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瑞士与纳粹黄金
亨利·吉桑（1874-1960），1939年起任瑞士武装力量总司令。1940年曾不顾政府反对发布总动员令，被视为瑞士民族英雄。
在前述章节中已对瑞士银行在与纳粹的交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有所涉及。在轴心国的所有中立帮凶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对纳粹的贡献和帮助方面比得上瑞士。
提到瑞士，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细腻的巧克力、优良的钟表和遍布阿尔卑斯山脉草地的羊群。然而瑞士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1848年宪法的建立才确定了瑞士现有的三权分立格局，保障公民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和民主议会的形式。直到1971年妇女才有公民权。瑞士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些集权政党统治。二战期间，这些政党是天主教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工农党。尽管现在一些政党改变了名称，但是他们依然是统治者。瑞士共产党在二战中则被宣布为非法政党。瑞士联邦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联邦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由国会从联邦委员会的7名委员（同时是政府的7名部长）中选举，任期为1年。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时拥有独裁权，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同纳粹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1938年8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联邦理事会下令封锁边境。由于害怕犹太人入境避难，瑞士联邦委员会请求德国外交部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字戳记。纳粹最初并不热衷于这个主意，他们仍然想以移民出境的方式尽快流放大批犹太人。瑞士和德国之间的谈判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最终瑞士威胁德国说，所有德国人入境时都要专门登记，纳粹德国才开始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增加"J" 字戳记。按照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后不知羞耻的说法，这种甄别犹太人的方法反倒成了纳粹的主意了。
瑞士如此坚持在护照上做标记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拒绝犹太难民入境。战争期间有超过3万犹太难民被瑞士拒绝入境，其中绝大多数后来被纳粹杀害。1942年8月，在宗教界和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下，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封锁边境。即使犹太难民能够通过边防检查，内地的瑞士官员也有权要求检查他们的护照。如果护照上面有"J"字戳记，他们就会被强迫送回纳粹手中。
当然，我们不能以政府的行为给全体瑞士人下定论。大多数瑞士人不是反犹太的。战争期间瑞士也没有通过反犹太人的种族法令。还有许多瑞士人曾经试图帮助犹太难民。瑞士圣加仑地区的边防警察格鲁宁格上尉（Paul Grueninger）在1938年接到上峰命令不许任何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瑞士。可是格鲁宁格还是让3600名犹太难民入境，并帮他们涂改护照以使其留在瑞士。1938年12月，格鲁宁格被停职，并于次年1月被控"伪造文件"。1941年，格鲁宁格因"反抗政府命令"被判有罪，因此失业，退休金被没收，并处以罚款。他后来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格鲁宁格后来被以色列国尊为义人。
格鲁宁格上尉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一开始，瑞士政府的官员就知道这些行动。德国国防军曾经邀请许多瑞士军医去俄国前线为受伤的德军士兵治疗，他们在与德国部队共处的那段时期曾经目睹大批东欧犹太平民被聚集在一起带到树林中屠杀。这些震惊的瑞士医生回国后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士政府官员提交了报告，但这些报告随即便如泥牛入海。
最早传到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消息，是瑞士人里格纳（Gerhart Riegner）在1942年8月拍到美国的一份电报。向他提供信息的是一个莱比锡商人肖尔特（Eduard Scholte）。电报原文如下：
"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元首及其下属正在讨论和考虑灭绝所有在德国占领区和附庸国境内的犹太人。这些人大约有350万到400万。他们将被送入东方的灭绝营，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灭绝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展开。讨论中的灭绝方法包括使用氢氰酸。以上消息全部属实，因为我们筛选了其中所有未被证实的消息。线人与党卫军及纳粹高官关系密切，他的消息通常是可靠的。"
收件人之一，美国的犹太教拉比魏斯博士（Stephen Wise）在1942年11月24日将该电报向新闻界公开。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被人们广泛质疑，其中甚至包括犹太人。艾伦·杜勒斯称它为"歇斯底里的犹太人的宣传"。不过在那之后每个人都开始对第三帝国的野蛮和恐怖有所认识。
许多纳粹的瑞士共犯最近几年才被拉到前台，暴露于阳光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展开的调查行动的成果。他授权参议员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领导一个调查团，寻求公正解决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要求的办法。当“瑞士人因善战才免遭入侵”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流行时，早有西方国家认为瑞士是靠在二战期间向纳粹出卖灵魂（和肉体）才得以保持中立。
虽然法国沦陷后瑞士便成为被轴心国包围的一座孤岛，但是除了少数狂热宣传外，德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入侵瑞士。他们知道任何入侵都只能导致瑞士人的顽强抵抗，通往意大利的战略通道——辛普朗隧道和圣哥达隧道会被炸掉，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也会被全部摧毁。但是以上都是次要的考虑，德国不入侵瑞士的主要原因是瑞士本身既不出产原料，除了少量奶酪外也无剩余食品可供出口，一个破坏无遗的瑞士将是负担而非收获，这就是“瑞士人以善战换取安全”的神话源头。使瑞士免遭入侵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早在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以戈林为甚）便通过瑞士的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财产，入侵瑞士只能使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员鼻子底下。墨索里尼这个老小丑倒是在1940年考虑过入侵瑞士、南斯拉夫或希腊，来显摆一下他的法西斯威风。他后来选了看上去最弱小的希腊为受害者，结果还是被揍得很惨，只得再一次厚着脸皮爬到德国盟友那里求援。
瑞士不像西班牙或土耳其那样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或战略资源。它的煤炭严重依赖进口，一旦法国沦陷，瑞士冬季用煤就只能靠德国。纳粹向瑞士买煤还有另一个目的：从德国运去的煤炭以记账方式结算，货款直接存入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将为德国攒下大量宝贵的外汇。此外，瑞士和德国的贸易范围还包括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甚至武器和军火。其中最关键的两项出口是电力和铝。
1943年6月，《苏黎士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向瑞士银行界发出的震撼性警告：盟国宣布纳粹通过中立国收购或转移财产的交易为非法，并将在战后对此展开清算和索偿。1943年7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纳粹的黄金。与会各银行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瑞士仍在实行金本位，就必须接受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他们决定让瑞士联邦委员会来裁决这个问题。联邦委员会于11月作出裁决，同意银行官员的意见，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
1945年1月30日，FEA的第26904号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都在向纳粹提供外汇。附件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纪录。其中9份涉及德、瑞、葡之间的黄金和瑞士法郎贸易（参见前文）。附加的备忘录还指出瑞士信贷银行曾经单独为纳粹提供了50万埃斯库多和20万瑞典克朗的外汇。
盟国经济情报机构于1946年2月5日递交的报告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价值为6.48亿美元。而战争爆发时，德国黄金储量最多为1亿美元。其间相差的5.48亿美元的黄金都是从欧洲各国掠夺的。根据缴获的德国国家银行记录，大约有价值2.75亿到2.82亿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中央银行。另外还可能有2000万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商业银行。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大量被掠夺欧洲黄金先由瑞士的银行来洗钱，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长达6页的“安全港计划”第2969号报告详细评估了在瑞士的纳粹资产。该报告声称，纳粹拥有或控制了共计358家瑞士企业。纳粹对其中263个企业的投资达1.14亿美元。这些企业遍及所有经济领域：纺织业6家、运输业6家、保险业15家、零售批发业67家、化工业15家、机械制造业11家、以及其他7类企业，每类至少3家。此外还有9家银行、330个持股和金融公司。对于这笔财富的总价值，美国财政部估价为5亿美元，国务院估价为7.5亿到10亿美元。另外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中。英国在战后对已追回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9亿至5.45亿美元之间。
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间贸易方面的大多数努力是徒劳的。美国冻结瑞士资产后，瑞士在19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作为报复。1944年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首脑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至1亿法郎的黄金。罗斯福让多诺万和国务卿赫尔开始向瑞士施压。14日，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Charles Bruggmann），向他暗示说如果继续与纳粹交易将会在战后遭到严厉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还是主张对瑞士给予严厉的措施，包括停止向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项决定。1944年10月，战争部副部长帕特森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瑞士的车队在1944年9月末重新开始为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他提出这种车队随时可以被盟军拦截，直到瑞士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交易为止。由于来自英美两国的压力，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
1945年2月，美国代表团就停止战时贸易和黄金问题开始和瑞士进行谈判。经过多番争吵，瑞士于当年3月同意冻结德国所有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说瑞士从德国购买了3吨黄金。这次购买显然拒绝了刚刚达成的协议。瑞士方面狡辩说这些黄金不是德国掠夺来的。
