻腻的香风与臭气中陶醉、消沉、腐烂、灭亡！

那么，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不会改变的。这些不幸的事变，只不过是螺旋形发展中的一段曲线罢了；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尤其是尝过解放甜味的人是不会甘受宰割的。一句话，冬天过去，还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认识真理也要时间

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刻的思考之中。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人们将长时间地讨论下去。但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教训之中，我们能够找出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共同规律吗？

这使我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的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尽管已经盖上了厚厚的岁月的风尘，但今天默诵起来，不仅不觉得旧，反而觉得格外清新，值得再三玩味。

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又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固然，这些话是5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讲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就今天来说，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说解决了吗？前几年自由化泛滥时，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起初被贬为众家中的一家，以后连这一家的地位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可以畅通无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却无处发表，这能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再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比中国资格老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怎么会出现今天这样悲惨的曲折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作如下理解：所有制的变化固然是最根本的变化，剥削者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依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依然存在，他们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依然存在，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层依然存在，加上还很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渗透，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交战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谁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要吃大亏。

再如，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说提出这一论断的时候，历史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证明，那么现在已经是我们许多人的切身体验了。这些年来出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不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变，不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有的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不是都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来实现的吗？正因为这种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才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看来这一斗争将交织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短时期是不会完结的。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不仅剥削阶级的残余和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腐化变质分子，共产党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以及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当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的时候，除个别国家一度发生过类似的动乱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毛泽东同志是依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实际，也依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阶级复辟的历史经验作出这种论断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毕竟还没有发生过复辟的事。人们对这一论断也只能半信半疑，作为一种可能来看待。现在看这一论断，已经不是推断，不是可能，而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了。仔细想来，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那么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随着主客观力量的变化，是可以既出现这种结果，也可以出现那种结果的。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证实。



我想到犹大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常常想到犹大。

大家都知道，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为贪图三十块银币出卖了耶稣。为捉拿耶稣的人带路的就是他。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画的就是这个故事。我在佛罗伦萨看到了这幅名画，画面有些斑驳，但犹大那副手握钱袋惊慌又卑鄙的叛徒嘴脸，还是活灵活现。

自古以来就有叛徒。自古以来的叛徒，无不受到人民的唾骂。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总是有一个判断是非的尺度。不管叛徒当年如何风光，总逃脱不掉遗臭万年。

最典型的要算秦桧了。此人已经死了八百多年，至今提起来，还是人人痛恨。杭州西湖的岳王坟前，有几个跪着的铁人，其中就有这个奸臣。前几年我去那里游览，看见秦桧满头满脸全是游客的痰液，真可谓万人唾骂了。而与此对照的却是含冤而死的岳飞英名长存。

当斗争最激烈最尖锐的时刻，就会出现叛徒。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如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拥有大批大批的英勇战士和出类拔萃的英雄，但也常常出现叛徒。最典型的要算张国焘了。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和高层领导，最后却卖身投靠，成为敌人特务机关的走卒。而叛徒们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张国焘最后竟冻死在加拿大。

许许多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都说：叛徒最可怕、最危险！因为他可以带着敌人来抓你，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共产党员。其实战争中也如是，一个肮脏的叛徒告密可以使军事计划全盘落空。因此，革命老同志都懂得：叛徒往往比敌人更可怕。

