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沪两城的商史趣闻
www.jfdaily.com 2008-08-04 12:37
■ 文/秦 华 谌微子
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旧上海人们称道生意人“头子活络”，而苏州人对做生意似乎不屑一顾，骨子里透出浓浓的文化气质
两地经济地位互换
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
近代上海，逐步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商业人群中，不乏大商人、大富翁、大老板、大资本家和大买办。
几百年前，上海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其间当有夸耀、自豪的成分。这里，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折射苏州作为原来传统和兴盛的城市在近代的没落，也体现商人的积聚和能量，他们与新兴城市相伴，推动经济格局的震荡、变迁，使上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工商大城市。
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从而取代苏州原来的主角地位。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棉布、棉纱、茶叶、丝绸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曾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此时已无进也无出。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如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8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948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330倍之多。再如1900年-1937年海关的统计，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达2637万关平两，而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744万关平两，后者也是前者的51倍。可以说，上海取代了苏州传统经济中心的角色，以超强的经济聚散能力，让当时有限的资源、资本流向上海自己的“聚宝盆”。这中间，商人群体的能量和功用不可忽略，正是这样一批资本“蚁民”，将一块香喷喷、好端端的苏州香酥肉骨头搬迁到了上海，苏州的中心地位由此沉沦，辉煌不再。
从宏观眼光分析，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在这种社会转型中，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而原先具有稳固地位、经济发达的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中未能适应变化，从而出现衰落。苏州中心地位的沉落也正缘于此。
从具体因素分析，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当初苏州之兴，仰仗于地处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水陆交通发达，尤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之便利，“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成为当时苏、杭繁华之乡的真实写照。然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苏州传统商业贸易地位一点点下降，像起初非常发达的苏州米市，到了清末年间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旺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门庭冷落，以致变成“寒桥”。史书记载，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而已”，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成区域性中等城市；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也是重要推力，期间，苏州大量的地主商绅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财产。地主商绅包括官吏在上海发家致富后衣锦还乡，则是大兴土木、大造园林，无有志向、意识去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苏州。
近代苏州的衰退，归究于传统经济的解体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反应迟钝。本来苏州具有独特、优越、领先的丝织业，然而这种优势却捆住苏州自己的手脚，在常规的惯性中，不肯也不为现代工业大潮所动，让往日的辉煌自我陶醉而麻痹嗅觉，致使新式工业一直未有发展，与充满朝气、活力的上海相比，近代苏州在满足中落伍，为此，有人自嘲：“苏州有文化，无商化。”缺乏市场活力、激情，苏州陷入农业经济的桎梏，落于窠臼而无独创。相反，上海逐步成为移民城市，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商人开店办厂，市面兴旺，追求商机，讲究商道，使近代上海从“矮个”成长为“巨人”，而近代苏州却从“巨人”缩小成“矮个”。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意识，通过各种渠道浸润蔓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的民风变得异常靡弱、闲散，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丢失和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对苏州人，有人评说“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清末民初，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廖若晨星，这样造成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销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恰恰相反，靠苏州最近的上海，由此大得“天时、地利”，苏州的钱融进上海，给上海的命脉贯注血液，也像乳汁滋养孩童一般，让近代上海的身子、个头愈长愈高、愈发强健。
在旧上海滩，人们常对做生意的人毁誉参半，不过对其商业头脑、生意眼光以及营技能总有所首肯，称道是“头子活络”。相反，苏州人对做生意似乎不屑一顾，比照上海“小市民”习气，苏州人的骨子里透出浓浓的文化气质。这与苏州具有悠久的文化底蕴有关。
史学家顾颉刚曾指出，苏州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从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定址于此后，苏州城再未移动过位置，春秋遗迹、秦池汉台、晋寺唐桥、宋塔元碑、明清商旅等等，都保存了从未间断的丰富的文化内容。所以，当有人喜欢争论甚至炫耀自己故乡的特产、遗迹时，苏州人却不抢不闹，只是自豪而平静地说一句：苏州出的是才子加文人！
话如此说，自是隽永、深刻。倒不是赞同“苏州不出商人，只出文人”之说，实际历史上的伍子胥就是最大的“苏商”。在近代，买卖苏绣、经营丝绸、求索墨宝、购销字画等活动中，苏州不乏一批活跃的、有眼力、充满气魄的文化之商。比起上海商界来说，尽管苏州人中间少了些实业家、金融家，但不等于苏州不做生意、不出商人，只能说苏州人在文化生意场上独具慧眼、独占鳌头。可能是文化的长期熏陶，苏州人做生意讲究品质、品位，按照时下的说法，苏州人是遵守商业道德传统，与他们的乡风、民风、商风大有关联。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在苏州人看来，“斩”落的不是古道热肠，而是培育一种恻隐之心——不昧良心赚黑心钱。这可能与他们的先祖吴越王——钱缪（年号天祐）立下良好的“家训”，即规范和约束后代如何做人是有内在联系的。在五代十国时期，统治江浙一带的是吴越王钱缪，一生勤勉，治国安邦，为臣民做了许多好事、善事。据史书记载，钱缪临终前曾向子孙提过十条要求，这个遗嘱世代相传，其比较重要的有：一心存忠孝，爱兵恤民；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三要度德量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顺天者存；四余理政钱塘，凡五十载，孜孜兀兀，视百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七多设养济院，收养无告四民；八开辟荒田，广种桑麻；凡此一丝一粒，皆百姓汗积辛勤，汝等莫爱财无厌，恃势力作威而征收。
遗嘱为子孙遵循即有一例。在五代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经过连年征战，削平群雄，兼并了八个国家，最后只剩下钱俶统治的吴越。公元976年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至公元978年，钱俶知赵光义志在必得，为免生灵涂炭，遵照乃祖钱缪遗愿，主动取消了国王称号，献两浙十三州之地，化干戈为玉帛，赵光义得以统一了全国。如果说，钱俶为一家之利，凭他的财富和实力，完全可与赵光义抗衡，但“度德量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顺天者存”，钱俶计较的不是个人之尊，维护的是百姓之生。据说，正因为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吴越王钱缪的后裔传世达三十六七代，至今兴旺不衰，像科技界“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一个钱氏家族，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在同一个“家训”的严格教育下成长。
其外，在钱氏家谱里，其后裔佼佼者灿若群星，如著名人物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家瑞、钱其琛、钱正英、钱复、钱君等。或许有人会问：他们怎么也算苏州人？其实，史实考证下来，他们确实是钱氏家族后裔，如今遍布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他们当属吴越之地、吴门中人，也可以说是苏州文人——吴越文化人的杰出代表！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