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开放与改革”！
朱崇毛
开放与改革30余年，至今鲜见反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坦诚反思我国开放与改革的教训，否则，不断提速的华夏巨轮就有迷航、触礁、解体、沉没的危险！
一、一段被宰割的历史
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无论党史还是通史，应该是连贯的和承前启后的。然而，开放与改革却早已被割断开来。
官方和流行的说法是，开放与改革始于1978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铁的事实是，毛主席亲身谋划、亲自主导、亲手打开了中美交往关系的大门，邓小平的功劳在于延续和坚持了毛主席既定的对外交往政策。注意！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是平等地与世界各国交往，而非中国单向和单纯地将国门大敞四开“对外开放”。
古今中外，每一次伟大社会变革都成就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启蒙者、伟大实践者和英明领袖；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丰碑和继续革命的光辉灯塔。毛泽东思想，因中国革命的成功太过曲折悲壮而光芒万丈；毛泽东思想，因中国建设的历程太过艰难坎坷而备受争议！抛开建国后的种种客观原因，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 毛泽东仍旧像建国之前一样，太高瞻远瞩！太心明眼亮！太胸怀远大！太忧国忧民！太胸有成竹！太热情奔放！太信仰坚定！太无私无惧！太曲高和寡！太只争朝夕！太实事求是！太遇人不淑！太大慈大悲！太时不我予！
伟人仙逝不久，以真理为幌子、以否毛为重任、以务实为诱饵的改革启动了。
改革的启蒙始于胡耀邦主导的“真理大讨论”，用部分否定毛主席本人和全面否定毛主席领导下的一切成就为手段，达到了歪曲和否定毛泽东的实际效果，达成了排斥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地位，致使毛泽东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被事实上束之高阁，各种思潮借机大行其道，以致在共产党的大学里和课堂上，任谁都可以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公认领袖毛泽东破口大骂、百般羞辱、大肆抨击、随时诬蔑。
“启蒙”成功，改革推进。
第一步，通过否定毛主席，顺势将刘邓“文革”前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类包装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刀切地铺向广大农村。
毛主席曾在和陪同人员的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到时候内外一夹攻……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联产承包责任制挑起了农民的私欲，调动和满足了小农的积极性，打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坝的一个缺口。
第二步，用“党政分开”消减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对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强有力掌控，用“政企分开”削弱共产党继续运用毛泽东思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主导。品格高尚、浑身正气、党性坚强的党员和干部备受排挤、备受委屈、备受打击，同时，“右派”精英和“走资派”逐渐大权在握。刘邓在“文革”前搞的“厂长负责制”、“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之类重新占据了主宰地位。
第三步，经过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讨论），邓小平的主张并不占上风，于是他用一句“不争论（姓资姓社或姓公姓私）”，对反对意见强行压制和消音。前“右派”朱镕基趁势大刀阔斧，以提高生产力为名，强行将数千万劳动者与共有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将劳动者从社会主人翁的位置上驱赶“下岗”，同时，绝大多数劳动者也通过“聘用”的形式变相成为雇佣工人。 一套“简单务实”的邓氏“先富后富”牌诱饵和“小康”牌渔杆，钓得新中国这条毛泽东培育的龙鱼咬钩之后大伤元气，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丢了，一百多万集体企业丢了，上亿亩土地因被圈占就算暂时也丢了，城镇近1.4亿工人还剩下不到4千万，数千万下岗工人和上亿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全面崩溃，工资不仅相对下降，甚至象深圳那样绝对下降，“不准罢工”的宪法条款又紧紧捆住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手脚，从而创造了世界超低价的劳动力市场，不准罢工的工人是资本最理想的工人，于是全世界的资本风云际会般向中国聚集，华夏大地成为世界廉价产品的加工厂、各色工业污染和工业垃圾的倾倒厂。下岗工人、农民工，白领，金领，等等，都成了世界劳工；走投无路的妇女，甚至幼女沦为娼妓，整个中国繁荣娼盛，全社会笑贫不笑娼。
现在，中国的广大劳动者越来越不是公有生产资料的主人，也越来越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难听的“窑奴”，好听的“下岗工”，已经事实上被剥夺了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权利！
第四步，“改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面空降中国铺好了“神州机场”，买办和卖国“精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望着西方主子，“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外资蜂拥而至，带来了二手设备，甚或一流科技，也带来了美元，当然，没有人会在意美元上的病菌。至此，“开放”收到显性药效，而且副作用看似很小。
在“改革和开放”高歌猛进的同期，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革”前后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坚决批判、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取缔的各种糟粕，统统乘势回潮和泛滥起来。结果，邓小平主导时期的开放与改革历程刚刚走过10个年头，各种社会危机频发，贪腐愈演愈烈，几乎达到体制性和全局性腐败的程度，导致民怨沸腾。
在此必须提及，“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只掌大政方针，很少具体干预国政，具体主政的是恰恰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邓小平更是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刘邓将毛主席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向极端，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发现他们乱搞之后，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先是耐心劝导：“和现在流行的高调相比，我这是低调，是泼冷水。” 劝阻无效后几乎达到厉声阻止的程度。毛主席说过他根本就没打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然诬蔑：“毛泽东同志急于求成，想在他有生之年就看见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同样，五七年“反右”时批判彭德怀，刘邓是急先锋，邓主政后给彭德怀和“右派们”全部平反，然后把脏水拨向毛泽东。
改革的一个最大借口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致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伪命题。难道现在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铁是事实是，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与美苏三足鼎立。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突出的是，当时国库丰足，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身心舒畅，有教无类，生活充实，保障供给。试问，世上哪个国家如此“濒临崩溃”过？！