而今是天下太平，天朗气清，我们阵营里、党里，还会出什么叛徒吗？

过去的叛徒多属如下类型：一种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一旦被捕，不能临危受命，软弱了，投降了，给敌人做事了；一种是入党就带有浓厚的投机心理，想借助党的事业把自己变成出人头地的人物，随着地位的增长而野心越发膨胀，最后碰了壁，就干脆反戈事敌。而今天的叛徒随着时代的变化却带有新特点。我这里说的时代变化是指相对的和平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在和平演变战略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还有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持续灌输。在这种影响下，某些缺乏阶级斗争经历的年轻人，很早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种人虽然加入了共产党却并不信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他们却从内心里厌恨阶级斗争，而相信那种人人应当相爱的抽象人道主义的胡说；马列主义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却学着资产阶级的腔调，也骂这种政体是“极权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早已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他们却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吹得天花乱坠，把它看成是挽救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在哲学上，他们主张取消一切革命斗争，实行全面调和，实际上是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总之，这种人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或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至少是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俱乐部。这种人一旦爬上了共产党的高位，就会首先对准共产党开刀，最无情地打击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逮捕他们，迫害他们，审判他们，直到把整个共产党捣个稀巴烂，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捣个稀巴烂。

如果说，过去一个叛徒叛变，可以使一些党员遭受杀害，甚至搞垮一个组织、一个地区，而现在一个这样的叛徒占据了领导地位，就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完蛋。过去敌人以数百万大军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人们看看，这是多么危险啊！

现在大家常常谈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其手段是很多的。广播喽，书籍喽，电影、电视喽，各种文化渗透喽，通过贸易的接触喽，以及其他又打、又拉、又吓的手段喽，这些自然不能小看。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来推行和平演变，他们尤其希望于自由化势力的代表人物，支持他们，吹捧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攫取共产党的高层权力。事实也证明，并不是从国外派多少万人来搞和平演变，而是我们的“自己人”在推行和平演变，危害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因此，要真正抵制和平演变，首先就要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最近常常想到犹大。



菲德尔•卡斯特罗赞


社会主义的大厦，一个接一个地倾覆了。那面从十月的硝烟中升起的最鲜艳的红旗，也在七十年后的一个除夕，一个交织着风雪与饥饿的黄昏悄然落下了。

敌人在狂笑。而一切善良人民的心头却滴着泪和血。

这一系列的悲剧都是由帝国主义导演，并且同修正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内应力量相互勾结完成的。

历史确实发展到最险恶的时刻。

历年来，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正在考验着一切社会主义的政党和一切共产党人。不但考验着他们的理论，也考验着他们的行动，考验着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性和革命的胆略。

考验是何等的无情啊！我们看到，坚定的更加坚定了，动摇的越发动摇了，那些原本就不是马列主义信徒的人，露出了资产阶级走卒的本相，变成了可耻的犹大，滚到敌人的营垒里去了。

这时，正是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热情、最坚定、最果敢的声音，从加勒比海上升起，穿过大西洋上空弥漫的浓云传过来：

“古巴决不降下自己的红旗，我们宁肯与社会主义共存亡！”

这声音于此时此刻发出，是如此的气壮山河，震撼世界。它使世界上的一切同志、朋友和进步人类振奋鼓舞，也使最顽固的帝国主义者瑟瑟发抖。

编辑推荐

在炮声隆隆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魏巍老人，用笔抒写着中国军人的勇敢、坚强、镇定、乐观。峥嵘岁月，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吹响时代号角，不停地为战士而歌唱，为战士而欢呼，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为中国人民献出了一大批精神产品。凝聚了魏巍老人前大半生心血、汇集了他主要创作成果的《魏巍文集》已与广大读者见面，笔者虔诚拜读，感受良多。


内容简介

魏巍老人从硝烟中走来，他离战士最近，当年《谁是最可爱的人》所赢得亿万群众的强烈共鸣，还将继续下去，还将回味悠长。这位军人作家，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深远影响。本书收录了魏巍老人的多篇文章。

作者简介

魏巍（原名魏鸿杰），著名作家、诗人，曾用笔名红杨树。1920年3月6日出生，河南郑州人，汉族。1937年秋奔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1938年4月于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及华北战场。曾任团政委、总政创作室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作品有：《魏巍文集》（十卷）；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壮行集》、《魏巍杂文集》、《魏巍散文选》等；诗集有《两年》、《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魏巍诗选》；长篇小说有革命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等。其中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