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嫌修好，良非易事
马悲鸣
笔者因为在《中国之春》发表和藏族朋友阿沛.晋美先生的通信而招来汉族读者的普遍不满。其中倍受责难的是“赎罪”二字。笔者信中指的是59年解放军炮轰围护卢布林卡的藏民一事“真是罪过！藏人挨了炮轰还有个不反的？…不知何时我们汉人才能赎对你们藏人的罪孽。”
从我们汉人的角度来说，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与整个汉族无关。但从藏人角度看，则他们并分不清这些区别，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是汉人在西藏境内杀藏人。就如南京大屠杀分明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干的，我们中国人却偏说是日本人干的一样。而那时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野板参三还在延安呢。希特勒杀波兰人当然是纳粹干的事。但波兰就只认为是德国人干的。
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当年访问波兰时，在死于纳粹暴行的波兰被难者纪念碑前当众跪了下去。勃兰特为什么要替纳粹的罪行下跪呢？他完全可以说∶“我也是反法西斯战士，我凭什么替我在国内的政敌谢罪？！”而其他国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认为“这就是你们德国人干的事。”正是勃兰特这一跪，使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相信了德国人道歉的诚意，重新接纳它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便是这个道理。
我与阿沛先生之间的通信只是表达一种友好情谊。晋美对我的回答是“你来信说的‘赎罪’，话可能说得有点过重。我们不应该要求整个汉民族对藏人赎罪。…毕竟，我们命中注定要世世代代比邻而居。”他并引证拉萨大召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上的碑文，表达两族人民“弃除前嫌，重修旧好”的愿望。
我们双方的通信实际上就是一般朋友间“弃嫌修好”的习惯用语。本人信中所表达的情怀相当于英文中的“We're so sorry！”阿沛先生的回信就相当于“Not at all！”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修辞了，不想汉族儒生们竟然是如此的少见多怪。
这“赎罪”两字也不是笔者首创。其实中共故主席毛泽东当年就曾对派赴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说过∶“你们要抱着赎罪的态度去工作。因为从历史上看，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欺压更多些。”毛泽东后来做的当然是另一回事。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而且真有大民族领袖的恢宏气魄。如今从邓小平到徐明旭，再无人有这种气魄。
毛泽东还对藏人说过∶“等到西藏繁荣以后，我们把汉族干部都撤回来，西藏还是你们的。”*
贺龙对藏人说∶“你们藏人是红军、共产党的大恩人。在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是藏人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因此共产党、解放军欠着藏人一笔债，现在我们是向藏人还债来了。藏人可以放心，共产党、解放军是来保护你们的，是为藏人谋福利的。”
周恩来和陈毅访问越南时曾向抵抗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征侧、征二庙献花圈，并说∶“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不是马伏波。”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贺龙这些共产党老一辈领袖人物讲出话来确实非同凡响。可惜这些话都没有被认真执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下边执行者都抱着邓小平式的态度办事。邓小平对藏人说∶“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拥护祖国，跟共产党走；另一条是背叛祖国，反对共产党。前一条路是光明大道，后一个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正是这种蛮横态度，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毛泽东当年说“一切反对支援越南人民的行为，都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以及周恩来、陈毅向二征庙献花圈的功夫，都被邓小平的一阵惩罚炮火给轰平了。
北越不宣而战“解放”南越确是没理。它甫一得手立即用兵柬埔寨的干事法子也是学的中共甫一得手立即用兵西藏。越军抵抗中国惩罚的武器弹药也尽是中共支援的。最后再由中共来惩罚越共。没有比这种国际关系更其荒唐的了。
可笑的是逃避越共的越南难民和逃避中共的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的餐馆里打工时，竟然为了到底是中国侵略了越南，还是越南侵略了中国而吵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极力捍卫自己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而这领土已经从此不可能再有他们一寸了。
列宁曾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初发表《对华政策宣言》，公开表示愿意将沙皇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有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资源丰厚。可是后来斯大林却再也不认帐了。共产党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如斯大林和邓小平，都变成了实用主义者。他们再也没有第一代领导人，如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理想主义色彩了。
讲民运也罢，讲民族独立也罢，讲到底是要讲道理。不讲道理，任你讲多么漂亮的新名词也不能解决问题。从海外人士对我和晋美通信的反应来看，“弃嫌修好”实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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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闻自由导报》第115期，<两个西藏人的故事.访彭错扎西>，1992年10月16日
马悲鸣