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和搞法，在毛泽东时代，既然人民穷困不堪，“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人首先应该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反而鼓励、教育中国人民“造反有理”。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深刻领悟，更重要的是：他心中装的不是他自己和家人，也不是跟随他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共产党人的特殊利益，他心中始终想着苦难深重的千年无助的普通老百姓，希望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希望他们从此摆脱苦维，不再被列强攻掠，不再为国家安危担忧，不再为吃穿发愁，不再被土匪、地痞、流氓、恶棍欺辱，不再被贪官污吏玩弄和剥夺，女人不再卖淫，男人不再嫖娼、吸毒、赌博，父母不再卖儿卖女，等等。他十分清楚，在他仙逝之前这些都不会成问题；他也十分明确，在他百年之后很可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以，他通过“四清”、“社教”、“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通过大批“右派”精英和很整“左派”官僚的运动方式，培训青年，教育百姓，训练军队，归根结底，目的是要把广大中国人民切实推上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坐稳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永续保持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惜乎！伟人用心良苦，后人随波逐流。
由于邓小平亲自主政和督政期间的开放与改革出现多方面重大失误，引致1989年的全国性社会政治经济大动乱。这时，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已经不可能替他再背黑锅，再帮他收拾烂摊子了。邓小平别无他法，只有动用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弹压和高压虽然稳住了局面，但祸根已种，后患无穷。
天佑中华。前苏东崩解，印证了毛主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要亡党亡国的！”英明预见，广大中国人民才切身逐渐体会出毛主席发动历次群众政治运动的伟大初衷、良苦用心和真功实效，才惊觉到社会安定团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客观上才给了邓小平一个反省和再出发的机会。
结果呢？！
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继续将中国推向了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深渊，一度公认达到了“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可悲困局。
割裂历史是割裂历史者的耻辱；面对被割裂的历史无动于衷，则是所有诚实和正直的人们的耻辱！每一位体认到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的中国人，都要为还原史实、正本清源而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二、开放与改革的重大失误
由于割裂历史，开放和改革失去了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丧失了成功历史经验的依托，逐渐背离了中国普罗大众的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邓小平表面上经常重复毛主席的口头禅“摸着石头过河”（据毛主席秘书田家英记录整理的毛主席常用语，目的是为了新秘书进入情况方便。），实际上却是“猫论”当道，纵猫作虎，为所欲为，开放和改革存在一系列重大弊端，造成重大失误。
第一，在战略上，开放与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否定毛主席既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和制度，而非实现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热衷于下围棋、打桥牌，可以归类为不读书、不看报者之列，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空洞无物，言不由衷，支离破碎，南辕北辙，难以服众。他挑选的第一任总书记胡耀邦以反毛为己任，是逢毛必反的跳梁大丑。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妄自菲薄，据传竟然自降国格、人格，求助外国人推倒毛主席奠定的社会主义体制，还自贬中华文化，提倡什么“中餐西吃”，提倡吃巧克力，提倡喝牛奶，等等。邓小平挑选的另一个总书记赵紫阳更“高雅”，竟然热衷和迷恋高贵而又昂贵的高尔夫运动。两任总书记前赴后继，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举国能不自惭形秽，能不大兴崇洋媚外之邪风？对比毛主席废寝忘食、博览群书，为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呕心沥血，缜密规划，谋全球，筹万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不能不赞佩和崇拜毛泽东。
第二，在具体目标上，开放与改革一直被小农意识主导着，被个人私欲牵引着，被西方影响乘隙而入着。什么“先富论”、“小康说”、“翻番经”、“引进曲”、“稳定律”、“引进调”、等等，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都是“文革”前刘邓“爬行主义”和“拿来主义”的翻版。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千万百计破私立公，举国万众一心，目标一致，先是“超英赶美”，后是“明天的苏联”，最后明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不是放空炮，他从来说到做到，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万吨轮、人造卫星、等等，无论是事关国家命运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还是全体人民的衣食住行，无不事无巨细，详加筹谋，并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让所有既定目标逐一成为现实。在此期间，毛泽东教育全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要明确“先生产，后生活”的道理，要先施不讨好当世人的“小仁政”，待条件改善再施惠及后代的“大仁政”。 “文革”中毛主席为什么大批刘邓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借”的洋奴哲学？ 看看邓时代这个下马那个停产，究究为什么“汶川大地震”救灾的直升机净是外国货，为什么整个中国的直升机还没有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多，问问为什么中国早就卫星上天，却刚刚挂牌生产大飞机。对比之下，高低立现，让我们怎能不怀念和崇拜毛泽东？
第三，开放与改革丧失了应有的原则和立场。在开放方面，明知西方敌意根深蒂固，却疏于防范，任凭西方各种思潮泛滥，直至乱局难以善止。在实施开放的很多具体事情上，软弱忍让，吃亏上当，乃至丧权辱国。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开放自降国格，把中国从世界一极降到了美国跟班的地位。香港到期回归，毛泽东时代早有预案，并非邓小平一人之功。在改革方面，大政方针置中华文明“不患寡，患不均”的悠久历史和新中国长期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实际于不顾，放纵国内外资本横行神州，结果是贪腐成风，权钱串通，世风日下，污染深重，两极分化，为富不仁，鸡繁鸭荣，民怨沸腾，窑奴鬼妻，乞丐残童，等等，丑恶现象数不胜数。