瑞士的背信弃义由此引起了美国人的严肃关注。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2日发布了《波茨坦宣言》，声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合法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并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瑞士与瑞典立即对此项要求作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为此威胁说将冻结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账户，而且除非瑞士同意遵守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否则将继续把瑞士公司留在盟国黑名单中。9月，美国表示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开始实施制裁方案。
1946年3月，美、英、法与瑞士之间的正式会谈在华盛顿召开。在与瑞士的正式会谈展开前，美国代表曾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瑞士会遵守已签署的协定，不会变成纳粹资产的避难所。但是美国人的幻想在会议一开始就碰得粉碎。瑞士声称它在战争期间的行动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瑞士代表斯塔基博士（Dr Walter Stucki）断言，纳粹从占领的国家夺取黄金符合国际法（战胜方有权获取战利品），因此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瑞士更进一步声称同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违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主权。此外，瑞士要求把盟国黑名单中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撤销掉。这种死硬的观点使谈判陷入僵持阶段。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愤怒地向瑞士表示，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仍将被冻结，直到“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作出永久性的保证，协助盟国的调查工作。
在一番试图打破僵局的努力后，盟国放弃了他们取得所有德国资产的要求，允许瑞士分得被没收德国企业20%的股票。两天后瑞士联邦政府发表了“瑞士关于黄金问题的观察报告”，这与战争初期同盟国关于德国黄金所持股份的计算明显不同。
盟国对瑞士方的回答的反应是极端消极的。因为该报告还质疑了前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普厄提供的情报的可信度。普厄曾告诉盟国调查人，瑞士中央银行知道他们买来的德国黄金是赃物，因为他曾经亲口和他们说过。两相对比，显然瑞士政府又在撒谎。美国估计纳粹德国的黄金储量在战争初期为1.2亿美元，其他6.61亿美元黄金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纳粹1943年前出售的黄金共计4.14亿美元，它们被纳粹卖掉或者转移到瑞士国家银行。财政部的第二份报告则认为1940年6月30日之后纳粹掠夺的黄金共计5.79亿美元，并推断瑞士拿走了其中2.89亿美元的黄金。4月24日，谎言被揭穿的瑞士人索性暂停了谈判。
5月2日，瑞士方面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资产五五分成，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从而一揽子解决赔偿问题。盟国此时发现要瑞士人吐出赃物比拔他们的毛还要难，只好接受这个条件。英法方面起初要价8800万美元，最后同意以7500万美元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周的会议后，瑞士于5月26日签署了最终赔款协议。6月3日，美国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总结。
盟国-瑞士协议要点如下：1、瑞士赔偿委员会将清算德国在瑞士的资产；2、德国的资产将被公正地以德国货币清算；3、瑞士赔偿委员会将与同盟国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合作清算德国资产；4、清算的资产将在瑞士和盟国之间五五均分；5、瑞士政府将存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价值2.5亿瑞士法郎（5810万美元）的黄金移交给盟国；6、美国政府解冻瑞士资产，盟国把瑞士从贸易黑名单中除去。此外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答应向盟国归还了一批纳粹掠夺的黄金，包括1607公斤比利时黄金和2093公斤荷兰黄金，总值约420万美元。
这不是瑞士最后一次背信弃义。1946年8月2日，瑞士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称，他们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2.5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盟国曾预计瑞士归还黄金数量应为70吨、价值5800万美元，瑞士通过使法郎贬值的方法少支付了20吨黄金。
盟国与瑞士的其他谈判持续到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问题上。 “无主财产”指的是在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者家属或犹太人组织提供任何帮助，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而这些瑞士人都知道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是没有死亡证明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埃森斯塔特处理“无主财产”问题，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
然而，虽然时间之轮已经转过了半个世纪，瑞士的银行家们仍然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依然象其50年前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奸诈无耻。1997年出现了一桩几乎毁掉瑞士国家声誉的大丑闻：瑞士联合银行（UBS）的警卫人员梅利（Christoph Meili）带着证物出现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这些证物就是瑞士联合银行准备销毁掉的文件。该年1月，在一次夜间巡逻时，梅利在瑞士联合银行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等待销毁的旧文件，其中包括该银行在战争年代的重要账目纪录，以及许多犹太人存款账户名单。这个年轻的警卫意识到这些准备销毁的文件的重要性，从中拿了两本账簿和一些文件，放进了自己的储物柜，随后将这些账簿转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瑞士联合银行立刻开除了梅利，瑞士联邦政府也调查梅利是否违反了任何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却没有调查瑞士联合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瑞士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甚至在逃亡到美国后，梅利仍然受到死亡威胁。瑞士政府这种寡廉鲜耻的做法引起了以色列、美国、甚至欧盟和德国的愤怒。克林顿总统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12.5亿美元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补偿大屠杀受害者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业。
九、纳粹赔款的分配
在清算完瑞士的银行后，盟国追查纳粹黄金和赃物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的默克斯黄金以及从德国和中立国家追回的其他黄金都被存入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的总库。该金库设在巴黎，于1946年9月27日完工。索还的货币黄金将按各国央行损失比例归还给每个有分享权的国家。向TGC提出归还要求的10个受害国是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南斯拉夫。
当时匈牙利面临战后首次大选，为了让费伦茨·纳吉的小农党政府赢得竞选，黄金归还委员会最先向匈牙利归还了28.5吨、价值3200万美元的黄金。1947年10月17日，TGC在布鲁塞尔宣布了对原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央行黄金的初步分配，荷、比、卢三国从TRA那里拿回了105.2吨黄金。法国于11月9日拿到了75.8吨黄金，随后将其赔给了比利时中央银行。同年11月和12月，对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分配完成，奥地利拿回了20.47吨黄金，意大利拿回了8.90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1948年收到部分赔偿。由于冷战的原因，原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黄金直至1996年10月才完成。这样，总计379,161,426美元（1946年价格）的黄金被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些偿还的黄金只是他们被掠黄金的65%。TGC目前仍有7000万美元（1997年价格）的黄金，其中4700万储存在英格兰银行，其余的则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黄金的归还问题还有所质疑。那些显然掠夺自私人的金牙、金首饰、金盘子（很多被砸扁以节省存放空间）并没有在归还名单内。1947年，盟国将其中约75万美元的黄金制品交给了国际难民组织（Inte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其余的黄金一直存放在TRA的金库中。美军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于1950年取消后，将其金库内剩余的少量白金锭、工业钻石、零星外国金币和德国有价证券移交给接收其大楼的德意志国民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其中也包括不少掠夺自私人的财物。
在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问题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默克斯藏金的那一刻就很清楚这个问题：在这笔黄金里发现了金牙、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和结婚戒指等私人物品。艾伯特·托马斯确定了在默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是属于梅尔默账户的。通过检查德国国家银行纪录，以及对托马斯和普厄的审问，盟军迅速弄清了该账户的性质和细节。
托马斯告诉审讯者，德国国家银行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在1942年夏天把他派到了普厄那里，普厄告诉他党卫军开始着手向德国国家银行的金库运送珠宝、黄金和白银制品。不久后，托马斯获悉一个叫梅尔默（Bruno Melmer）的党卫军上尉将运来第一批货物。这批财宝在1942年8月26日抵达。在1942年11月的第10次运送中，首次发现了大量金牙。
党卫军运来的物资首先登记在梅尔默名下，装入写有他名字的袋子和箱子中，随后进行分类。金锭、银锭和金银货币作为通货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和其他珠宝被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出售。其余的物品如金牙和结婚戒指全都送到普鲁士造币厂或Degussa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Deutsche Gold und Silber Scheideanstalt，又译“德固赛”）重新熔化，铸造成10公斤的金砖，Degussa可以保留其中一小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然后德国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重熔的这些金砖。
德固赛是一家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在战争中曾和法本公司合作生产用于毒气室的齐克隆B，还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铀。该公司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熔化铸造金属物品，包括犹太人的金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从受害者手中夺来的黄金数量极大，以至Degussa在那里专门建造了一个小型熔炉。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回忆，该集中营的黄金日产量是24磅。