笔者因为在《中国之春》发表和藏族朋友阿沛.晋美先生的通信而招来汉族读者的普遍不满。其中倍受责难的是“赎罪”二字。笔者信中指的是59年解放军炮轰围护卢布林卡的藏民一事“真是罪过！藏人挨了炮轰还有个不反的？…不知何时我们汉人才能赎对你们藏人的罪孽。”
从我们汉人的角度来说，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与整个汉族无关。但从藏人角度看，则他们并分不清这些区别，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是汉人在西藏境内杀藏人。就如南京大屠杀分明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干的，我们中国人却偏说是日本人干的一样。而那时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野板参三还在延安呢。希特勒杀波兰人当然是纳粹干的事。但波兰就只认为是德国人干的。
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当年访问波兰时，在死于纳粹暴行的波兰被难者纪念碑前当众跪了下去。勃兰特为什么要替纳粹的罪行下跪呢？他完全可以说∶“我也是反法西斯战士，我凭什么替我在国内的政敌谢罪？！”而其他国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认为“这就是你们德国人干的事。”正是勃兰特这一跪，使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相信了德国人道歉的诚意，重新接纳它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便是这个道理。
我与阿沛先生之间的通信只是表达一种友好情谊。晋美对我的回答是“你来信说的‘赎罪’，话可能说得有点过重。我们不应该要求整个汉民族对藏人赎罪。…毕竟，我们命中注定要世世代代比邻而居。”他并引证拉萨大召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上的碑文，表达两族人民“弃除前嫌，重修旧好”的愿望。
我们双方的通信实际上就是一般朋友间“弃嫌修好”的习惯用语。本人信中所表达的情怀相当于英文中的“We're so sorry！”阿沛先生的回信就相当于“Not at all！”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修辞了，不想汉族儒生们竟然是如此的少见多怪。
这“赎罪”两字也不是笔者首创。其实中共故主席毛泽东当年就曾对派赴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说过∶“你们要抱着赎罪的态度去工作。因为从历史上看，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欺压更多些。”毛泽东后来做的当然是另一回事。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而且真有大民族领袖的恢宏气魄。如今从邓小平到徐明旭，再无人有这种气魄。
毛泽东还对藏人说过∶“等到西藏繁荣以后，我们把汉族干部都撤回来，西藏还是你们的。”*
贺龙对藏人说∶“你们藏人是红军、共产党的大恩人。在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是藏人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因此共产党、解放军欠着藏人一笔债，现在我们是向藏人还债来了。藏人可以放心，共产党、解放军是来保护你们的，是为藏人谋福利的。”
周恩来和陈毅访问越南时曾向抵抗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征侧、征二庙献花圈，并说∶“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不是马伏波。”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贺龙这些共产党老一辈领袖人物讲出话来确实非同凡响。可惜这些话都没有被认真执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下边执行者都抱着邓小平式的态度办事。邓小平对藏人说∶“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拥护祖国，跟共产党走；另一条是背叛祖国，反对共产党。前一条路是光明大道，后一个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正是这种蛮横态度，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毛泽东当年说“一切反对支援越南人民的行为，都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以及周恩来、陈毅向二征庙献花圈的功夫，都被邓小平的一阵惩罚炮火给轰平了。
北越不宣而战“解放”南越确是没理。它甫一得手立即用兵柬埔寨的干事法子也是学的中共甫一得手立即用兵西藏。越军抵抗中国惩罚的武器弹药也尽是中共支援的。最后再由中共来惩罚越共。没有比这种国际关系更其荒唐的了。
可笑的是逃避越共的越南难民和逃避中共的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的餐馆里打工时，竟然为了到底是中国侵略了越南，还是越南侵略了中国而吵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极力捍卫自己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而这领土已经从此不可能再有他们一寸了。
列宁曾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初发表《对华政策宣言》，公开表示愿意将沙皇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有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资源丰厚。可是后来斯大林却再也不认帐了。共产党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如斯大林和邓小平，都变成了实用主义者。他们再也没有第一代领导人，如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理想主义色彩了。
讲民运也罢，讲民族独立也罢，讲到底是要讲道理。不讲道理，任你讲多么漂亮的新名词也不能解决问题。从海外人士对我和晋美通信的反应来看，“弃嫌修好”实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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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闻自由导报》第115期，<两个西藏人的故事.访彭错扎西>，1992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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