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
马悲鸣
笔者曾经发表过两组和藏族朋友阿沛•晋美的通信，并遭到很有几位汉族人士的愤怒声讨。不过还算好，我坐等的“”两字居然没有扣过来，也是邪门。当时有一位蒙古族兄弟看了我们的《汉藏通信》以后发表文章，建议进行《蒙汉藏通信》。而我和晋美都忙，连《汉藏通信》也没再继续下去。今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第54期上登出了《“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因见其中几人颇多妄语，故在此絮叨几句。
电脑网上有位自称杜甫之后者发表高论∶“大汉族主义没有甚么不好。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极其野蛮、落后、原始的人种，是我们汉族解放了他们，带给了他们文明的生活。汉人天生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汉人应该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他们忘恩负义，证明了野兽就是比人类低贱，不管怎么训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才能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从野兽变成人。这是进化的代价，他们必须付出。”
此公高论相当率直，尽管有点不中听。笔者在私下谈论中发现，中国人中持此论调者相当普遍。而且在国内的社会学术地位越高者，这种观念越强。博士生高于硕士生，硕士生高于学士生，学士生高于中专生，依此类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知识界有“尊夏攘夷”的儒家传统，国内学术地位越高者，受“尊夏攘夷”的影响越深，信念越根深蒂固。汉人是夏，藏人是夷，自然不必尊重他们。
一位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到访的博士生看到西藏难民的示威后愤恨不已，私下议论说∶“西藏那种落后文化废掉算了。”一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下接受采访的大陆旅美学者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说∶“他们剥的那张人皮还在那里呢”。四个月前香港回归时，一名在华盛顿国会山庄高台阶前接受采访的博士生说∶“中国人管理香港总比鸦片贩子强多了”。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央电视台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他们的采访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剪缉的，自然代表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心声。那张被剥下来的人皮确实还摆在那里。英国商人也确曾是鸦片贩子。现在让我们反问一句，如果西藏有一张被剥下来的人皮，有高僧头盖骨做的贡奉碗盏，有被剜眼，断手足和带枷带镣长街行者，是否汉人就有权占领人家的家园，毁灭人家的文化呢？
倘若回答“是”的话，那么在鸦片战争时的中国，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被裹了小脚，比西藏刖足者多得不知凡几。男子还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制下梳着根大辫子。死刑还在用刀砍脑袋，间或还有凌迟的。除了带枷带镣长街行者外，还有能把人活活站死的站笼（可见《老残游记》），是否列强因此就有权瓜分中国，就有权向中国贩卖鸦片，有权消灭中国文化了呢？
明朝有个洪武朱皇帝，道是“贪官剥皮”。被剥下来的人皮用草楦起来立在大堂上以警戒后任。那时的官员每天就陪着四五个前任被剥下来的皮办公。直到南明小朝廷，贼盗出身的大将孙可望还剥了一个大臣的皮。被剥皮的大臣至死骂不绝口，道是自家皮内“节节是忠骨，寸寸是忠肠”。南明到了这种地步还是如此行事，不久即亡。鲁迅说有明一代是“以剥皮始，以剥皮终”。若说西藏有一张不知哪年，不知何处剥的人皮，汉人就有权灭了人家的家园，平毁人家的文化的话，那么朱元璋不知剥了多少官员和大臣的皮，忠介公海瑞还上书要求恢复“贪官剥皮”的法律，更应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邀请清兵入关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了。对吗？更何况若无清兵入关，中国现在的版图还在长城之内呢，哪里轮得到说西藏的是非。
明朝太远了，就说西藏“平叛”七年之后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吧。中国人不但私设公堂，非刑拷打，草菅人命，竟致集体屠杀，甚尔还有为了表现革命义愤而吃人的。吃人已经远过剥皮，刖足和剜眼了。文革平白无故地就致死了两百万条人命，和整个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差不多。那么苏联准备用原子弹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就应该算是解民于倒悬的正义之师了吧？
从近几年发表出来的文章看，诋毁藏人最力的徐明旭和刘国凯两位所谓的“民运人士”都是文革造反派出身。而我们知道，文革时藏族造反派也曾批斗过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当年这帮造反派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勾当；今天又以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态度来捍卫汉族中国的所谓领土主权完整，一直捍卫到人家藏人家里去。仍不外当年造反派脾气。
与会的蒙汉藏三方瞎争些官场民族分配比例，中央向少数民族地区拨多少款，又从少数民族地区开采了多少资源等等。这些都是算不清账，争不清是非的。最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若是因为投了钱，就有权把自己这套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证明非人道，无效率的腐败制度强加于人的话，那么现在日本正每年向中国投放大量贷款，远比中国政府投到西藏去的多得多。中国还应该回到大东亚共荣圈里去。是吗？更何况今天日本的制度要比中国的现行制度廉洁、有效和人道得多。
徐明旭对其造反派的经历有所反省，应该受到赞扬。但其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仍是不外造反派本色。刘国凯则照旧以造反派行径为荣，当然无法指望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能理喻。