德固赛公司在今天仍然非常活跃。它在核扩散中的角色已被公诸于众。该公司曾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核技术，从德国将资料和情报运到巴格达，以帮助伊拉克制造原子弹。1990年，德固赛因向朝鲜出口核武器原料被处以80万美元罚款。该公司还涉嫌到向利比亚出口毒气。德固赛很少由于这类地下军火交易受到美国方面的指控和制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合作伙伴——美国最大的国防供货商之一杜邦化学公司的关系。该公司还是乔治·布什（小布什）竞选的捐助商。早在1999年6月，德固赛就向他捐献了1950美元。一家德国公司帮一个美国人竞选，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如今德固赛是一家世界性的综合大公司，其销售额达118亿欧元，并于2001年在中国设立了合资公司，从事化工业务。读者可以看到，在拜尔、奔驰和西门子之后，与纳粹合作过的又一家其罪行令人发指的德国公司逃脱了战后的惩罚。
梅尔默账户下的全部财产大约价值3617万德国马克，其中货币黄金为1067万德国马克。最大的争论是这些货币黄金中有多少来自Degussa重新铸造的犹太人黄金？有多少纳粹受害者的私人黄金被重新铸造成金砖并卖到中立国？这些争论在90年代重新开始，有人认为盟国缴获的德国黄金中至少有1450万美元是来自纳粹受害者个人的，而盟国只拿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受害者。
十、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
本节主要讲述一些有关纳粹高官逃往阿根廷的传闻。从下面列出的资料来看，这些传闻中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目前已确认的事实是，直到1944年6月，鲍曼仍在用卡车将他的掠夺品经法国运往西班牙。那些财富在西班牙被装入潜艇，转运到阿根廷。盟军解放法国后，去西班牙的陆路被封锁，鲍曼转而以空运的方式继续向西班牙转移纳粹资产。
美国作家法拉格（Ladislas Farago）声称，这些转移行动的全部记录都保存在阿根廷、美国和英国的档案中。从西班牙到南美的潜艇运输开始于1943年，每趟运输耗时6到8周，所有货物运到阿根廷后以庇隆夫人埃娃（Evita Peron）的名义存入阿根廷中央银行的金库。据法拉格所称，庇隆家族后来侵吞了许多由鲍曼转移的纳粹财产。埃娃·庇隆于50年代去欧洲旅行期间，在多家瑞士银行用数字编号户头存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产，法拉格将这些财产罗列如下：
187,692,400金马克；
17,576,386美元；
4,632,500英镑；
24,976,442瑞士法郎；
8,370,000荷兰盾；
17,280,009比利时法郎；
54,968,000法国法郎；
87公斤白金；
2,511公斤黄金；
4,638克拉钻石和其他贵重宝石。
爱娃·庇隆
在战后还有另外一则关于阿根廷和纳粹的传闻：战争快要结束时，有一支德国潜艇队携带大量纳粹财富、以及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要员前往阿根廷，途中曾与一支盟国舰队相遇，并击沉了其中数艘战舰（事实上在战后一段时间里，连美国都不相信希特勒真已自杀，还曾在南美发动了搜捕行动）。俄《真理报》在1998年对这个传闻提出了新的证据。据《真理报》称，约20艘德国潜艇在1945年5月1日至6日间从挪威的卑尔根港启航，在佛得角群岛附近与另外一支德国潜艇队会合。他们在那里获悉德国投降的消息，一些潜艇随后被艇员凿沉，还有一些向盟国投降，但其中至少6艘潜艇继续向阿根廷航行。此前这支潜艇舰队在大西洋上击沉了1艘美国军舰和1艘巴西军舰——轻巡洋舰“巴伊亚”号（Bahia）。《真理报》文章称被击沉的美国军舰是猎潜艇“鹰-56”号（USS Eagle 56）。该船于1945年4月23日在缅因州海岸爆炸沉没，49名船员遇难。尽管美国海军一直声称其沉没原因是锅炉爆炸，但是实际上它是被U-853号潜艇击沉的（注：本文写于90年代，根据译者搜索的互联网资料，美国海军历史学会在2001年确认是U-853击沉了“鹰-56”）。
该文章里还包括了一些已被核实的史料，包括两艘德国潜艇——U-530和U-977的货物清单。这两艘潜艇分别于1945年7月10日和8月17日向阿根廷投降。U-530被送往美国用于测试，U-977的指挥官沙弗（Heinz Schaeffer）则在投降后被逮捕，并被指控向南美运送战犯。有趣的是，U-530还曾在1944年6月23日与日本潜艇伊-52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1400公里的地方会合。日方带来了奎宁、橡胶、咖啡因、工业钻石等重要物资，以交换德国的武器图纸和黄金。盟军后来派出飞机击沉了伊-52，其位置于1955年被找到，上面还有2吨黄金。
纳粹德国在灭亡前夕向外转移技术、资产和人员的行动，还可以从U-238号潜艇的乘客及货物名单上得到证实。该艇于1945年4月16日从挪威出发前往日本，在北大西洋中收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及邓尼茨下令德国部队停止战斗活动的命令。5月16日，该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港向美国投降。
U-238所载货物清单如下：一吨重的外交和私人信函；喷气式飞机工厂的建设图纸；反坦克武器、机载雷达、高精度轰炸瞄准器和火控系统的样品和图纸；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整套部件；喷气发动机；560公斤氧化铀（用于日本的原子弹计划）。此外该艇还搭载了数名纳粹专家：两名航空技术专家、四名海军技术专家、两名喷气式飞机技术和制造方面的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在日本生产Me262战斗机）、一名雷达和红外技术的专家。虽然U-238的最终目的地是日本而非阿根廷，但是它显示出纳粹向海外转移技术及人员的能力和方法。
虽然《真理报》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假想和猜测，但它反映了一种“美英两国很乐意看到与鲍曼有关的纳粹财产被隐藏起来”的普遍观点。除非美国和英国将关于二战德国海军的全部资料解密，否则马丁·鲍曼及其“火场行动”的全部事实永远也不会为世人所知。
鹰-56
1917-1918年由福特汽车公司建造的小型海岸巡逻艇。美国海军舰种代码为PE（Eagle Boat）。一共建造了60艘，到二战爆发时有8艘仍在服役。“鹰艇”的称呼来源于1917年《华盛顿时报》的一篇文章，将这些巡逻艇比喻为扑向德国潜艇的猎鹰。
十一、天皇的黄金宝藏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其中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所有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Devisenschutzkommando”（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Golden Lily）。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地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1989年病毙）外都活到了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以后美国潜艇的活动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在二战期间，日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用医院船来转移掠夺的财富。1942年10月，日本医院船“天应丸”（Tenno Maru）从东南亚装载了2000吨黄金和大量水雷前往日本（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在横须贺军港卸下了这些黄金。该船在1945年8月17日被日本海军秘密炸沉，以毁灭罪证。另一艘医院船“阿波丸”号（Awa Maru）于1945年2月17日从门司港出发，3月24日抵达新加坡，在那里装上了大量的橡胶、锡、铝、大米，以及撤回本土的军政人员。该船于3月28日起航返回日本，4月1日夜间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皇后鱼”号潜艇击沉。根据记录，船上除了战略物资和非伤员的人员外，还装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40箱珍宝、文物和艺术品（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在其中），以及大量的美元、英镑和港元纸币。
另外，日本还曾用军舰运送过掠夺物品。1944年11月5日，“那智”号巡洋舰在马尼拉湾附近被美国海军舰载机击沉，但是日本一直有人说该船是被日军潜艇击沉的，幸存的船员被潜艇上的机枪打死以灭口。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那智”号上装有黄金是真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70年代从其残骸中捞出了大量黄金。1997年，一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拍下了这批黄金，其中包括1800块金砖，价值1.5亿美元（1997年价格）。
运回日本本土的“山百合”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日本军方曾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里挖掘了巨大的地下工事群，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后将天皇、军部和原子弹专家转移到那里进行最后的顽抗。这些劳工后来都被秘密杀害。但是，到1952年缔结对日和约时为止，日本从战争中抢来的主要财富仍然藏在菲律宾。
战后发现的第一处日本藏金位于菲律宾的圣罗马纳（Santa Romana）。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菲律宾游击队曾发现他们将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一个山洞中，然后用炸药将出口封死。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游击队在一起，记住了藏宝地点。该特工在战后重新打开了这个山洞，发现箱子中全是黄金。1945年到1948年之间，这批约重2300吨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威廉·多诺万、其部下朗斯代尔（Edward Langsdale）、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和以难民救济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的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参与了该过程，后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知道此事。多诺万和朗斯代尔负责处理这批黄金，他们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以朗斯代尔名义开的一个账户上有2000吨黄金。战略情报局解散后，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成为其账面外资金，用于各种秘密活动，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中情局还通过向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分发黄金信用证（可凭该信用证去瑞士银行直接提取黄金）的方法将他们和中情局绑在一起。
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部分“山百合”黄金成为亲日派美国人的私财，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的名义在苏黎士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的。其他资料显示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7.5吨黄金。回顾一下美国政要在战后和日本的勾结活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黄金从何而来。
日本投降后，盟国除了惩治战犯外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战后改造，例如废除财阀、解散大企业、进行币制改革、制订新宪法，以及让日本做出战争赔偿等等。但是该过程受到美国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及其手下的阻挠，阻挠者还有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前总统胡佛。
