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震海（香港）
这样的复杂态势对中国和西方都史无前例，因此双方都同时面临一个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只不过从中国来说，由于正处崛起期，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其心理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崛起。
西方看北京奥运，习惯于将其归入历史上曾有过的范畴进行评估，即套用日韩和前苏联奥运的模式；前者曾全面推动日韩的崛起，而后者则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殊不知，日韩和苏联模式，都与今天的中国和北京奥运不具备可比性。日韩虽然也在崛起期获得奥运主办权（这一点与中国类似），但作为西方体系的一员，日韩则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价值观；而苏联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封闭，也与今天的中国截然不同。换言之，奥运之于日韩和苏联的影响，都有与今天中国完全不同的框架和环境。
转型期的艰难和方向
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是所谓的“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十六年发展，但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则已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公民社会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法治、多元、均富、开放的社会则还比较远。
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改革最慢和最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上，变得最慢的则是在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领域。虽然体制的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问题，但比体制改革更难的问题则是人们在某些领域里观念的改变或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并未同时伴随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精神世界的茫然和未开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因此，过去三十年，人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持续观察到的，就是新旧观念的博弈，前者代表中国改革所必然面向的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而后者则代表旧体制残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人质疑中国对举办北京奥运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但事情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其根源并非官方的诚意，而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
虽然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但从中国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因此，如何以新思维逐渐克服体制遗留下来的旧思维，应该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以媒体开放为例，有评论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成功。诚然，以中国崛起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冲击，以及存在于中西之间的从政治价值观到社会体制的种种差异，北京奥运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要获得来自西方媒体的全方位赞许，不啻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但这不等于北京奥运就不需要以一种更为开放、开明的心态面对国际社会，其中包括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以及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权力需要监督，政治需要清明，社会需要纯净，人民需要心情舒畅、畅所欲言，这是跨越任何社会体制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国际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北京奥运不但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就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阐述了北京奥运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了中国愿意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诚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期间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开放，以及中国自身媒体的开放，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
就奥运期间的媒体环境而言，必须看到，在中国崛起给西方造成巨大心理冲击的背景下，北京奥运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极其复杂的。惟其如此，只有将话语权下放给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由中国媒体担当诠释的主体，相信以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媒体可以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报道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对立统一，至少可以在奥运期间达到平衡；而这一平衡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开放的国家将是一次意义不容低估的彩排。
后奥运时代的共同课题
在“后奥运时代”，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方磨合及其艰难将得以持续。经历了过去五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之后，崛起的中国不可能完全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共同制订者。但这不等于中国不应该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法治、社会开放和公民自由。
同样，对西方世界来说，接受一个和平崛起并拥有现代文明和法治价值观的中国，是一个无奈但却是早晚要面临的事实。关键是在通往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西方将如何逐渐调适心态。西方观察和评估中国时，应将中国放置在一个坐标系，而非放到一个天平之上。西方若能将中国放到坐标系上，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以及未来的方向和依然必须完成的道路，就会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反之，若只是将中国放在横断面的天平上，那就可能因中国在共时状态下与西方的差距，而做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导读和评估。
更重要的是，西方如何以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来克服数百年残存的文化傲慢，这是西方知识界、舆论和公众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二十一世纪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和西方若都能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类文明的共同高度来展开互动，那么眼下无论是围绕中国崛起还是北京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才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这样的复杂态势对中国和西方都史无前例，因此双方都同时面临一个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只不过从中国来说，由于正处崛起期，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其心理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崛起。
西方看北京奥运，习惯于将其归入历史上曾有过的范畴进行评估，即套用日韩和前苏联奥运的模式；前者曾全面推动日韩的崛起，而后者则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殊不知，日韩和苏联模式，都与今天的中国和北京奥运不具备可比性。日韩虽然也在崛起期获得奥运主办权（这一点与中国类似），但作为西方体系的一员，日韩则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价值观；而苏联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封闭，也与今天的中国截然不同。换言之，奥运之于日韩和苏联的影响，都有与今天中国完全不同的框架和环境。
转型期的艰难和方向
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是所谓的“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十六年发展，但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则已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公民社会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法治、多元、均富、开放的社会则还比较远。
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改革最慢和最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上，变得最慢的则是在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领域。虽然体制的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问题，但比体制改革更难的问题则是人们在某些领域里观念的改变或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并未同时伴随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精神世界的茫然和未开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因此，过去三十年，人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持续观察到的，就是新旧观念的博弈，前者代表中国改革所必然面向的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而后者则代表旧体制残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人质疑中国对举办北京奥运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但事情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其根源并非官方的诚意，而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
虽然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但从中国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因此，如何以新思维逐渐克服体制遗留下来的旧思维，应该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以媒体开放为例，有评论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成功。诚然，以中国崛起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冲击，以及存在于中西之间的从政治价值观到社会体制的种种差异，北京奥运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要获得来自西方媒体的全方位赞许，不啻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但这不等于北京奥运就不需要以一种更为开放、开明的心态面对国际社会，其中包括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以及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权力需要监督，政治需要清明，社会需要纯净，人民需要心情舒畅、畅所欲言，这是跨越任何社会体制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国际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北京奥运不但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就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阐述了北京奥运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了中国愿意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诚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期间中国对国际媒体的开放，以及中国自身媒体的开放，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
就奥运期间的媒体环境而言，必须看到，在中国崛起给西方造成巨大心理冲击的背景下，北京奥运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极其复杂的。惟其如此，只有将话语权下放给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由中国媒体担当诠释的主体，相信以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媒体可以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报道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对立统一，至少可以在奥运期间达到平衡；而这一平衡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开放的国家将是一次意义不容低估的彩排。
后奥运时代的共同课题
在“后奥运时代”，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方磨合及其艰难将得以持续。经历了过去五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之后，崛起的中国不可能完全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共同制订者。但这不等于中国不应该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法治、社会开放和公民自由。
同样，对西方世界来说，接受一个和平崛起并拥有现代文明和法治价值观的中国，是一个无奈但却是早晚要面临的事实。关键是在通往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西方将如何逐渐调适心态。西方观察和评估中国时，应将中国放置在一个坐标系，而非放到一个天平之上。西方若能将中国放到坐标系上，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以及未来的方向和依然必须完成的道路，就会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反之，若只是将中国放在横断面的天平上，那就可能因中国在共时状态下与西方的差距，而做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导读和评估。
更重要的是，西方如何以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来克服数百年残存的文化傲慢，这是西方知识界、舆论和公众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二十一世纪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和西方若都能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类文明的共同高度来展开互动，那么眼下无论是围绕中国崛起还是北京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才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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