过去我还以为如此大量的高学位知识分子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中国的民主事业一定会成功呢。但是一到西藏问题，马上就显示出他们骨子里其实和共产党还是一伙。
前些时候有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媒介妖魔化中国。是非姑且不论，人家美国并没有因此就进军中国，平毁中国文化。如今中国已经妖魔化西藏半个世纪了，和前述那位杜甫后人一样，把藏人妖魔化成“最野蛮，最愚昧，最黑暗，最残酷，最落后，最原始”的民族，并以此为由“和平解放”，进军西藏，再背信弃义，提前进行“民主改革”，故意逼反藏人，然后再大军镇压，并进一步平毁人家的文化。如今才知，如徐明旭、刘国凯辈民运分子也是中共妖魔化西藏大合唱里的助兴者。
国内人士曾将海外民运的军∶“有种的回国去练”。这话没有道理。共产党不容你在国内练民主。但若回国去妖魔化西藏，中共却是只嫌人少，绝不嫌人多。谁要是想解藏民于倒悬，大义凛然地救藏人于封建农奴制的水深火热之中，谁自己到西藏农牧区插队去，别在美国或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汉族大都市里说便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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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发表时被编辑改作《请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驳大汉族主义者的妄言》
** 杜正东，杜甫的杜，蒋中正的正，毛泽东的东
【附录】～～～～～～～～～～～～～～～～～～～～～～～～～～～～～
谁是野兽？
•谢小庆•
《华夏文摘》９８０２ａ马悲鸣先生文章中转引了“杜甫之后”的一段话：“大汉族主义没有甚么不好。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极其野蛮、落后、原始的人种，是我们汉族解放了他们，带给了他们文明的生活，汉人天生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汉人应该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他们忘恩负义，证明野兽就是比人类低贱，不管怎么驯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才能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从野兽变成人。这是进化的代价，他们必须付出。”
作为一个汉人，读到这段话，我为自己的同族中有这种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感到耻辱。民族问题很复杂，我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生活感受。我１９６７年到到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１９７８年参加高考从生产队直接考回北京。我插队的地方是全内蒙最闭塞、最落后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１６岁，身材矮小。１１年插队生活中，蒙族牧民们给予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使我建立起“人性善”的信念。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从没有接受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她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
我回到北京以后最强烈的感觉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我们生产队近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六十几户人家、２００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我的一位在北京国家机关当处长的朋友是成吉思汗的２７世孙。我曾经问他：你心里对汉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说：“与汉人交往总让你感到很朦胧，好象隔了一层雾，搞不清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说：“我猜想这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民族差异。我想，可能在偏远的山村，在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地方，也会存在一些象蒙族牧民一样善良明快的汉人，象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所描写的梁三喜、梁大娘。可惜，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汉人。”
虎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部分当年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与在京工作的蒙族几十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欢度元霄。一首接一首优美的蒙族民歌倾诉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父母的感激，对恋人的思念，对生离死别的叹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没有那些娇揉造作的流行歌曲。这是我整个春节期间最快活的一个晚上。在今天的中国，在这个市场经济已经把人性恶充分激发而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的宗教和法律制约的时代，能够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能够有情感的袒露和心灵的碰撞，我好象走进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我感到真正象野兽的不是我１１年朝夕与共的蒙族牧民，而是“杜甫之后”一类的法西斯。如果有一天这种法西斯要对我的蒙族兄弟“残酷镇压”，我一定会站在人性一方与之进行拼死的战斗，就象当年与蒙族牧民们一起围猎伤害羊群的豺狼一样，就象二战时各族人民并肩消灭希特勒匪帮一样。
□ 寄自北京
（作者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电子邮址）
（原载《华夏文摘》cm9802c）
【附录】～～～～～～～～～～～～～～～～～～～～～～～～～～～～～
为什么要制裁中共?