格鲁于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1943年通过日美外交人员交换回到美国，1945年曾任代理国务卿。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上层社会，妻子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曾孙女，母亲则来自著名的卡博特家族。格鲁家族与亚洲有长久的渊源，在19世纪时曾以银行家的身份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格鲁在战时就开始阻挠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他曾与日本驻瑞士大使进行秘密会谈，承诺美国不会起诉裕仁天皇，并让他保住皇位。该承诺完全违背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惩戒战犯的主张。
由于珍珠港事件、巴丹半岛死亡行军和虐待战俘给美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胡佛和格鲁为日本天皇和政府洗罪的计划不得不严格保密。1945年底，美国国会宣布裕仁天皇为战争罪犯，并准备对其进行审判。但在起诉开始之前，一些日方证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在东京的监狱中病死或自杀。美国战俘在回国途中还被迫下字据，严禁他们谈论在日本战俘营受到的虐待。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某些高级战犯竟免于被起诉。例如英国决定对一位日本海军官员撤诉，他曾命令用机枪射杀600名沉船落水的英国水兵。麦克阿瑟还下令战犯法庭的审判中不准涉及细菌武器和731部队问题。
尽管麦克阿瑟收到了盟国将天皇送上法庭的明确指示，但他仍不愿审判天皇，甚至安排天皇到民间巡视，力图将其打扮成接近人民的和平君主。在麦克阿瑟列出的战犯名单中，最后只有300人被起诉，28人被判有罪，仅仅7人被处决。所有被处决的军官都是出身长州的陆军将领，这是对日本皇室的回报。以长州人为主的陆军和以萨摩人为主的海军之间结怨已久，由于裕仁皇后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藩主岛津的女儿，身为长州派首领的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元帅曾对裕仁的婚事横加反对，从而与天皇结下私怨。
国内的姑息滋长了麦克阿瑟的政治野心。他通过格鲁与国内的亲日派联系。格鲁在战争结束前辞去了代理国务卿职务，投身于华尔街，并成为日本财阀在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同时还兼任ACJ（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席。ACJ由美国的右翼商界领导人和富有的保守派人士组成，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卡特尔垄断政策，但坚决反对解散日本的财阀。他们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的工业基地，期待早日恢复对日贸易。他们认为，一旦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和实力派人士重新掌权，日本经济就很快会重新发展起来，这样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力图阻挠日本的战后改革，并得到了《新闻周刊》的支持。《新闻周刊》创刊于1937年，创始人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出身铁路大王家族，在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同样被指责曾在战前支持希特勒。
1948年初，日本的战后改革遭受了致命一击。该年2月，银行家珀西·约翰逊（Percy Johnson）奉命前往日本评估战后经济改造的成果。约翰逊是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的主席，该银行与日本三井银行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评估的结果在预料之中。被命令解散的325家日本财阀和大公司只解散了20家。其中没有一家银行被要求重组。日本银行通过更名等措施来掩盖他们的过去。
胡佛在总统任内对外交并不关心，但在卸任之后却突然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以私人身份游历世界。1938年胡佛会见了希特勒，想使美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苏联。在战后访问远东期间，胡佛与日本皇室建立了友谊。他希望日本与美国结盟，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以及共和党在亚洲的基地。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天皇免于战争审判，那么也可以使日本政府免于受审，从而使日本的战后复苏和重建工作尽快开始，以便让他的华尔街朋友从中受益。从胡佛和麦克阿瑟持有的黄金可以看出，为裕仁天皇洗脱罪名的努力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证实“山百合”黄金已被发现的证据之一，是一张于1956年签发给马科斯的黄金信用证。这是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事。该信用证由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 Bank Gesellschaft M.H.C）发行，证明马科斯在那里存入了7120吨黄金。另一份黄金信用证是1963年1月7日由瑞士联合银行签发给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马科斯的一个生意伙伴。哈肖吉的名字在信用证上写错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黄金一共有多少已经成为一个不解之迷。不过我们可以从马科斯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高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就会出现一次称为“马科斯黑鹰”的秘密买卖。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科斯的黄金约有6.5万吨。这个巨大的数字不禁给人一种神话般的虚幻感觉，从而认为有可能是捏造的。但是根据计算，东南亚地区有史以来开采出的黄金总和与这个数字近似，而且马科斯黄金的绝大多数应该来自喜欢积攒黄金的华人，因此可能包括从其他地方通过贸易流入东南亚的黄金。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南洋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华人巨商家族都已灭绝——他们在其黄金和财富被日本人抢走后通常都被杀光了。这个数字还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比尔德堡组织成员【注】）在1986年2月21日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基辛格在信中要求马科斯将63321吨黄金卖给2000家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马科斯拒绝了这项提议，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根据未经证实的说法，他选择将这些黄金交给美国以免于犯罪指控。这些黄金被装上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被运往了美国。
除了马科斯以官方名义主持的黄金发掘行动外，还有许多人在菲律宾的山区中私自寻找日军埋藏的财富。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罗哈斯（Domingo Roxas）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宝者，于1970年在吕宋岛北部山中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重约1吨，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稀世珠宝。从当时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照片上看，该佛像具有典型的暹罗-高棉风格。其时已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闻知此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此事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马科斯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就超过2.6亿美元。1996年，罗哈斯家族在美国夏威夷州法院起诉马科斯及其继承人（马科斯已于1989年病死），要求赔偿损失。该案件的法院审理编号为Roxas v. Marcos, 89 Haw. 91, 969 P.2d 1209。法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必须将该佛像归还给罗哈斯。
尽管纳粹德国和日本掠夺的宝藏仍有很多下落不明，但无疑日后会发现更多被藏匿起来的财富。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至今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的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做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为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第126号，1998年4月27日，第101届国会）
【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政治金融寡头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伯恩哈德亲王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与荷兰女王储朱丽安娜结婚前还曾在臭名昭著的法本化学公司NW7部工作，该部门以驻外办事机构的名义在海外为纳粹德国搜集工业和科技情报。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局长格宾斯（Collin Gubbins）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十二、纳粹黄金与美国
自苏联解体后，就不断传来一些被苏军掠夺的纳粹赃物被重新发现的报道。许多二战末期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但是几乎没人知道美军当时也从德国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且其中包括不少纳粹从别国掠夺的赃物。陆军军官吉尔凯（Gordon Gilkey）在战后曾负责将美军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永久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内。他一定是个相当忙碌的人——因为有大约11000幅美术品需要处理。那些绘画中最有价值的被储藏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内。
美国抢夺者的名单可以从前任总统一直排到普通大兵。赫伯特·胡佛在战后以救助战争难民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不过是他为了私人掠夺而立的幌子。他的下属为其设在斯坦福大学的总统图书馆抢夺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包括约瑟夫·戈培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该日记的原本至今仍然保存在胡佛总统图书馆。另外，胡佛还抢到了大量原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亲自销毁一些可以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和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信。
期望美国大兵在面对庞大的战利品诱惑时不为其所动是不切实际的。许多美国军人参加了对战利品的掠夺，某些时候甚至包括军官。在慕尼黑的纳粹党老巢“褐宫”（Braunes Haus）发生的抢夺就很说明问题。褐宫是3栋以地下通道连在一起的房子，第1296战斗工兵营被派来守卫该建筑群。他们发现地下通道内到处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其他众多价值连城的东西。该营列兵波尔斯基（Pvt. Polski）和弗莱塞（Pvt. Fraser）回忆说，他们进入这个地方后发现一些士兵和军官正在把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波尔斯基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姓名缩写字母AH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弗莱塞则拿走了一套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他们两个回到自己的营部，向他们的长官麦克凯上尉展示了战利品。他俩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银器打包、装好，麦克凯上尉在包裹上写上了“已经通过麦克凯上尉审查”的字样。波尔斯基把这些银器寄到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老家，弗莱塞也把他的赃物寄了回去。这次抢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也就是褐宫被盟军宪兵用高压电网围起来之时才告终止。
