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是28年而不是18年？联办如何规划中国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缘何改道沪深？
暴涨暴跌的岁月成就了多少财富传奇，埋葬了多少暴富新贵？“8·1三不政策”因何出台，“5·19”狂飙给我们何种启示？
庄家时代和基金黑幕让吴老愤世疾言：连赌场都不如；许小年一语成谶，股市重回千点，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
股权分置李振宁支招，股改狂飙站上6000点；股改后遗症爆发，美国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股市飞流直下4000点，水皮有话要说……
每一次拯救均来源于改革，每一次改革都留下遗憾，28年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将走向何方？
首幕：
股份制经济萌芽 谁是股票NO.1
如果把股票的发行称为一级市场，发行上市后的交易称为二级市场的话，新中国成立后的股票一级市场从 1980年就已经开始。这一点从媒体采访前中国证监会规划委主任李青原的谈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她说：“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就走完了人家100多年的道路。”而作为我国股份制经济的鼻祖，厉以宁教授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股份制发展的理论。
1980年的7月，成都没有往年炎热。但6月成立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却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市委市政府批准发行股票。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当时可是让领导犯难，因为股票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几经踌躇，最后决定按面值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发行股票。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是股票，但所有者还是公有制经济实体。
这家公司经过28年的演化几经更名，目前的名字为舒卡股份(000584)，公司证券代表崔益民向记者证实，“当时发行的确实是股票，而不是传说中的股金证或者股权证，面额为10000元整”，他还向记者描述了股票的形状以及书写股票二字的位置。1992 年，当时在成都市级机关工作的记者在参观当时已经更名为蜀都大厦股份(600327,股吧)有限公司总部时，还曾经看到过当时发行的股票存样，与崔益民描述的股票状态相仿。记者通过成都的朋友也查到了这家股份公司是1980年6月经成都市政府成府发（1980）69号文批准设立的，股份制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萌芽，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
与成都发行第一张股票存在争议的是深圳的宝安集团，公司的网页首页介绍说，集团是一家综合类股份制集团公司，成立于1983年7月，曾连创“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等多项新中国第一。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股份制经济的萌芽环境远优于内地的成都，如果不是常发奇想的成都人悄悄领了先，也许这个第一真的应该属于深圳。非常凑巧的是，记者1989年底出差深圳时，也曾小炒过一把宝安的股票，当时赚得的200元成为记者与股票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而此时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还被锁在各个购买者单位的铁皮保险柜里。宝安人把自己的股票称为NO.1，可能压根就不知道成都压箱底的股票，可能是与被多数人称为中国第一股的飞乐音响(600651)相比。
飞乐音响股票的第一股来历是一位伟人点化的，1986年新华社发布消息：“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后，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中国证监会的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邓小平回赠的是新中国首批公开发行的股票之一的‘小飞乐’股票。”由于这张股票的特殊历史意义，在后来多数的文献中把飞乐音响称为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追溯这张股票的来历发现，吃螃蟹者是1984年接任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的秦其斌。经秦申请，1984年11月，央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1万股面值50元的股票。
实际上，争论谁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意义在于，股份制经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的80年代初即开始萌芽，改革开放为股份制经济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条件，而作为股份制经济信物的股票，也成为了股份制经济萌芽的最好物证。四川省股份制问题的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友苏如是评价。
第二幕：
