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有《宦官传》。读罢，徒生想法。明朝之烂，始于朱棣。或许，此说有点大胆，毕竟，大明王朝，至少在永乐年间，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
然而，大明王朝，毁于宦官阉党，也是事实。史界也有类似观点。一般而论，明朝宦官之害，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这两个人，都是烂掉明朝的重要人物。一部《宦官传》，似乎告诉我们：宦官专权、阉党横行，最后危及皇权社稷，其根结，则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皇权不慎，则宦官矫狂之。
其实，当年朱元璋定天下，对宦官专权是有所警惕的。明史说：“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显然，朱元璋汲取了前朝教训，其建国之后，鉴于历朝历代宦官误国之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他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亦不得超过四品等。他甚至还在官门前挂一块高三尺之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宦官传》曾记载几件事，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严格管制。“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这位太监，只是论及政事而已，朱元璋即大怒，打发其回家了。还在一位叫“杜安道”的御用监，侍候朱元璋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显然，此人是一位口风极严之人。朱元璋虽说喜欢，“太祖爱之”，但担心他日后“宠异”，将其迁出任“光禄寺卿”。建文帝即位，其对太监亦严格管理，明史说“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一朝，情况全然改观了。朱棣“靖难”之役，多依赖身边内臣，已是事实。待其大军逼进南京，又有许多建文帝宫中太监投其帐下。明史说“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朱棣夺了侄儿天下之后，当然要论功行赏，于是，那些投靠朱棣的太监，也得到了封赏，并被委以重任。当年下西洋的郑和，就是一位太监。其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之一，据说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此期间，明成祖朱棣还多次委以太监重任，或出使，或为官等等。朱元璋早年定下的规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明史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确是事实。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但是，仁宗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即暴病而亡。明宣宗朱瞻基位继大统。众所周知，明成祖的三个儿子中间，朱高煦是野心勃勃的。我在有关徐达的读史稿中曾有论及。徐达之子徐辉祖亦认为，这个外甥，将来或许是一位轼父夺位之人。宣宗即位之后，叔叔朱高煦果然造反，宣宗依靠“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重臣，挫败了朱高煦的所谓“清群侧”的谋反行径，并将其废为庶人。在这场斗争中，宣宗也同样依靠了一大批内臣太监。在他看来，唯有身边人，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在对待太监的政策方面，宣宗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明史说：“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太监本是不许读书识字的。宣宗却允许了，而且派了大学士去当他们的老师。至此，明朝皇宫中的太监们，个个已断文识字、且通晓古今了。这就为他们今后的专权，打下了坚实基础，宦官擅权乱政的条件已然成熟。毕竟，文盲宦官，毕竟干政不易。不过，后来也有例外，比如目不识丁的魏忠贤。
也正是宣宗执政时期，有一位失意文人，自阉入宫。明史《宦官传》有记载，他叫王振，通文墨、晓古今之人。显然，他已不是宫中的大学士教出来的文盲太监了。此时，朱元璋的制度已被打破，没有文化的太监们，早已被一大批有文化的太监替代了。王振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如愿进入宫中，并有所作为了。若按朱元璋的祖制，王振这样的识字之人，怎么可能当太监呢？！
明史记载：“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据说，王振最大的本事，就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宣宗皇帝喜欢他，便任其为东宫局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英宗皇帝。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传统，使得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故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从此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是不例外的。
“狡黠”的王振，倾其全力，博得英宗信任。明史说：“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正统七年，“翁父”王振，终于熬到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年迈，他终于大权独揽了。这位宦官，几乎达到挟天子而令天下的地步。他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逐杀正直官员，公卿大臣争相攀附。英宗皇帝已到了言必听计必从王振的地步。此时，王振还做了一件大事，立即下令将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这块牌子，在王振看来，也太扎眼了。随后，他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刚刚经历了“仁宣之治”的明朝，从此注定要开始没落了。