贝希特斯加登
对纳粹高官财富的争夺也相当激烈。戈林数量庞大的艺术收藏就被藏匿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由于这些艺术品数量过于庞大，以致于没有办法将其统一集中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郊外戈林豪华的游猎行宫“卡琳大厦”时，许多不能转移的艺术品就地焚毁，剩下的用火车运到了戈林在费尔登施坦因（Veldenstein）的城堡。当盟军逼近那里时，戈林又霸占了4列火车，将这些财宝运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这里是纳粹德国高官显贵们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位于德军在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修建的“人民堡垒”的核心地带。戈林、希姆莱、鲍曼等人的宅邸如众星捧月一般散布在希特勒的高山别墅“鹰巢”（Kehlsteinhaus）周围，镇上还有为纳粹党和党卫军的中级官员们修建的豪华旅馆和宿舍。在战争末期，大约有14000辆卡车到达这里，一部分装着纳粹准备用来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装备和补给，另一些则载着纳粹高官们的黄金、外币、艺术品和美酒。盟军逼近贝希特斯加登时，戈林又从其财宝中精选了5卡车珍品送往附近的温特施泰因（Unterstein），剩下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东西仍旧留在了火车车厢里。
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们开入贝希特斯加登镇后，立即为戈林的庞大艺术品收藏所震惊。他们在他的一座豪宅里发现了一处如同阿拉丁宝库般的地窖，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珍宝和油画，其中包括伦勃朗、雷诺阿等人的名作，还有大量的珍稀邮票、小雕像、钟表、勋章和古金币、镶珍珠和珐琅的手枪、钻石袖扣和别针、金银烛台和盘子、古董盔甲和兵器。这些士兵们没有任何犹豫便开始各取所需，许多体积较小的珍宝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口袋中。一位士兵拿到了戈林在卡琳大厦的客人签名本，上面有着众多尊贵客人的签名（其中当然包括那位赫伯特·胡佛）。戈林的一把元帅节杖被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Alexander Patch）拿走，至今仍陈列在其母校西点军校的博物馆中。另一把节杖和一些纪念品被埃克尔格中尉（lt. Eckerg）拿走后寄到了芝加哥他母亲家，他母亲将其中的一枚金质大奖章出售给了一位珠宝商，后者在报纸上登出了出售戈林奖章的广告。美国海关人员读到广告后，没收了那枚奖章以及其他所有寄回美国的东西。另一些戈林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容易藏在军服里带出去的东西，如手表、手枪、匕首和短剑等）也被士兵们抢走。怀特中校（Willard White）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收获最丰的家伙，他将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往给了妻子。
另一个贪婪的美军掠夺者是布朗中校（William Brown）。他的军队驻扎在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和布痕瓦尔德一带。布朗疯狂搜刮财富的行为被当地居民告发，因而在1945年6月27日接受了军事法庭的询问。根据美军颁布的法令，军人在敌国得到的一切财产都属于美国政府。布朗回答如下：“恩，我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情况大致给我这样的印象：人们可以从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拿走任何东西。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来自各个部队的人都不受管束地抢夺东西。我们在那里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所有被我们发现的东西，只要没有当地人出来认领，那这些东西就应该属于发现者。我问你们，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主人呢？如果你们看见那些掉落一地、无人问津的东西，你们又何尝不会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战利品呢？”
布朗的回答是不诚实的，许多物品都是他从德国受害人那里抢来的，例如他曾下令关闭当地邮局，然后掠夺那里的钞票和邮票。布朗后来被宣布无罪，返回美国后不久便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
最广为人知的美军盗窃案就是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这次盗窃的策划者是一名女军官，凯瑟琳·纳什上尉（Kathleen Nash）。德国投降后，纳什上尉、沃特森少校（Major David Watson）和纳什的情人杜兰上校（Jack Durant）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探索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时，发现城堡地窖的混凝土似乎是新近铺上的。他们从工兵那里借来风镐，将混凝土切开，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钻石、宝石、镶钻头冕、链章、手镯、项链、金银圣像、还有一顶王冠。他们三人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从其中一些首饰上撬下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1945年底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宝石和黄金外还带回了大量银器、书籍和数以百计的其他物品。1946年1月，这些珍宝被黑森王族报失。美国陆军犯罪调查部门很快确定了嫌疑犯范围，并拘捕了他们三人。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但在4个月后被释放：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食品联合企业，他的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杜兰被判15年徒刑，但在6年后释放，纳什则服满了5年刑期。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邮寄到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一直没有追回。
被美军抢夺的另一份德国财产于1990年露面，其中包括许多中世纪文物：黄金和白银制作的耶稣受难像；一座雕刻精美、镶有宝石和珐琅的银制圣骨箱；众多水晶和象牙制成的宗教艺术品；大量中世纪手稿；其中最珍贵的也许是一本9世纪的金制福音书，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书皮包银，镶嵌黄金和珠宝。这些珍宝与其他文物在战争后期从柏林的各博物馆里运出，藏在马格德堡以南奎德林堡镇（Quedlinburg）的废弃矿井隧道中，被美军中尉米德尔（Joe T. Meador）发现。他与其他三人负责保卫这批珍宝时，趁人不备将其中最精美的宝物一件件地偷走并邮寄回家。奎德林堡矿井中其余的珍宝后来归还给德国的博物馆，但德方很快发现其中一些珍品已经失窃，于是美国军方展开调查活动。但因奎德林堡被划分到苏占区，该调查很快就结束了。米德尔死于1980年，此后其战利品迅速流入文物黑市。1990年美国海关发现了金福音书和一份写于1513年的手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又在米德尔的家乡得克萨斯州怀特赖特（Whitewright）找到了上面名单中剩余的宝物。但仍有一些当年被米德尔取走的文物不知下落。
2001年，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向不来梅博物馆馆长移交了4年前被美国海关没收的12件美术品。这些美术品是不来梅博物馆战前1500幅艺术品的一部分，于1943年转移到柏林附近一座城堡中，被苏军没收。1993年这些美术品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次露面，随后被窃。4年后一名日本商人古贺正承试图向德国驻日使馆出售8幅不来梅博物馆的藏画，要价1200万美元。 1997年9月，古贺与博物馆的谈判移至纽约，一名美国海关官员秘密加入了博物馆方代表团参加谈判。古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没等到审判就死了。
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恐怕其篇幅会写满几本书。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今后还有更多的纳粹财宝被世人发现。
十三、结语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克林顿总统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过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例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位显要人物破坏了。这位显要就是赫伯特·胡佛，华尔街的精英，美国前总统，救助难民的“善后特使”。
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好牺牲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同所谓“红色恐怖”作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为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那些转移并贮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多诺万加入的那家公司——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们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所有的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
附1：安德鲁行动
尽管该计划与纳粹黄金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该计划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附2：乌斯塔莎黄金与罗马教廷
1941年4月10日，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乌斯塔莎”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实际上是意大利和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同盟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战后的一份报告显示，克罗地亚的财政部拥有超过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来自被其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受害者。1944年5月31日，克罗地亚在瑞士联邦中央银行存入了403,000美元的黄金，8月4日又存入了110万美元。瑞士联邦外交部指出，瑞士已于1945年7月24日将克罗地亚政权存入的121块金锭（1338公斤黄金）全部归还给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其余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的价值约17亿到5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
因为瑞士银行存款记录被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在战争结束前夕乌斯塔莎份子携带潜逃的黄金数额不可能很多。安特·帕韦利奇逃亡到奥地利时携带的黄金价值在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不管乌斯塔莎份子逃跑时带出的黄金价值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与梵蒂冈合作、建立并维持一条到南美的“逃亡线路”。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乌斯塔莎政权高官曾先后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往西班牙和阿根廷。由于战后的南斯拉夫忙于从意大利和德国引渡数千名纳粹战犯，以及随后的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原因，乌斯塔莎黄金很少被人提起，以至成了不解之迷。