马不喑 （西 宁 的 花）
……
近来魏京生挨骂挨得厉害，什么、卖国贼之类，主要是针对他关于民族问题以及制裁中共的一些言论。不少过去曾对他有好感的人如今也接收不了这些见解。关于民族问题，马悲鸣先生的文章《请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驳大汉族主义者的妄言》（见《华夏文摘》98年2月6日号）发人深省。制裁中共的问题，当年真的制裁时我倒没有什么系统的想法，后来读到《留学美国》一书中有关章节，才开始作了些思考，并逐渐得出了和魏京生相似的结论。
……
马悲鸣
笔者曾经发表过两组和藏族朋友阿沛•晋美的通信，并遭到很有几位汉族人士的愤怒声讨。不过还算好，我坐等的“”两字居然没有扣过来，也是邪门。当时有一位蒙古族兄弟看了我们的《汉藏通信》以后发表文章，建议进行《蒙汉藏通信》。而我和晋美都忙，连《汉藏通信》也没再继续下去。今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第54期上登出了《“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因见其中几人颇多妄语，故在此絮叨几句。
电脑网上有位自称杜甫之后者发表高论∶“大汉族主义没有甚么不好。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极其野蛮、落后、原始的人种，是我们汉族解放了他们，带给了他们文明的生活。汉人天生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汉人应该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他们忘恩负义，证明了野兽就是比人类低贱，不管怎么训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才能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从野兽变成人。这是进化的代价，他们必须付出。”
此公高论相当率直，尽管有点不中听。笔者在私下谈论中发现，中国人中持此论调者相当普遍。而且在国内的社会学术地位越高者，这种观念越强。博士生高于硕士生，硕士生高于学士生，学士生高于中专生，依此类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知识界有“尊夏攘夷”的儒家传统，国内学术地位越高者，受“尊夏攘夷”的影响越深，信念越根深蒂固。汉人是夏，藏人是夷，自然不必尊重他们。
一位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到访的博士生看到西藏难民的示威后愤恨不已，私下议论说∶“西藏那种落后文化废掉算了。”一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下接受采访的大陆旅美学者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说∶“他们剥的那张人皮还在那里呢”。四个月前香港回归时，一名在华盛顿国会山庄高台阶前接受采访的博士生说∶“中国人管理香港总比鸦片贩子强多了”。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央电视台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他们的采访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剪缉的，自然代表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心声。那张被剥下来的人皮确实还摆在那里。英国商人也确曾是鸦片贩子。现在让我们反问一句，如果西藏有一张被剥下来的人皮，有高僧头盖骨做的贡奉碗盏，有被剜眼，断手足和带枷带镣长街行者，是否汉人就有权占领人家的家园，毁灭人家的文化呢？
倘若回答“是”的话，那么在鸦片战争时的中国，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被裹了小脚，比西藏刖足者多得不知凡几。男子还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制下梳着根大辫子。死刑还在用刀砍脑袋，间或还有凌迟的。除了带枷带镣长街行者外，还有能把人活活站死的站笼（可见《老残游记》），是否列强因此就有权瓜分中国，就有权向中国贩卖鸦片，有权消灭中国文化了呢？
明朝有个洪武朱皇帝，道是“贪官剥皮”。被剥下来的人皮用草楦起来立在大堂上以警戒后任。那时的官员每天就陪着四五个前任被剥下来的皮办公。直到南明小朝廷，贼盗出身的大将孙可望还剥了一个大臣的皮。被剥皮的大臣至死骂不绝口，道是自家皮内“节节是忠骨，寸寸是忠肠”。南明到了这种地步还是如此行事，不久即亡。鲁迅说有明一代是“以剥皮始，以剥皮终”。若说西藏有一张不知哪年，不知何处剥的人皮，汉人就有权灭了人家的家园，平毁人家的文化的话，那么朱元璋不知剥了多少官员和大臣的皮，忠介公海瑞还上书要求恢复“贪官剥皮”的法律，更应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邀请清兵入关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了。对吗？更何况若无清兵入关，中国现在的版图还在长城之内呢，哪里轮得到说西藏的是非。
明朝太远了，就说西藏“平叛”七年之后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吧。中国人不但私设公堂，非刑拷打，草菅人命，竟致集体屠杀，甚尔还有为了表现革命义愤而吃人的。吃人已经远过剥皮，刖足和剜眼了。文革平白无故地就致死了两百万条人命，和整个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差不多。那么苏联准备用原子弹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就应该算是解民于倒悬的正义之师了吧？
从近几年发表出来的文章看，诋毁藏人最力的徐明旭和刘国凯两位所谓的“民运人士”都是文革造反派出身。而我们知道，文革时藏族造反派也曾批斗过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当年这帮造反派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勾当；今天又以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态度来捍卫汉族中国的所谓领土主权完整，一直捍卫到人家藏人家里去。仍不外当年造反派脾气。
与会的蒙汉藏三方瞎争些官场民族分配比例，中央向少数民族地区拨多少款，又从少数民族地区开采了多少资源等等。这些都是算不清账，争不清是非的。最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若是因为投了钱，就有权把自己这套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证明非人道，无效率的腐败制度强加于人的话，那么现在日本正每年向中国投放大量贷款，远比中国政府投到西藏去的多得多。中国还应该回到大东亚共荣圈里去。是吗？更何况今天日本的制度要比中国的现行制度廉洁、有效和人道得多。
徐明旭对其造反派的经历有所反省，应该受到赞扬。但其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仍是不外造反派本色。刘国凯则照旧以造反派行径为荣，当然无法指望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能理喻。