联办设想震惊中南海 北京新定位交易所改道沪深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还涌现出深发展、深安达等股份公司，在上海涌现出延中实业、爱使股份(600652)等“老八股”。内地四川，一心要打破盆地意识的四川人，也先后发展了四川盐化、四川金路等公众公司，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股票的发行，已经在催生股票交易全国性市场的诞生，而这些股票的交易此前都是通过协议转让或者在地摊上进行。
1986年9月26日，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场所，却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没有微机，靠的是手写交易价格，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种股票，每天的成交量不过几笔到数十笔不等。其后深圳也出现了这样的证券交易柜台，情况也差不多。
如何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布局，成为80年代末期的重要任务。当时中央政府中，了解股份制的不多，要作出一个中长期的规划更是困难。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拥有证券从业经历的年轻人身上。这批人包括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谢思敏等，就是这批改革开放后走出去又回归的人，促成了中国证券市场雏形的形成。
王波明，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规划设计中心（以下简称联办）总干事，时过20年后撰文写道：1988年3 月，他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央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会同周小川、高西庆和王波明等八人写成《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这部设想后来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
这样的建议和设想很快传递到中南海，新思想在中央高层形成震动。同年11月在获得中央领导首肯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终于修成正果。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每家机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成为设立联办的初衷。随后的一场政治风波搁置了这样的设想，北京被定位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主战场被确定在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而联办只是主办单位之一，让联办人多少有些遗憾。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第三幕：
疯狂岁月百万富翁生而复死 “三不”政策拯救危难于水火
交易所成立以后，证券交易主要是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进行，即使拥有几十家公众公司的四川，当时也没有一家证券交易营业部。但是改革开放12年后，很多具有活跃经济头脑的内地投资者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思想桎梏，远赴上海、深圳开户炒股。
后来被上百家媒体称为农民炒股家的谢贤清就是这个时候去深圳炒股的。据谢回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让他积累了一定的本钱，他是在1991年3月的《深圳特区报》上看到深圳的有关股票信息后，带着当包工头赚来的10万元南下深圳的，生性“好赌”的老谢出手 10万买下深宝安的股票。
在上海，也有一些和老谢一样的头脑活络者，1988年从国库券生意中获得百万身家的上海人杨怀定，已经从国库券生意中转战股票市场，他最早买的是电真空，后来继续在“老八股”中寻找暴富之路。
1992年5月，上证所取消涨跌停限制，股指出现剧烈震荡。仅5月18日到22日，上综指从 544.35点暴升至1339.99点，单周涨幅146%；更刺激的是，5月21日当天，上证综指从616.99点狂升至1266.49点，单日飙涨 105%。“受不了啊，这样的刺激简直让人发疯”，这是当时参加股票交易的投资者普遍的感受。一阵股票投资的狂潮开始席卷全国。
这时在深圳的谢贤清已经成了股票大户，“我当时买下的深宝安已经狂升了10倍以上”。8月，深交所发行 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国各地的投资者火速云集深圳，带着成捆的身份证在这里等待认购；8月8日，数十万人在深圳300多个认购表发售点排起长龙，每个人都在做着发财的梦。
当沪深两地疯抢上市股票的时候，1993年春，爆发了全国各地疯抢各地公众公司股票、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股权证甚至内部集资入股权证的狂潮，最火爆的当属成都的红庙子。在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两旁，云集了数万人，自发交易各种股票、股权证、内部集资证。没有小偷，到处是手握几万、几十万现金的“股疯”，买进、卖出，走过百米街道，有些人已经完成了几次交易，赚到上万元。
“但是经常抽风。清明节前的一天，突然传出政府要清理‘黑市股票交易’的消息，当时把人吓傻了，头天 30元一股的四川金顶(600678)一下子掉到10元也没人接盘，到快天黑的时候，又传出政府只是要规范市场，将在城北建立统一的市场。于是，白天暴跌的股票又一次飞升。”当年参加红庙子交易的刘三妹告诉记者。成都的红庙子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自由股票交易市场。其后几年，四川的股票交易量长期名列上海、深圳之后排第三，与红庙子的股票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92年到1993年，股市两次冲上1400点以上的高位，形成两个高高的山峰，股市的暴涨暴跌既成就了一批暴发户，同时又很快消灭了这批暴发户。能够保留下来的不多，据当时被称为上海八大金刚之一的杨百万回忆：“我信奉的是落袋为安，所以成为惟一的幸存者。”