王振的最大“杰作”，便是挟明英宗北伐“瓦剌”。明史说：“瓦剌者，元裔也”，即元亡之后的蒙古后裔一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据史料说这件事也是王振挑起的）。王振竟然不顾满朝大臣反对，竭力贪图其功，建议明英宗率十几万大军亲征。更可悲的是，王振为了让明英宗在亲征过程中，顺便“幸其蔚州宅第”，即邀皇帝去他老家做客，以致不断改变和耽误行程。明史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大军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时，曾有人劝主说英宗皇帝进入附近怀来县城暂避，但王振不允。其原因，就是他有1000辆辎重军车还没有运到，其中有大量拾弄来的细软。于是，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高地宿营，结果被瓦剌兵追至被围，全军覆没，英宗亦被俘。王振则被乱军所杀，“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杀王振之人，乃是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他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玉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祸国殃民，也是罪有应得。此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也被一律处斩，其家产亦被籍没，其余党，也遭致完全的清算。
按理说，经王振专权之教训，明朝皇帝应从中汲取教训。但是，那个被俘的英宗皇帝在1457 年10 月复辟。他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徒生缅怀王振之念。明史说：“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在明英宗看来，王振也是为国殉死的。于是，明英宗在北京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像树碑。明万历五年还重修过一次。英宗的这一做法，无疑使宦官专权的做法得以传承下来，最终营造出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权太监，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看来，没有文化的文盲，也是照样可以弄权的。因为，明朝的政治土壤，早已成了滋生专权宦官的极好环境。
这个太监，名叫魏忠贤。在明朝未年大名鼎鼎。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似不详（也有一说叫魏四），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其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饱受凌辱，一气之下，自行阉割，将老婆改嫁他人，决定入宫做太监。这一点，他是与王振相同的。魏忠贤入宫之后，改名李进忠（其得势后改回原姓并赐名忠贤）。 明史说：“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魏忠贤因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并与之“对食”而受到皇长孙母亲王才人的重视。所谓“对食”者，就是“相好”而已。应该说，入宫十数年，魏忠贤并没有得到宠爱，也自然没有专权的机会。这位皇长孙朱由校，上有祖父皇帝万历皇帝，中有皇太子朱常洛。对皇长孙而言，其即位的路是漫长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万历皇帝去世之后，这个皇太子朱常洛，仅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也一命鸣呼了。朱由校这个还拖着鼻涕的孩子，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皇帝（即天启皇帝），魏忠贤的命运亦从此改观。毕竟，魏忠贤是一个极尽谄媚之人，他也曾救过小皇帝的命，因此甚得天启皇帝欢心。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也因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从此，魏忠贤一步一步大权独揽，终于从骨子里烂掉了大明王朝。
有一件事，似乎正史野史都要说的。明史说：“帝（指天启皇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据说，天启皇帝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全神贯注之时，拿着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我已知道了，你看着办吧”。于是，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代为“批红”，以己之见，处置政事。一个皇帝，如此痴迷木工活儿，也是甚为少见的。一个不识字的太监，能从容“批红”处理国家大事，更是旷世罕见。与此同时，魏忠贤还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皇帝是万岁，魏忠贤则被封为“九千岁”。可见其当时的崇高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间亦“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他也由此大权独揽、恣意妄为了。
可以说，这位“木匠皇帝”执政的七年，就是魏忠贤专权的七年，也正是大明朝迅速烂掉的七年。民怨四起，到处烽烟，明朝之亡，已经无可挽回了。《明史天启帝本纪》评价说：明熹宗“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1627年，天启皇帝死了。因无嗣，便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为崇祯皇帝。尽管，崇祯皇帝登位后立即处置了魏忠贤，将其流放凤阳。但是，一切都已太晚了。整个大明王朝，早已从骨子里烂掉了。
据史载，魏忠贤被流放，“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皇帝怒其流放期间，仍结党恣行，于是寻命逮治，下旨派锦衣卫捉其回京。结果，魏忠贤听到消息，自知难逃一死，便在阜城南关的旅舍自缢而亡。其尸体被磔，并悬首级于城头之上。崇祯皇帝当然也不会放过客氏，“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忠贤的“对食”者客氏，不得善终，自有报应，其家人也难逃株连。宦官阉党，亦被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有一点让人想不通。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前夕，不知何故，突然想起魏忠贤，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遗骸于香山碧云寺。这个地方，曾是魏忠贤当年选定的墓地。直到康熙年间，御史张瑗奉命巡视北京西城，发现魏忠贤墓依然“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他据此向康熙皇帝进言，帝京周围不应“留此秽恶之迹”。于是，康熙复旨同意夷平魏忠贤墓。康熙四十年（1701年），魏忠贤墓终被夷为平地。
王振、魏忠贤之流，终究遗臭万年了。然而，又有谁追究过明成祖朱棣的责任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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