邓小平引领期间的中国表面上国强民富了，但代价极其巨大，教训极其深刻，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惨重。表现主要是：（1）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领域开始崩解；（2）社会因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而开始出现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3）少数暴富者为富不仁，广大人民背负上新的三座大山；（4）民族气节涣散，崇洋媚外风兴盛；（5）外国资本借机逐渐渗透和抓住了国民经济的许多基本部门、基础部门，甚至骨干企业；（6）社会风气低俗不堪，民智渐趋愚昧，民众居个人之小安而忘国家和民族之大危；等等。现在，无数卖国“精英”居然大言不惭，寡廉鲜耻，不以奴颜媚骨自贬国格为耻，反以强词夺理百般卖国为荣。
对比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勤俭建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力抗美苏，扬眉吐气，挺胸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崇拜和呼唤毛泽东！
三、开放与改革的教训
邓小平主政时期的开放与改革，用巨大代价换来了众多深刻教训，例如，在政治思想上，邓小平事实上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泥沙俱下，迷住了中国人民的双眼，涣散了中国人民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并逐渐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态势；在社会风气上，是非不分，美丑不辨，俗不可耐，邪气不绝；在经济领域中，邓小平玩弄“先富后富”的把戏，明目张胆地为一小部分人撑腰打气，同时将大部分中国人推到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越演越烈，积重难返，两级分化越演越烈，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华美约言成为泡影；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毛泽东时代花大力气禁绝的所有丑恶现象统统重现，世风日下，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切齿不已；在对外交往方面，更是问题成堆，惨不忍睹。
其实，对于上述情况，毛主席早就曾经预言过：“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是走资派主政的必然结果。
巨大和惨痛的教训，至少让中国人民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社会必须明确树立和大力弘扬稳固的主流价值观。在毛泽东思想之后狗尾续貂、越续越糟的现象必须废止。
物极必反，否及泰来。可喜可贺的是，胡温体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在具体施政上直接承传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为中国人民感悟毛泽东思想、信仰毛泽东思想、丰富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传播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强大助力。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科学化和内容现代化的发端，所以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中国社会必须奋发图强，全面规划国家各方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章程。必须肃清“猫论”遗毒的影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中国社会又快又好又可持续的有序发展。
第三，必须创新中国政治经济的崭新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现在，中国已经渡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应该是修渠筑坝，引水浇花，消灭虫害，喜迎丰收的时候了。
四、胡温体制与“改革和开放”
经过江核心的过渡，胡温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承传。胡温体制履新的西柏坡之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全方位复归的开始。从重温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温体制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成就斐然，受到全中国人民的由衷感佩和衷心拥戴。现在，中国已经熬过了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的直接摧残，正在逐步用实际行动来批驳和扭转“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严重谬误和失误，正沿着建立和谐社会和发展和谐世界的正确轨道稳定而有序地前进着。
在胡温体制下，改革正被建设和谐社会所取代；开放正被发展和谐世界所代替，居心叵测的“改革”和祸国殃民的“开放”必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真正的历史也将拨云见日，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得民心者得天下。胡温体制在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价值观上，胡温体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主张，正在逐步统一人民的思想；在政治上，胡温标本兼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邓小平主政期间的一系列有害影响；在经济上，巨大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在整治贪渎上，正拨乱反正，一步步地扭转着局面；在思想文化上，正气在回升，正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内、对外各方面关系上，胡温体制同样谋全局、谋万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们赞佩的举措。尤其是这次“汶川地震”救灾期间，胡温体制俨然毛泽东时代重现，发挥了让全球赞叹和让所有中华儿女自豪的巨大效能，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以预见，胡温体制会越来越完善，会越来越卓有成效，会越来越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强烈支持。
五、胡温体制的任务和历史地位
胡温体制，任重道远。如果胡温体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夯实坚固而完整制度基础的伟大任务，则胡温体制的历史地位绝不亚于毛泽东，完全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
胡温体制的任务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开创政治经济理论新体系。
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始祖是斯大林。《苏联教科书》一方面充斥马列教条，一方面片面强调统一计划，其对国民经济非常时期有助益，但对国民经济常态则是一种桎梏。毛泽东引领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坎坷跌宕，一个鲜为人觉的重大因素是，《苏联教科书》挡住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高水平上进一步创新理论的现实性（相反，他建国前多次不理睬斯大林各种“建议”，在实践中自创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结果眼睁睁地任由一团泊自苏联的马列教条禁锢了头脑，捆住了手脚。后来，毛泽东虽然同“苏修”在意识形态和党际关系上决裂了，但没有同斯大林的《苏联教科书》决裂，所以直到逝世都没有意识到《苏联教科书》给他和他领导下的中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苏联教科书》的最大缺陷是：劳动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劳动者不是贯穿始终的红线，劳动者不是理论中的主人翁，而只是理论上的主人翁，所以，全社会基于劳动而产生的全部社会活动就不是理论探讨的明确内容和主要内容，全体劳动者（包括从事管理和从事科研的劳动者和从事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具体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就无法得到有效探讨、有效落实和有效规定。没有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哪来清清楚楚的社会实践？哪来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