过去我还以为如此大量的高学位知识分子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中国的民主事业一定会成功呢。但是一到西藏问题，马上就显示出他们骨子里其实和共产党还是一伙。
前些时候有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媒介妖魔化中国。是非姑且不论，人家美国并没有因此就进军中国，平毁中国文化。如今中国已经妖魔化西藏半个世纪了，和前述那位杜甫后人一样，把藏人妖魔化成“最野蛮，最愚昧，最黑暗，最残酷，最落后，最原始”的民族，并以此为由“和平解放”，进军西藏，再背信弃义，提前进行“民主改革”，故意逼反藏人，然后再大军镇压，并进一步平毁人家的文化。如今才知，如徐明旭、刘国凯辈民运分子也是中共妖魔化西藏大合唱里的助兴者。
国内人士曾将海外民运的军∶“有种的回国去练”。这话没有道理。共产党不容你在国内练民主。但若回国去妖魔化西藏，中共却是只嫌人少，绝不嫌人多。谁要是想解藏民于倒悬，大义凛然地救藏人于封建农奴制的水深火热之中，谁自己到西藏农牧区插队去，别在美国或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汉族大都市里说便宜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文发表时被编辑改作《请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驳大汉族主义者的妄言》
** 杜正东，杜甫的杜，蒋中正的正，毛泽东的东
【附录】～～～～～～～～～～～～～～～～～～～～～～～～～～～～～
谁是野兽？
•谢小庆•
《华夏文摘》９８０２ａ马悲鸣先生文章中转引了“杜甫之后”的一段话：“大汉族主义没有甚么不好。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极其野蛮、落后、原始的人种，是我们汉族解放了他们，带给了他们文明的生活，汉人天生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汉人应该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他们忘恩负义，证明野兽就是比人类低贱，不管怎么驯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才能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从野兽变成人。这是进化的代价，他们必须付出。”
作为一个汉人，读到这段话，我为自己的同族中有这种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感到耻辱。民族问题很复杂，我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生活感受。我１９６７年到到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１９７８年参加高考从生产队直接考回北京。我插队的地方是全内蒙最闭塞、最落后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１６岁，身材矮小。１１年插队生活中，蒙族牧民们给予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使我建立起“人性善”的信念。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从没有接受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她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
我回到北京以后最强烈的感觉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我们生产队近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六十几户人家、２００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我的一位在北京国家机关当处长的朋友是成吉思汗的２７世孙。我曾经问他：你心里对汉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说：“与汉人交往总让你感到很朦胧，好象隔了一层雾，搞不清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说：“我猜想这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民族差异。我想，可能在偏远的山村，在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地方，也会存在一些象蒙族牧民一样善良明快的汉人，象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所描写的梁三喜、梁大娘。可惜，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汉人。”
虎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部分当年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与在京工作的蒙族几十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欢度元霄。一首接一首优美的蒙族民歌倾诉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父母的感激，对恋人的思念，对生离死别的叹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没有那些娇揉造作的流行歌曲。这是我整个春节期间最快活的一个晚上。在今天的中国，在这个市场经济已经把人性恶充分激发而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的宗教和法律制约的时代，能够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能够有情感的袒露和心灵的碰撞，我好象走进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我感到真正象野兽的不是我１１年朝夕与共的蒙族牧民，而是“杜甫之后”一类的法西斯。如果有一天这种法西斯要对我的蒙族兄弟“残酷镇压”，我一定会站在人性一方与之进行拼死的战斗，就象当年与蒙族牧民们一起围猎伤害羊群的豺狼一样，就象二战时各族人民并肩消灭希特勒匪帮一样。
□ 寄自北京
（作者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电子邮址
（原载《华夏文摘》cm9802c）
【附录】～～～～～～～～～～～～～～～～～～～～～～～～～～～～～
为什么要制裁中共?
马不喑 （西 宁 的 花）
……
近来魏京生挨骂挨得厉害，什么、卖国贼之类，主要是针对他关于民族问题以及制裁中共的一些言论。不少过去曾对他有好感的人如今也接收不了这些见解。关于民族问题，马悲鸣先生的文章《请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驳大汉族主义者的妄言》（见《华夏文摘》98年2月6日号）发人深省。制裁中共的问题，当年真的制裁时我倒没有什么系统的想法，后来读到《留学美国》一书中有关章节，才开始作了些思考，并逐渐得出了和魏京生相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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