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刊登的一张照片上，有我年轻时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张照片记录了1947年12月28日，在上海汾阳路耸立着的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1799～1837)铜像揭幕典礼后的情景。当时内战已全面展开，国共和谈破裂，国统区的形势骤紧。即使在这时，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和苏联友人共同举行了一次对中俄文学之交具有深远意义的集会。这次集会参加者之一的胡风先生后来在回忆时说：“12月28日，梅林来，同去买了一个花篮参加普希金铜像的揭幕礼。散会后被邀到苏联体育会参加俄侨的酒会。这可能是鲁迅先生1907年介绍普希金以后最隆重的一次介绍了。”由苏联塔斯社、时代出版社发起的这次集会，在当时，上海的政治空气乌云密布，但到会的知名人士还有许广平、姜椿芳、戈宝权、梅林、葛一虹和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以及其他的苏联友人。照片上和笔者站在一起的女士，是我的同事——《时代日报》记者严玉华，我们共同采访了这次集会。照片摄于揭幕礼后在苏联体育会的草坪上。 矗立在上海汾阳路(原法租界毕勋路)路中央的这尊普希金铜像，始立于1937年2月。那里环境优美，闹中取静。一到黄昏时分，常有一对对情人相聚，还不时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当时上海俄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建立这座铜像，其实是一尊普希金铜铸胸像，坐在花岗石三角式流线型的座台上。铜像建成后，诗人形象也从精神上吸引着进步的中国文化人，它标志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但自铜像坐落在中国大地上后，也预示着它和中国人民共患难、同生死命运的开始：铜像建立不到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侵华战争，这就是“七七事变”；同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从此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后，上海租界也沦入敌手，普希金铜像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外滩的和平女神像一起被日军拆除，送进熔铁炉化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子弹。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两年后，于1947年2月，由苏联“对外文协”重建普希金铜像。1947年12月28日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 时值初冬，我还记得那天天气晴朗，云淡风轻。时局虽紧，但在与会者心中，深感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乐观情绪。在铜像前，聚集了不少青年学生、工人，以及自动参加的市民们。石阶上摆满了各色鲜花的花篮，仪式极为隆重。许广平先生在会上发言，她说鲁迅先生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向中国人民介绍过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鲁迅说普希金早期是受英国诗人拜伦的影响，但因他生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感到自己民族的悲苦命运，毕竟不同于西欧民族，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为自己人民的悲苦命运而奋斗、斗争。他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朋友。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因为它的作品燃起希望。” 胡风先生在讲话中说：“远在四十年前，普希金名字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他是作为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一个被沙皇俄国虐待、放逐，以至阴谋杀害了的诗人而被中国读者认识的。从那以来，他的作品又陆续地有了一些介绍，他的名字就深被中国读者和作家们所熟悉，终于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了。” 在这次揭幕典礼上，苏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介绍了诗人的简历和在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他的讲话由戈宝权先生作口译。 在这次纪念活动之前，时代社还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希金文集》。这本文集由罗果夫主编，其实均由戈宝权先生负责编辑，内容收集了普希金优美的抒情诗、长诗《茨冈》、剧本等。文集还收有普希金同时代人如果戈理、屠格涅夫及中国著名文学家对普希金作品的评介。第一次印刷了1800册。胡风先生是这次纪念活动筹备会的理事之一，他征得罗果夫的同意，借用塔斯社的苏联纸张重印吕荧翻译的普希金叙事长诗《欧根·奥涅金》出版。 时间过去60年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也逐渐显得模糊了…… 但是，这座铜像的命运又一次随着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罡风肆虐的十年“文革”被当作“四旧”而被毁。如今竖立起来的这座铜像，是1987年8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建的。 中俄两国人民文化事业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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