“文革”初期某夜，毛主席曾与首都红卫兵代表们促膝长谈5个半小时。一位小将曾问毛主席，如果您百年之后革命出现挫折甚至失败，我们应该怎么办？毛主席回顾了党史，告诫道，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跟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者们团结在一起，争取劳动人民的坚决支持。可见，毛主席非常清楚劳动和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更是大力创造条件发挥工农兵学商在社会劳动中的主导作用，他要创造出一个属于劳动者的中国和一个劳动者主导下的世界。遗憾的是，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千头万绪，无暇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并形成具体化的政策。
邓小平哪有理论？在他影响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逐渐抹去，然后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怀抱。看看当今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峻现实和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端，人们就会明白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了。如果不是胡温体制和毛主席留下的公有制基础，中国现在的制度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连封建主义都不如的、最原始、最野蛮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关于胡温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笔者将专文建言。
现在，有科学发展观指导，有深厚的毛泽东思想基础，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有中外社会发展越来越鲜明的对比，理论创新绝非难不可攀之举。
第二，确立完善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设计的中国政治制度实际上非常完善，那就是党指挥枪制度，党内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框架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但是，实践中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制约，上述各种制度没有可能得到一丝不苟地执行，并固定接续下来。现在，中国的国内外条件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已经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如果把上述各制度统一到人民共和制的旗帜下，本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进行合理分工，则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共和制就会清晰地展示于世人眼前。
第三，确立完善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私有制，而非市场经济机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公有制，也非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早已是全球性客观存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善加利用，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在中国现阶段，公有制形式多样，规模不等的私人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也是客观存在和现实需要，所以，无论公有或私有，各种经济成分完全可以在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下合理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完善的经济制度必须依法体现、实现和保障劳动者国家主人翁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可以借鉴人类文明的所有有益成果，但绝不可以轻率地简单照搬和对接。
第四，确立有效的道德规范。
中国有“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又在实践公有制的过程中提升了中国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舍己为人、忘我牺牲等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虽经历了邓小平主政期间倡导私利、刺激私欲的严重误导和重度扭曲，但民众也从反面认同了重建一整套社会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认识也是深透的，也预见到了邓小平要死不悔改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永不翻案”是假，能屈能伸是真。那么，毛主席为什么把威望在邓小平之前的所有大人物们统统都送走了，唯独留下邓小平，任邓小平随意翻案呢？因为毛主席知道，一方面，邓小平将会是他身后的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反面教员，会用铁的事实给中国人民上一堂严肃的修正主义者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课；另一方面，他更知道邓小平没有蹲过敌人监狱，没有叛过党，也没有刘少奇的《修养》，铁定不会任凭“党内走资派”以外的任何利益集团从他手中夺权，所以毛泽东自己只会一人受辱、一家遭罪，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共产党整体的领导地位。在邓小平百年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自然会警醒后来人，警醒广大中国民众，使得社会主义遭遇的挫折终究属于螺旋似的上升或波浪似的前进。果然，中国人民（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觉醒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已经重又在每一个真正觉悟了的中国人眼前高高飘扬。
被人称为“在一个时期管理美国”的基辛格这样评价毛主席：“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主席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基辛格感受毛主席的伟人魅力后惊叹：“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让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会万众齐呼“毛主席万岁！”。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没有谁呼喊过：“人民万岁！”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结论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举世赞佩，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举世皆知。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住，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稳步前进，制度上依法治国，思想上吐故纳新，文化上正气丰沛，民心上举国一体，军事上有备无患，外交上理直气壮，则华夏复兴的伟业必将指日可待。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激荡着伟人响彻环宇的话语。
我不信神敬鬼，我只笃信和崇拜神人，毛泽东！