这样疯狂的岁月，对于股份制的全国推开是具有示范意义的，但疯狂投机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993年下半年以后，股市进入一次漫长的熊市，甚至有人提议关闭股市，是用改革的手段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的主体思想，催生了1994年8月1日“三不”政策的出台，股市从325点一路冲到1000点以上，但是真正的牛市是在1996年以后才展开的。
第四幕：
“5·19”行情催生治市新思路 庄家基金黑幕恶屠股市生灵
从1996年到2001年，中国股市终于迎来一轮超级规模的牛市，从1996年初的512点涨到 2001年5月的2245点，指数的上升和个股的上升都异常生猛。在1996年-1997年的行情中，四川长虹(600839)、江苏春兰、湖北兴化、深发展等一批老牌绩优股，涨幅都在几十倍以上。
1999年5月19日，一轮来势凶猛的行情震惊了全国。只要是与网络相关的股票无一例外的是涨停涨停再涨停，清华同方、深科技、东方电子(000682等一批网络科技股崛起，其中任何一只股票都有10倍甚至上百倍的升幅。
这次行情史称“5·19”行情，9年以后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回忆说，当时股票市场的跌法是很少见的，“证券监管部门面对下跌局面，不能听之任之”，“用正确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股市”是5·19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当然这样的思想同样是以一种改革的思想作指引，而不是墨守成规。”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监管制度的匮乏，庄家操控仍然严重危害着市场。大家耳熟能详的银广夏、亿安科技、中科创、蓝田股份等炒作事件，就严重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在这些被庄家操作的众多事件中，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中经开。
2008年，魏东的去世，让中经开的名字重现报端。甚至连早早就沉入大海的国债“3·27”之战也重新被人提起。一位中经开员工在她的博客中说，在中经开的经历，告诉了她什么是市场。
在市场中，没有黑白，只有胜败。管金生败了，于是他进了监狱。中经开败了，所以这个公司从此消失。魏东之死被市场关注，而更多中经开的旧人，远遁江湖。有人曾经叱咤风云，如今却只能寄情山水。其亲朋的一句“多年来，赋闲在家”，就是中经开一风云副总的归宿，如今他不谈不看不问股市，更不提在中经开呼风唤雨的岁月。
记者一直在努力寻找另外一位人物，只是听上海的朋友传说，曾经在里弄中见过管金生的背影。但是更平淡的说法是，管金生仍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服刑。关于管金生最有趣的传言是“2000年-2001年管总曾经在监狱中利用个人威望调动25亿资金对中经开全部盘口进行围歼”。
与这些庄家有所不同的是新疆德隆的唐氏四兄弟，在股市上他们一度被称为善庄，一位接近德隆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德隆最初的宏伟蓝图是通过产业整合，做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利用做强的企业业绩步步提升股价，利用高市值融资反哺企业。
这样产业+金融的设计现在看来可能太过理想化，因为股市处于熊市阶段，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资金将数以倍计，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这样的帝国将出现崩塌。后来的实践果然证明了这样的设计的巨大缺陷，在2001年-2005年漫长的熊市中，德隆的资金很快枯竭，即使利用非法集资的方法也不能弥补亏空，终于倒在了熊市的中段。
倒在熊市中的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庄家，还有被称为市场支柱的部分公募基金。一篇《基金黑幕》将这一切操作大白于天下，读者已经知道，一些基金通过高位接盘，为利益阶层输送真金白银，严重侵犯基民利益。
一些政府官员也在这期间倒下，证监会成都办副主任高勇成为第一个被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死刑的证监会派出机构官员。记者在成都期间经常采访高勇，高勇对媒体的配合很好，特别喜欢和摄影记者交往。后来他回忆说，他深知官员的成绩离不开宣传。由于退赃积极，高勇方被免除死刑。
第五幕
吴老“赌场论”振聋发聩 小年“千点论”一语惊天
2001年1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这就是引发市场激烈反应的赌场论。此言既出，先是市场暴跌，后是数名经济学家的联名质疑。
在经济学家联名质疑之前，笔者在17日的《金融投资报》上发表了《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不想吴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韩强第二天即回敬了一篇《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兼与官建益先生商榷》的文章，这样的争论让四川当地的电视台制作了一期节目叫《炮轰吴敬琏第一人》，只是由于台审时上面打招呼，才未能播出。
经过了7年的岁月，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这场争论，客观地说，吴老并没有错，即便经过7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赌性依然严重。但是如何看待这些赌性的来源，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从根本上讲，大股东股权不能流通导致的股价上涨与大股东无关的局面长期存在，大股东客观上只能通过掏空上市公司获益。长此下去，这样的资本市场哪里有投资价值可言？