梵蒂冈除了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外，还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二战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住宅、宫殿与艺术品。梵蒂冈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西、葡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与面粉工业，控制了阿根廷的电力、自来水与煤气公司；此外其财产还包括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的30多家股份公司。其掌握的40家天主教银行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6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相当于梵蒂冈中央银行）还在战后通过摩根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进行黄金、外汇投机活动。
教皇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救死扶伤本是教会弘扬的宗旨，但庇护十二世却对犹太人和波兰天主教徒横遭纳粹屠杀一事保持出奇的沉默，这使世人感到极大愤怒。事后有人分析说，庇护十二世可能是被希特勒的淫威给吓坏了，不过，在波兰被消灭的同时，庇护十二世让柏林大主教去为希特勒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在教皇大人金口难开的沉默之中，600万欧洲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当着他的面被送进毒气炉的。更有甚者，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的基督教会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他们逃离欧洲国家。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2000年初，梵蒂冈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中的不光彩表示忏悔。同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史性地访问以色列，跪倒在“哭墙”之前顶礼膜拜，祈求上帝饶恕它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但是梵蒂冈没公布它二战期间的档案，并且绝口不提它把纳粹战犯藏在哪里，以及从克罗地亚抢来的价值2亿瑞士法朗黄金的去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组织很有耐心，它们知道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到头来对方会像瑞士银行交出“纳粹黄金”一样乖乖地把这些秘密地交出来。
附3：匈牙利的黄金列车
1945年5月，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5团在奥地利小镇魏尔芬（Werfen）附近发现了一列被遗弃的列车，车中有大量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家具、高档裘皮和名贵地毯，其中还混有大堆的砖瓦碎石、空罐头、煤块和垃圾。这列火车是从匈牙利开出的，车中的财物大多是法西斯运动“箭十字”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们上台不到一年就屠杀了匈牙利80万犹太人中的60万。苏军解放匈牙利前夕，一些亲纳粹的匈牙利高官将这些财物装入44节车厢后向西转移，以免其落入红军手中。其中24节车皮后来在德国西南部的圣安东被法军俘虏，剩下的20节车厢留在了奥地利，护卫列车的42名匈牙利军人在美军到达前就带着详细的货物清单逃跑了。
兴高采烈的美军士兵马上开始在“黄金列车”中各取所需，为自己及亲人搜刮财物。直到驻扎在奥地利西部的美军第42“彩虹”师师长科林斯中将（Harry Collins）下令后，他们才将剩余的犹太人财物运到萨尔茨堡的一座军用仓库中。科林斯也抓紧时机为自己攫取好处，他在8月28日写信给萨尔茨堡仓库的主管，让他从仓库中精选出下列物品运到师司令部以供其运回家中：“可供50人用的宴会用瓷器；同样数目的银餐具，包括汤匙和调味瓶；全套水晶器皿和酒杯，包括威士忌酒杯、鸡尾酒杯、香槟酒杯和利口酒杯；30套亚麻桌布，每套包括12条餐巾；质量最好的被褥、枕头和大号浴巾各60套。”此外他还索取了12座银烛台、11条波斯地毯、2块小地毯和13条挂毯，用于装饰其别墅和专用车厢。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进驻奥地利，更多的手伸向了萨尔茨堡仓库。一位将军为装饰他在维也纳征用的豪华宅邸，从仓库里取走了18卡车的家具、地毯和装饰品，另一位将军将30多箱银餐具、瓷器和烛台寄回了美国。美军物资交流处也从1945年11月开始公然出售仓库中的裘皮和地毯。此外对仓库的盗窃活动也层出不穷，1946年10月该仓库曾报告说丢了两小箱砂金。这些事件都妨害了对匈牙利黄金列车财物的估价工作。一份不完全的报告列出了到1947年底尚保存在萨尔茨堡仓库中的东西：
10箱金制品，每箱45公斤；1箱金币，重100公斤；18箱金首饰，每箱重量从30到60公斤不等；32箱金表；1箱纸币，内有44,600美元、52, 360瑞士法郎、84意大利里拉、10巴勒斯坦里拉、66加元、5瑞典克郎、15德国马克、260,484便戈（匈牙利货币）；1560箱银餐具；1箱银锭；200件以上的绘画作品；3000多条名贵地毯；此外还有大量零散堆放的高级服装、名贵裘皮、皮鞋、照相机、集邮册、唱片、蕾丝花边、瓷器、水晶器皿、手表和怀表、玩具、烛台、桌子、椅子、镜框、吊灯、1万多条亚麻桌布、床单、鸭绒被褥……
这份清单本身便已经非常模糊混乱，但还是令一些人大为惊讶。1947年11月，美军调查人员对其中的艺术品进行了清点，发现的绘画作品不是200幅，而是1181幅！仓库管理人员认为这些画作里没有什么稀世珍品，于是漫不经心地将其胡乱堆放一气，调查人员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幅1639年的伦勃朗作品和一幅凡戴克的海景画。美国军方对缴获的文物和艺术品的通常做法是将其归还给原物主，但是这些原属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画作却在1949年1月5日移交给了奥地利行政当局，美国甚至没有费心告诉匈牙利政府（已经是共产党政府）有关这些画的事。
匈牙利犹太人组织从1945年12月起就要求美军归还这些被掠财物，匈牙利财长米克洛什·尼亚拉蒂为此在1946年多次到奥地利和美国游说，但被美军当局以“无法查明这些物品原主人”为由搪塞过去了。美方辩解道，它的财产归还政策是尽量避免将缴获的财物归还给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而是将其移交给难民组织作为其救济经费。在这样的原则下，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让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在1947年5月19日致信匈牙利犹太人组织，称美国决定将“黄金列车”中90%以上的财物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并指定将其专门用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其分配办法由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制订实施。美国人这样做无疑也与匈牙利即将向共产党阵营转变有关。1948年7月，“黄金列车”中的部分财物由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在纽约拍卖。
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及其后代至今仍在为讨还这笔财产对美国进行诉讼。
===== 德国军事中心 ======
亨利·吉桑（1874-1960），1939年起任瑞士武装力量总司令。1940年曾不顾政府反对发布总动员令，被视为瑞士民族英雄。
在前述章节中已对瑞士银行在与纳粹的交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有所涉及。在轴心国的所有中立帮凶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对纳粹的贡献和帮助方面比得上瑞士。
提到瑞士，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细腻的巧克力、优良的钟表和遍布阿尔卑斯山脉草地的羊群。然而瑞士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1848年宪法的建立才确定了瑞士现有的三权分立格局，保障公民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和民主议会的形式。直到1971年妇女才有公民权。瑞士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些集权政党统治。二战期间，这些政党是天主教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工农党。尽管现在一些政党改变了名称，但是他们依然是统治者。瑞士共产党在二战中则被宣布为非法政党。瑞士联邦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联邦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由国会从联邦委员会的7名委员（同时是政府的7名部长）中选举，任期为1年。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时拥有独裁权，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同纳粹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1938年8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联邦理事会下令封锁边境。由于害怕犹太人入境避难，瑞士联邦委员会请求德国外交部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字戳记。纳粹最初并不热衷于这个主意，他们仍然想以移民出境的方式尽快流放大批犹太人。瑞士和德国之间的谈判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最终瑞士威胁德国说，所有德国人入境时都要专门登记，纳粹德国才开始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增加"J" 字戳记。按照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后不知羞耻的说法，这种甄别犹太人的方法反倒成了纳粹的主意了。
瑞士如此坚持在护照上做标记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拒绝犹太难民入境。战争期间有超过3万犹太难民被瑞士拒绝入境，其中绝大多数后来被纳粹杀害。1942年8月，在宗教界和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下，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封锁边境。即使犹太难民能够通过边防检查，内地的瑞士官员也有权要求检查他们的护照。如果护照上面有"J"字戳记，他们就会被强迫送回纳粹手中。
当然，我们不能以政府的行为给全体瑞士人下定论。大多数瑞士人不是反犹太的。战争期间瑞士也没有通过反犹太人的种族法令。还有许多瑞士人曾经试图帮助犹太难民。瑞士圣加仑地区的边防警察格鲁宁格上尉（Paul Grueninger）在1938年接到上峰命令不许任何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瑞士。可是格鲁宁格还是让3600名犹太难民入境，并帮他们涂改护照以使其留在瑞士。1938年12月，格鲁宁格被停职，并于次年1月被控"伪造文件"。1941年，格鲁宁格因"反抗政府命令"被判有罪，因此失业，退休金被没收，并处以罚款。他后来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格鲁宁格后来被以色列国尊为义人。
格鲁宁格上尉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一开始，瑞士政府的官员就知道这些行动。德国国防军曾经邀请许多瑞士军医去俄国前线为受伤的德军士兵治疗，他们在与德国部队共处的那段时期曾经目睹大批东欧犹太平民被聚集在一起带到树林中屠杀。这些震惊的瑞士医生回国后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士政府官员提交了报告，但这些报告随即便如泥牛入海。
最早传到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消息，是瑞士人里格纳（Gerhart Riegner）在1942年8月拍到美国的一份电报。向他提供信息的是一个莱比锡商人肖尔特（Eduard Scholte）。电报原文如下：
"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元首及其下属正在讨论和考虑灭绝所有在德国占领区和附庸国境内的犹太人。这些人大约有350万到400万。他们将被送入东方的灭绝营，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灭绝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展开。讨论中的灭绝方法包括使用氢氰酸。以上消息全部属实，因为我们筛选了其中所有未被证实的消息。线人与党卫军及纳粹高官关系密切，他的消息通常是可靠的。"