朱崇毛
开放与改革30余年，至今鲜见反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坦诚反思我国开放与改革的教训，否则，不断提速的华夏巨轮就有迷航、触礁、解体、沉没的危险！
一、一段被宰割的历史
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无论党史还是通史，应该是连贯的和承前启后的。然而，开放与改革却早已被割断开来。
官方和流行的说法是，开放与改革始于1978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铁的事实是，毛主席亲身谋划、亲自主导、亲手打开了中美交往关系的大门，邓小平的功劳在于延续和坚持了毛主席既定的对外交往政策。注意！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是平等地与世界各国交往，而非中国单向和单纯地将国门大敞四开“对外开放”。
古今中外，每一次伟大社会变革都成就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启蒙者、伟大实践者和英明领袖；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丰碑和继续革命的光辉灯塔。毛泽东思想，因中国革命的成功太过曲折悲壮而光芒万丈；毛泽东思想，因中国建设的历程太过艰难坎坷而备受争议！抛开建国后的种种客观原因，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 毛泽东仍旧像建国之前一样，太高瞻远瞩！太心明眼亮！太胸怀远大！太忧国忧民！太胸有成竹！太热情奔放！太信仰坚定！太无私无惧！太曲高和寡！太只争朝夕！太实事求是！太遇人不淑！太大慈大悲！太时不我予！
伟人仙逝不久，以真理为幌子、以否毛为重任、以务实为诱饵的改革启动了。
改革的启蒙始于胡耀邦主导的“真理大讨论”，用部分否定毛主席本人和全面否定毛主席领导下的一切成就为手段，达到了歪曲和否定毛泽东的实际效果，达成了排斥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地位，致使毛泽东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被事实上束之高阁，各种思潮借机大行其道，以致在共产党的大学里和课堂上，任谁都可以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公认领袖毛泽东破口大骂、百般羞辱、大肆抨击、随时诬蔑。
“启蒙”成功，改革推进。
第一步，通过否定毛主席，顺势将刘邓“文革”前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类包装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刀切地铺向广大农村。
毛主席曾在和陪同人员的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到时候内外一夹攻……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联产承包责任制挑起了农民的私欲，调动和满足了小农的积极性，打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坝的一个缺口。
第二步，用“党政分开”消减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对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强有力掌控，用“政企分开”削弱共产党继续运用毛泽东思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主导。品格高尚、浑身正气、党性坚强的党员和干部备受排挤、备受委屈、备受打击，同时，“右派”精英和“走资派”逐渐大权在握。刘邓在“文革”前搞的“厂长负责制”、“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之类重新占据了主宰地位。
第三步，经过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讨论），邓小平的主张并不占上风，于是他用一句“不争论（姓资姓社或姓公姓私）”，对反对意见强行压制和消音。前“右派”朱镕基趁势大刀阔斧，以提高生产力为名，强行将数千万劳动者与共有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将劳动者从社会主人翁的位置上驱赶“下岗”，同时，绝大多数劳动者也通过“聘用”的形式变相成为雇佣工人。 一套“简单务实”的邓氏“先富后富”牌诱饵和“小康”牌渔杆，钓得新中国这条毛泽东培育的龙鱼咬钩之后大伤元气，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丢了，一百多万集体企业丢了，上亿亩土地因被圈占就算暂时也丢了，城镇近1.4亿工人还剩下不到4千万，数千万下岗工人和上亿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全面崩溃，工资不仅相对下降，甚至象深圳那样绝对下降，“不准罢工”的宪法条款又紧紧捆住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手脚，从而创造了世界超低价的劳动力市场，不准罢工的工人是资本最理想的工人，于是全世界的资本风云际会般向中国聚集，华夏大地成为世界廉价产品的加工厂、各色工业污染和工业垃圾的倾倒厂。下岗工人、农民工，白领，金领，等等，都成了世界劳工；走投无路的妇女，甚至幼女沦为娼妓，整个中国繁荣娼盛，全社会笑贫不笑娼。
现在，中国的广大劳动者越来越不是公有生产资料的主人，也越来越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难听的“窑奴”，好听的“下岗工”，已经事实上被剥夺了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权利！
第四步，“改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面空降中国铺好了“神州机场”，买办和卖国“精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望着西方主子，“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外资蜂拥而至，带来了二手设备，甚或一流科技，也带来了美元，当然，没有人会在意美元上的病菌。至此，“开放”收到显性药效，而且副作用看似很小。
在“改革和开放”高歌猛进的同期，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革”前后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坚决批判、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取缔的各种糟粕，统统乘势回潮和泛滥起来。结果，邓小平主导时期的开放与改革历程刚刚走过10个年头，各种社会危机频发，贪腐愈演愈烈，几乎达到体制性和全局性腐败的程度，导致民怨沸腾。
在此必须提及，“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只掌大政方针，很少具体干预国政，具体主政的是恰恰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邓小平更是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刘邓将毛主席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向极端，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发现他们乱搞之后，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先是耐心劝导：“和现在流行的高调相比，我这是低调，是泼冷水。” 劝阻无效后几乎达到厉声阻止的程度。毛主席说过他根本就没打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然诬蔑：“毛泽东同志急于求成，想在他有生之年就看见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同样，五七年“反右”时批判彭德怀，刘邓是急先锋，邓主政后给彭德怀和“右派们”全部平反，然后把脏水拨向毛泽东。
改革的一个最大借口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致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伪命题。难道现在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铁是事实是，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与美苏三足鼎立。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突出的是，当时国库丰足，社会安定，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身心舒畅，有教无类，生活充实，保障供给。试问，世上哪个国家如此“濒临崩溃”过？！