“赌场论”发表后不久，股市终于哗啦啦地下跌了。当然，如韩强教授所言，股市下跌与吴老无关。就像我们在后来悟出的那样，根子还在于股权分置。在漫长的熊市下跌中，许小年的千点论尤其突出，当无数人炮轰许小年数年后，股市真的不幸跌到了998点，比千点还多跌了两点。
时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的许小年，招架不住当时舆论的狂轰滥炸，多次公开声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推倒重来，也从来没有说过指数要下跌到千点。当时的许经常是闭门谢客，紧锁双眉。直到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记者才看到过去的许小年又重新回来了。
股市又一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何拯救股市成为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中国证监会向全国征询意见，而李振宁提出的股权分置方案成为最终的被采纳者，这一次痛下决心的改革再次拯救了股市。
第六幕：
6000狂飙突变直下1800 水皮支招中国要做美元主
李振宁方案获得通过其实并非偶然。
2002年夏天，李振宁与尚在高盛就任的李青原等朋友相会在深圳的南海酒店。其后李振宁给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写了一封题目为《股市暴跌谁之过》的信。信中，他希望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让更广大的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
“当时，一些人认为，国有股先天就有权流通，不需要补偿流通股股东。但我们认为，前期让一些不好的企业包装上市，这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亏欠，要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另外统一十赠三股给流通股股东不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巨大差别。2003年初，我们的方案已经基本完成。刚刚转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约我们面谈，其后李青原由规划委办公室主任改任规划委主任，股权分置改革提速。我们向尚主席提交了《中国股市治市方略》。”
2004年2月，中国证监会通过成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白皮书起草小组，李振宁作为市场人士成为小组成员之一。在这个小组背后又成立了一个由中国证监会李青原、薄涛和市场人士李振宁组成的秘密三人小组。但是，股权分置改革一直没有实施，缘于各种阻力和担心。2005年4月，当股市跌向千点之时，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决定推出，改革的思路再次站了上风。
2005年5·1过后，股份制改造拉开序幕，那时，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正处于最黑暗的熊市末端，很多人仍然将股份制改造视为洪水猛兽；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下破千点，股改的洪水似乎要将股市淹没。
“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情形是反常，股改从制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一股独大问题，第一次让大股东的利益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一致，第一次让市场有了控股一家上市公司的冲动和可能。这样的制度性变革带来的应该是市场的机会而不是灾难。”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友苏在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十分明确地说。
市场终于在6月8日转向。从此，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展开。2007年10月，股市达到了6124点的高度，令人目眩。当记者正在憧憬中国三地资本市场的总市值将在2020年赶超美国之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贺强用夹着烟头的手，在空中轻轻地划了一个圈并向前一戳，轻声说：“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贺强的担忧是正确的，股市飞流直下三千尺，跌落到1800点附近，甚至连贺强也始料不及。除了次级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外，股权分置改革遗留的大小非问题成为市场下跌的内因。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市场还有彻底崩盘的危险。
改革的思路曾经无数次拯救了市场，这一次改革的思路又在哪里？
一直为中国股市呐喊的水皮先生，始终关注着市场的发展，从呼吁解决大小非问题到提出利用平准基金稳定市场，出台大小非减持细则稳定市场预期，水皮私下对记者说：“大小非减持细则出台之日，才是大盘真正见底之时。”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向，水皮先生已经不想多说，他在最近一期的水皮杂谈中说：“中国何时能做美元的主？”这样的杂谈实际上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当我们能做美元的主的时候，上证指数应该是多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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