收件人之一，美国的犹太教拉比魏斯博士（Stephen Wise）在1942年11月24日将该电报向新闻界公开。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被人们广泛质疑，其中甚至包括犹太人。艾伦·杜勒斯称它为"歇斯底里的犹太人的宣传"。不过在那之后每个人都开始对第三帝国的野蛮和恐怖有所认识。
许多纳粹的瑞士共犯最近几年才被拉到前台，暴露于阳光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展开的调查行动的成果。他授权参议员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领导一个调查团，寻求公正解决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索赔要求的办法。当“瑞士人因善战才免遭入侵”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流行时，早有西方国家认为瑞士是靠在二战期间向纳粹出卖灵魂（和肉体）才得以保持中立。
虽然法国沦陷后瑞士便成为被轴心国包围的一座孤岛，但是除了少数狂热宣传外，德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入侵瑞士。他们知道任何入侵都只能导致瑞士人的顽强抵抗，通往意大利的战略通道——辛普朗隧道和圣哥达隧道会被炸掉，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也会被全部摧毁。但是以上都是次要的考虑，德国不入侵瑞士的主要原因是瑞士本身既不出产原料，除了少量奶酪外也无剩余食品可供出口，一个破坏无遗的瑞士将是负担而非收获，这就是“瑞士人以善战换取安全”的神话源头。使瑞士免遭入侵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早在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以戈林为甚）便通过瑞士的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财产，入侵瑞士只能使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员鼻子底下。墨索里尼这个老小丑倒是在1940年考虑过入侵瑞士、南斯拉夫或希腊，来显摆一下他的法西斯威风。他后来选了看上去最弱小的希腊为受害者，结果还是被揍得很惨，只得再一次厚着脸皮爬到德国盟友那里求援。
瑞士不像西班牙或土耳其那样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或战略资源。它的煤炭严重依赖进口，一旦法国沦陷，瑞士冬季用煤就只能靠德国。纳粹向瑞士买煤还有另一个目的：从德国运去的煤炭以记账方式结算，货款直接存入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将为德国攒下大量宝贵的外汇。此外，瑞士和德国的贸易范围还包括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甚至武器和军火。其中最关键的两项出口是电力和铝。
1943年6月，《苏黎士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向瑞士银行界发出的震撼性警告：盟国宣布纳粹通过中立国收购或转移财产的交易为非法，并将在战后对此展开清算和索偿。1943年7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纳粹的黄金。与会各银行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瑞士仍在实行金本位，就必须接受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他们决定让瑞士联邦委员会来裁决这个问题。联邦委员会于11月作出裁决，同意银行官员的意见，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
1945年1月30日，FEA的第26904号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瑞士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都在向纳粹提供外汇。附件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纪录。其中9份涉及德、瑞、葡之间的黄金和瑞士法郎贸易（参见前文）。附加的备忘录还指出瑞士信贷银行曾经单独为纳粹提供了50万埃斯库多和20万瑞典克朗的外汇。
盟国经济情报机构于1946年2月5日递交的报告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价值为6.48亿美元。而战争爆发时，德国黄金储量最多为1亿美元。其间相差的5.48亿美元的黄金都是从欧洲各国掠夺的。根据缴获的德国国家银行记录，大约有价值2.75亿到2.82亿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中央银行。另外还可能有2000万美元的黄金卖给了瑞士商业银行。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大量被掠夺欧洲黄金先由瑞士的银行来洗钱，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长达6页的“安全港计划”第2969号报告详细评估了在瑞士的纳粹资产。该报告声称，纳粹拥有或控制了共计358家瑞士企业。纳粹对其中263个企业的投资达1.14亿美元。这些企业遍及所有经济领域：纺织业6家、运输业6家、保险业15家、零售批发业67家、化工业15家、机械制造业11家、以及其他7类企业，每类至少3家。此外还有9家银行、330个持股和金融公司。对于这笔财富的总价值，美国财政部估价为5亿美元，国务院估价为7.5亿到10亿美元。另外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中。英国在战后对已追回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9亿至5.45亿美元之间。
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间贸易方面的大多数努力是徒劳的。美国冻结瑞士资产后，瑞士在19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作为报复。1944年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首脑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至1亿法郎的黄金。罗斯福让多诺万和国务卿赫尔开始向瑞士施压。14日，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Charles Bruggmann），向他暗示说如果继续与纳粹交易将会在战后遭到严厉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还是主张对瑞士给予严厉的措施，包括停止向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项决定。1944年10月，战争部副部长帕特森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瑞士的车队在1944年9月末重新开始为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他提出这种车队随时可以被盟军拦截，直到瑞士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交易为止。由于来自英美两国的压力，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
1945年2月，美国代表团就停止战时贸易和黄金问题开始和瑞士进行谈判。经过多番争吵，瑞士于当年3月同意冻结德国所有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说瑞士从德国购买了3吨黄金。这次购买显然拒绝了刚刚达成的协议。瑞士方面狡辩说这些黄金不是德国掠夺来的。
瑞士的背信弃义由此引起了美国人的严肃关注。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2日发布了《波茨坦宣言》，声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合法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并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瑞士与瑞典立即对此项要求作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为此威胁说将冻结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账户，而且除非瑞士同意遵守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否则将继续把瑞士公司留在盟国黑名单中。9月，美国表示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开始实施制裁方案。
1946年3月，美、英、法与瑞士之间的正式会谈在华盛顿召开。在与瑞士的正式会谈展开前，美国代表曾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瑞士会遵守已签署的协定，不会变成纳粹资产的避难所。但是美国人的幻想在会议一开始就碰得粉碎。瑞士声称它在战争期间的行动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瑞士代表斯塔基博士（Dr Walter Stucki）断言，纳粹从占领的国家夺取黄金符合国际法（战胜方有权获取战利品），因此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瑞士更进一步声称同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违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主权。此外，瑞士要求把盟国黑名单中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撤销掉。这种死硬的观点使谈判陷入僵持阶段。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愤怒地向瑞士表示，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仍将被冻结，直到“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作出永久性的保证，协助盟国的调查工作。
在一番试图打破僵局的努力后，盟国放弃了他们取得所有德国资产的要求，允许瑞士分得被没收德国企业20%的股票。两天后瑞士联邦政府发表了“瑞士关于黄金问题的观察报告”，这与战争初期同盟国关于德国黄金所持股份的计算明显不同。
盟国对瑞士方的回答的反应是极端消极的。因为该报告还质疑了前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普厄提供的情报的可信度。普厄曾告诉盟国调查人，瑞士中央银行知道他们买来的德国黄金是赃物，因为他曾经亲口和他们说过。两相对比，显然瑞士政府又在撒谎。美国估计纳粹德国的黄金储量在战争初期为1.2亿美元，其他6.61亿美元黄金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纳粹1943年前出售的黄金共计4.14亿美元，它们被纳粹卖掉或者转移到瑞士国家银行。财政部的第二份报告则认为1940年6月30日之后纳粹掠夺的黄金共计5.79亿美元，并推断瑞士拿走了其中2.89亿美元的黄金。4月24日，谎言被揭穿的瑞士人索性暂停了谈判。
5月2日，瑞士方面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资产五五分成，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从而一揽子解决赔偿问题。盟国此时发现要瑞士人吐出赃物比拔他们的毛还要难，只好接受这个条件。英法方面起初要价8800万美元，最后同意以7500万美元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周的会议后，瑞士于5月26日签署了最终赔款协议。6月3日，美国代表团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总结。
盟国-瑞士协议要点如下：1、瑞士赔偿委员会将清算德国在瑞士的资产；2、德国的资产将被公正地以德国货币清算；3、瑞士赔偿委员会将与同盟国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合作清算德国资产；4、清算的资产将在瑞士和盟国之间五五均分；5、瑞士政府将存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价值2.5亿瑞士法郎（5810万美元）的黄金移交给盟国；6、美国政府解冻瑞士资产，盟国把瑞士从贸易黑名单中除去。此外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答应向盟国归还了一批纳粹掠夺的黄金，包括1607公斤比利时黄金和2093公斤荷兰黄金，总值约420万美元。
这不是瑞士最后一次背信弃义。1946年8月2日，瑞士公使馆给美国国务院的照会称，他们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2.5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盟国曾预计瑞士归还黄金数量应为70吨、价值5800万美元，瑞士通过使法郎贬值的方法少支付了20吨黄金。