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和搞法，在毛泽东时代，既然人民穷困不堪，“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人首先应该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却反而鼓励、教育中国人民“造反有理”。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深刻领悟，更重要的是：他心中装的不是他自己和家人，也不是跟随他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共产党人的特殊利益，他心中始终想着苦难深重的千年无助的普通老百姓，希望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希望他们从此摆脱苦维，不再被列强攻掠，不再为国家安危担忧，不再为吃穿发愁，不再被土匪、地痞、流氓、恶棍欺辱，不再被贪官污吏玩弄和剥夺，女人不再卖淫，男人不再嫖娼、吸毒、赌博，父母不再卖儿卖女，等等。他十分清楚，在他仙逝之前这些都不会成问题；他也十分明确，在他百年之后很可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以，他通过“四清”、“社教”、“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通过大批“右派”精英和很整“左派”官僚的运动方式，培训青年，教育百姓，训练军队，归根结底，目的是要把广大中国人民切实推上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坐稳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永续保持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惜乎！伟人用心良苦，后人随波逐流。
由于邓小平亲自主政和督政期间的开放与改革出现多方面重大失误，引致1989年的全国性社会政治经济大动乱。这时，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已经不可能替他再背黑锅，再帮他收拾烂摊子了。邓小平别无他法，只有动用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弹压和高压虽然稳住了局面，但祸根已种，后患无穷。
天佑中华。前苏东崩解，印证了毛主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要亡党亡国的！”英明预见，广大中国人民才切身逐渐体会出毛主席发动历次群众政治运动的伟大初衷、良苦用心和真功实效，才惊觉到社会安定团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客观上才给了邓小平一个反省和再出发的机会。
结果呢？！
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继续将中国推向了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深渊，一度公认达到了“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可悲困局。
割裂历史是割裂历史者的耻辱；面对被割裂的历史无动于衷，则是所有诚实和正直的人们的耻辱！每一位体认到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的中国人，都要为还原史实、正本清源而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二、开放与改革的重大失误
由于割裂历史，开放和改革失去了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丧失了成功历史经验的依托，逐渐背离了中国普罗大众的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邓小平表面上经常重复毛主席的口头禅“摸着石头过河”（据毛主席秘书田家英记录整理的毛主席常用语，目的是为了新秘书进入情况方便。），实际上却是“猫论”当道，纵猫作虎，为所欲为，开放和改革存在一系列重大弊端，造成重大失误。
第一，在战略上，开放与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否定毛主席既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和制度，而非实现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热衷于下围棋、打桥牌，可以归类为不读书、不看报者之列，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空洞无物，言不由衷，支离破碎，南辕北辙，难以服众。他挑选的第一任总书记胡耀邦以反毛为己任，是逢毛必反的跳梁大丑。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妄自菲薄，据传竟然自降国格、人格，求助外国人推倒毛主席奠定的社会主义体制，还自贬中华文化，提倡什么“中餐西吃”，提倡吃巧克力，提倡喝牛奶，等等。邓小平挑选的另一个总书记赵紫阳更“高雅”，竟然热衷和迷恋高贵而又昂贵的高尔夫运动。两任总书记前赴后继，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举国能不自惭形秽，能不大兴崇洋媚外之邪风？对比毛主席废寝忘食、博览群书，为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呕心沥血，缜密规划，谋全球，筹万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不能不赞佩和崇拜毛泽东。
第二，在具体目标上，开放与改革一直被小农意识主导着，被个人私欲牵引着，被西方影响乘隙而入着。什么“先富论”、“小康说”、“翻番经”、“引进曲”、“稳定律”、“引进调”、等等，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都是“文革”前刘邓“爬行主义”和“拿来主义”的翻版。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千万百计破私立公，举国万众一心，目标一致，先是“超英赶美”，后是“明天的苏联”，最后明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不是放空炮，他从来说到做到，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万吨轮、人造卫星、等等，无论是事关国家命运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还是全体人民的衣食住行，无不事无巨细，详加筹谋，并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让所有既定目标逐一成为现实。在此期间，毛泽东教育全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要明确“先生产，后生活”的道理，要先施不讨好当世人的“小仁政”，待条件改善再施惠及后代的“大仁政”。 “文革”中毛主席为什么大批刘邓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借”的洋奴哲学？ 看看邓时代这个下马那个停产，究究为什么“汶川大地震”救灾的直升机净是外国货，为什么整个中国的直升机还没有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多，问问为什么中国早就卫星上天，却刚刚挂牌生产大飞机。对比之下，高低立现，让我们怎能不怀念和崇拜毛泽东？
第三，开放与改革丧失了应有的原则和立场。在开放方面，明知西方敌意根深蒂固，却疏于防范，任凭西方各种思潮泛滥，直至乱局难以善止。在实施开放的很多具体事情上，软弱忍让，吃亏上当，乃至丧权辱国。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开放自降国格，把中国从世界一极降到了美国跟班的地位。香港到期回归，毛泽东时代早有预案，并非邓小平一人之功。在改革方面，大政方针置中华文明“不患寡，患不均”的悠久历史和新中国长期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实际于不顾，放纵国内外资本横行神州，结果是贪腐成风，权钱串通，世风日下，污染深重，两极分化，为富不仁，鸡繁鸭荣，民怨沸腾，窑奴鬼妻，乞丐残童，等等，丑恶现象数不胜数。
邓小平引领期间的中国表面上国强民富了，但代价极其巨大，教训极其深刻，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惨重。表现主要是：（1）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领域开始崩解；（2）社会因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而开始出现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3）少数暴富者为富不仁，广大人民背负上新的三座大山；（4）民族气节涣散，崇洋媚外风兴盛；（5）外国资本借机逐渐渗透和抓住了国民经济的许多基本部门、基础部门，甚至骨干企业；（6）社会风气低俗不堪，民智渐趋愚昧，民众居个人之小安而忘国家和民族之大危；等等。现在，无数卖国“精英”居然大言不惭，寡廉鲜耻，不以奴颜媚骨自贬国格为耻，反以强词夺理百般卖国为荣。
对比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勤俭建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力抗美苏，扬眉吐气，挺胸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崇拜和呼唤毛泽东！
三、开放与改革的教训
邓小平主政时期的开放与改革，用巨大代价换来了众多深刻教训，例如，在政治思想上，邓小平事实上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泥沙俱下，迷住了中国人民的双眼，涣散了中国人民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并逐渐呈现出一盘散沙的态势；在社会风气上，是非不分，美丑不辨，俗不可耐，邪气不绝；在经济领域中，邓小平玩弄“先富后富”的把戏，明目张胆地为一小部分人撑腰打气，同时将大部分中国人推到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越演越烈，积重难返，两级分化越演越烈，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华美约言成为泡影；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毛泽东时代花大力气禁绝的所有丑恶现象统统重现，世风日下，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切齿不已；在对外交往方面，更是问题成堆，惨不忍睹。
其实，对于上述情况，毛主席早就曾经预言过：“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是走资派主政的必然结果。
巨大和惨痛的教训，至少让中国人民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社会必须明确树立和大力弘扬稳固的主流价值观。在毛泽东思想之后狗尾续貂、越续越糟的现象必须废止。
物极必反，否及泰来。可喜可贺的是，胡温体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在具体施政上直接承传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为中国人民感悟毛泽东思想、信仰毛泽东思想、丰富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传播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强大助力。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科学化和内容现代化的发端，所以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中国社会必须奋发图强，全面规划国家各方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章程。必须肃清“猫论”遗毒的影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中国社会又快又好又可持续的有序发展。
第三，必须创新中国政治经济的崭新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现在，中国已经渡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应该是修渠筑坝，引水浇花，消灭虫害，喜迎丰收的时候了。
四、胡温体制与“改革和开放”
经过江核心的过渡，胡温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承传。胡温体制履新的西柏坡之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全方位复归的开始。从重温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温体制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成就斐然，受到全中国人民的由衷感佩和衷心拥戴。现在，中国已经熬过了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的直接摧残，正在逐步用实际行动来批驳和扭转“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严重谬误和失误，正沿着建立和谐社会和发展和谐世界的正确轨道稳定而有序地前进着。
在胡温体制下，改革正被建设和谐社会所取代；开放正被发展和谐世界所代替，居心叵测的“改革”和祸国殃民的“开放”必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真正的历史也将拨云见日，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得民心者得天下。胡温体制在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价值观上，胡温体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主张，正在逐步统一人民的思想；在政治上，胡温标本兼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邓小平主政期间的一系列有害影响；在经济上，巨大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在整治贪渎上，正拨乱反正，一步步地扭转着局面；在思想文化上，正气在回升，正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内、对外各方面关系上，胡温体制同样谋全局、谋万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们赞佩的举措。尤其是这次“汶川地震”救灾期间，胡温体制俨然毛泽东时代重现，发挥了让全球赞叹和让所有中华儿女自豪的巨大效能，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以预见，胡温体制会越来越完善，会越来越卓有成效，会越来越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强烈支持。
五、胡温体制的任务和历史地位
胡温体制，任重道远。如果胡温体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夯实坚固而完整制度基础的伟大任务，则胡温体制的历史地位绝不亚于毛泽东，完全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
胡温体制的任务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开创政治经济理论新体系。
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始祖是斯大林。《苏联教科书》一方面充斥马列教条，一方面片面强调统一计划，其对国民经济非常时期有助益，但对国民经济常态则是一种桎梏。毛泽东引领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坎坷跌宕，一个鲜为人觉的重大因素是，《苏联教科书》挡住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高水平上进一步创新理论的现实性（相反，他建国前多次不理睬斯大林各种“建议”，在实践中自创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结果眼睁睁地任由一团泊自苏联的马列教条禁锢了头脑，捆住了手脚。后来，毛泽东虽然同“苏修”在意识形态和党际关系上决裂了，但没有同斯大林的《苏联教科书》决裂，所以直到逝世都没有意识到《苏联教科书》给他和他领导下的中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苏联教科书》的最大缺陷是：劳动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劳动者不是贯穿始终的红线，劳动者不是理论中的主人翁，而只是理论上的主人翁，所以，全社会基于劳动而产生的全部社会活动就不是理论探讨的明确内容和主要内容，全体劳动者（包括从事管理和从事科研的劳动者和从事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具体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就无法得到有效探讨、有效落实和有效规定。没有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哪来清清楚楚的社会实践？哪来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
“文革”初期某夜，毛主席曾与首都红卫兵代表们促膝长谈5个半小时。一位小将曾问毛主席，如果您百年之后革命出现挫折甚至失败，我们应该怎么办？毛主席回顾了党史，告诫道，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跟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者们团结在一起，争取劳动人民的坚决支持。可见，毛主席非常清楚劳动和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更是大力创造条件发挥工农兵学商在社会劳动中的主导作用，他要创造出一个属于劳动者的中国和一个劳动者主导下的世界。遗憾的是，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千头万绪，无暇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并形成具体化的政策。
邓小平哪有理论？在他影响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逐渐抹去，然后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怀抱。看看当今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峻现实和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端，人们就会明白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了。如果不是胡温体制和毛主席留下的公有制基础，中国现在的制度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连封建主义都不如的、最原始、最野蛮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关于胡温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笔者将专文建言。
现在，有科学发展观指导，有深厚的毛泽东思想基础，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有中外社会发展越来越鲜明的对比，理论创新绝非难不可攀之举。
第二，确立完善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设计的中国政治制度实际上非常完善，那就是党指挥枪制度，党内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框架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但是，实践中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制约，上述各种制度没有可能得到一丝不苟地执行，并固定接续下来。现在，中国的国内外条件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已经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如果把上述各制度统一到人民共和制的旗帜下，本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进行合理分工，则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共和制就会清晰地展示于世人眼前。
第三，确立完善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私有制，而非市场经济机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公有制，也非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早已是全球性客观存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善加利用，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在中国现阶段，公有制形式多样，规模不等的私人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也是客观存在和现实需要，所以，无论公有或私有，各种经济成分完全可以在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下合理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完善的经济制度必须依法体现、实现和保障劳动者国家主人翁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可以借鉴人类文明的所有有益成果，但绝不可以轻率地简单照搬和对接。
第四，确立有效的道德规范。
中国有“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又在实践公有制的过程中提升了中国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舍己为人、忘我牺牲等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虽经历了邓小平主政期间倡导私利、刺激私欲的严重误导和重度扭曲，但民众也从反面认同了重建一整套社会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认识也是深透的，也预见到了邓小平要死不悔改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永不翻案”是假，能屈能伸是真。那么，毛主席为什么把威望在邓小平之前的所有大人物们统统都送走了，唯独留下邓小平，任邓小平随意翻案呢？因为毛主席知道，一方面，邓小平将会是他身后的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反面教员，会用铁的事实给中国人民上一堂严肃的修正主义者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课；另一方面，他更知道邓小平没有蹲过敌人监狱，没有叛过党，也没有刘少奇的《修养》，铁定不会任凭“党内走资派”以外的任何利益集团从他手中夺权，所以毛泽东自己只会一人受辱、一家遭罪，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共产党整体的领导地位。在邓小平百年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自然会警醒后来人，警醒广大中国民众，使得社会主义遭遇的挫折终究属于螺旋似的上升或波浪似的前进。果然，中国人民（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觉醒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已经重又在每一个真正觉悟了的中国人眼前高高飘扬。
被人称为“在一个时期管理美国”的基辛格这样评价毛主席：“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主席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基辛格感受毛主席的伟人魅力后惊叹：“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让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会万众齐呼“毛主席万岁！”。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没有谁呼喊过：“人民万岁！”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结论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举世赞佩，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举世皆知。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住，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稳步前进，制度上依法治国，思想上吐故纳新，文化上正气丰沛，民心上举国一体，军事上有备无患，外交上理直气壮，则华夏复兴的伟业必将指日可待。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激荡着伟人响彻环宇的话语。
我不信神敬鬼，我只笃信和崇拜神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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