盟国与瑞士的其他谈判持续到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问题上。 “无主财产”指的是在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者家属或犹太人组织提供任何帮助，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而这些瑞士人都知道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是没有死亡证明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埃森斯塔特处理“无主财产”问题，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
然而，虽然时间之轮已经转过了半个世纪，瑞士的银行家们仍然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依然象其50年前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样奸诈无耻。1997年出现了一桩几乎毁掉瑞士国家声誉的大丑闻：瑞士联合银行（UBS）的警卫人员梅利（Christoph Meili）带着证物出现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这些证物就是瑞士联合银行准备销毁掉的文件。该年1月，在一次夜间巡逻时，梅利在瑞士联合银行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等待销毁的旧文件，其中包括该银行在战争年代的重要账目纪录，以及许多犹太人存款账户名单。这个年轻的警卫意识到这些准备销毁的文件的重要性，从中拿了两本账簿和一些文件，放进了自己的储物柜，随后将这些账簿转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瑞士联合银行立刻开除了梅利，瑞士联邦政府也调查梅利是否违反了任何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却没有调查瑞士联合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瑞士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甚至在逃亡到美国后，梅利仍然受到死亡威胁。瑞士政府这种寡廉鲜耻的做法引起了以色列、美国、甚至欧盟和德国的愤怒。克林顿总统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12.5亿美元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补偿大屠杀受害者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业。
九、纳粹赔款的分配
在清算完瑞士的银行后，盟国追查纳粹黄金和赃物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的默克斯黄金以及从德国和中立国家追回的其他黄金都被存入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的总库。该金库设在巴黎，于1946年9月27日完工。索还的货币黄金将按各国央行损失比例归还给每个有分享权的国家。向TGC提出归还要求的10个受害国是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南斯拉夫。
当时匈牙利面临战后首次大选，为了让费伦茨·纳吉的小农党政府赢得竞选，黄金归还委员会最先向匈牙利归还了28.5吨、价值3200万美元的黄金。1947年10月17日，TGC在布鲁塞尔宣布了对原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央行黄金的初步分配，荷、比、卢三国从TRA那里拿回了105.2吨黄金。法国于11月9日拿到了75.8吨黄金，随后将其赔给了比利时中央银行。同年11月和12月，对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分配完成，奥地利拿回了20.47吨黄金，意大利拿回了8.90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1948年收到部分赔偿。由于冷战的原因，原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黄金直至1996年10月才完成。这样，总计379,161,426美元（1946年价格）的黄金被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些偿还的黄金只是他们被掠黄金的65%。TGC目前仍有7000万美元（1997年价格）的黄金，其中4700万储存在英格兰银行，其余的则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黄金的归还问题还有所质疑。那些显然掠夺自私人的金牙、金首饰、金盘子（很多被砸扁以节省存放空间）并没有在归还名单内。1947年，盟国将其中约75万美元的黄金制品交给了国际难民组织（Inte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其余的黄金一直存放在TRA的金库中。美军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于1950年取消后，将其金库内剩余的少量白金锭、工业钻石、零星外国金币和德国有价证券移交给接收其大楼的德意志国民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其中也包括不少掠夺自私人的财物。
在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问题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默克斯藏金的那一刻就很清楚这个问题：在这笔黄金里发现了金牙、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和结婚戒指等私人物品。艾伯特·托马斯确定了在默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是属于梅尔默账户的。通过检查德国国家银行纪录，以及对托马斯和普厄的审问，盟军迅速弄清了该账户的性质和细节。
托马斯告诉审讯者，德国国家银行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在1942年夏天把他派到了普厄那里，普厄告诉他党卫军开始着手向德国国家银行的金库运送珠宝、黄金和白银制品。不久后，托马斯获悉一个叫梅尔默（Bruno Melmer）的党卫军上尉将运来第一批货物。这批财宝在1942年8月26日抵达。在1942年11月的第10次运送中，首次发现了大量金牙。
党卫军运来的物资首先登记在梅尔默名下，装入写有他名字的袋子和箱子中，随后进行分类。金锭、银锭和金银货币作为通货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和其他珠宝被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出售。其余的物品如金牙和结婚戒指全都送到普鲁士造币厂或Degussa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Deutsche Gold und Silber Scheideanstalt，又译“德固赛”）重新熔化，铸造成10公斤的金砖，Degussa可以保留其中一小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然后德国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重熔的这些金砖。
德固赛是一家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在战争中曾和法本公司合作生产用于毒气室的齐克隆B，还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铀。该公司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熔化铸造金属物品，包括犹太人的金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从受害者手中夺来的黄金数量极大，以至Degussa在那里专门建造了一个小型熔炉。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回忆，该集中营的黄金日产量是24磅。
德固赛公司在今天仍然非常活跃。它在核扩散中的角色已被公诸于众。该公司曾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核技术，从德国将资料和情报运到巴格达，以帮助伊拉克制造原子弹。1990年，德固赛因向朝鲜出口核武器原料被处以80万美元罚款。该公司还涉嫌到向利比亚出口毒气。德固赛很少由于这类地下军火交易受到美国方面的指控和制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合作伙伴——美国最大的国防供货商之一杜邦化学公司的关系。该公司还是乔治·布什（小布什）竞选的捐助商。早在1999年6月，德固赛就向他捐献了1950美元。一家德国公司帮一个美国人竞选，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如今德固赛是一家世界性的综合大公司，其销售额达118亿欧元，并于2001年在中国设立了合资公司，从事化工业务。读者可以看到，在拜尔、奔驰和西门子之后，与纳粹合作过的又一家其罪行令人发指的德国公司逃脱了战后的惩罚。
梅尔默账户下的全部财产大约价值3617万德国马克，其中货币黄金为1067万德国马克。最大的争论是这些货币黄金中有多少来自Degussa重新铸造的犹太人黄金？有多少纳粹受害者的私人黄金被重新铸造成金砖并卖到中立国？这些争论在90年代重新开始，有人认为盟国缴获的德国黄金中至少有1450万美元是来自纳粹受害者个人的，而盟国只拿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受害者。
十、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
本节主要讲述一些有关纳粹高官逃往阿根廷的传闻。从下面列出的资料来看，这些传闻中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目前已确认的事实是，直到1944年6月，鲍曼仍在用卡车将他的掠夺品经法国运往西班牙。那些财富在西班牙被装入潜艇，转运到阿根廷。盟军解放法国后，去西班牙的陆路被封锁，鲍曼转而以空运的方式继续向西班牙转移纳粹资产。
美国作家法拉格（Ladislas Farago）声称，这些转移行动的全部记录都保存在阿根廷、美国和英国的档案中。从西班牙到南美的潜艇运输开始于1943年，每趟运输耗时6到8周，所有货物运到阿根廷后以庇隆夫人埃娃（Evita Peron）的名义存入阿根廷中央银行的金库。据法拉格所称，庇隆家族后来侵吞了许多由鲍曼转移的纳粹财产。埃娃·庇隆于50年代去欧洲旅行期间，在多家瑞士银行用数字编号户头存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产，法拉格将这些财产罗列如下：
187,692,400金马克；
17,576,386美元；
4,632,500英镑；
24,976,442瑞士法郎；
8,370,000荷兰盾；
17,280,009比利时法郎；
54,968,000法国法郎；
87公斤白金；
2,511公斤黄金；
4,638克拉钻石和其他贵重宝石。
爱娃·庇隆
在战后还有另外一则关于阿根廷和纳粹的传闻：战争快要结束时，有一支德国潜艇队携带大量纳粹财富、以及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要员前往阿根廷，途中曾与一支盟国舰队相遇，并击沉了其中数艘战舰（事实上在战后一段时间里，连美国都不相信希特勒真已自杀，还曾在南美发动了搜捕行动）。俄《真理报》在1998年对这个传闻提出了新的证据。据《真理报》称，约20艘德国潜艇在1945年5月1日至6日间从挪威的卑尔根港启航，在佛得角群岛附近与另外一支德国潜艇队会合。他们在那里获悉德国投降的消息，一些潜艇随后被艇员凿沉，还有一些向盟国投降，但其中至少6艘潜艇继续向阿根廷航行。此前这支潜艇舰队在大西洋上击沉了1艘美国军舰和1艘巴西军舰——轻巡洋舰“巴伊亚”号（Bahia）。《真理报》文章称被击沉的美国军舰是猎潜艇“鹰-56”号（USS Eagle 56）。该船于1945年4月23日在缅因州海岸爆炸沉没，49名船员遇难。尽管美国海军一直声称其沉没原因是锅炉爆炸，但是实际上它是被U-853号潜艇击沉的（注：本文写于90年代，根据译者搜索的互联网资料，美国海军历史学会在2001年确认是U-853击沉了“鹰-56”）。
该文章里还包括了一些已被核实的史料，包括两艘德国潜艇——U-530和U-977的货物清单。这两艘潜艇分别于1945年7月10日和8月17日向阿根廷投降。U-530被送往美国用于测试，U-977的指挥官沙弗（Heinz Schaeffer）则在投降后被逮捕，并被指控向南美运送战犯。有趣的是，U-530还曾在1944年6月23日与日本潜艇伊-52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1400公里的地方会合。日方带来了奎宁、橡胶、咖啡因、工业钻石等重要物资，以交换德国的武器图纸和黄金。盟军后来派出飞机击沉了伊-52，其位置于1955年被找到，上面还有2吨黄金。
纳粹德国在灭亡前夕向外转移技术、资产和人员的行动，还可以从U-238号潜艇的乘客及货物名单上得到证实。该艇于1945年4月16日从挪威出发前往日本，在北大西洋中收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及邓尼茨下令德国部队停止战斗活动的命令。5月16日，该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港向美国投降。
U-238所载货物清单如下：一吨重的外交和私人信函；喷气式飞机工厂的建设图纸；反坦克武器、机载雷达、高精度轰炸瞄准器和火控系统的样品和图纸；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整套部件；喷气发动机；560公斤氧化铀（用于日本的原子弹计划）。此外该艇还搭载了数名纳粹专家：两名航空技术专家、四名海军技术专家、两名喷气式飞机技术和制造方面的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在日本生产Me262战斗机）、一名雷达和红外技术的专家。虽然U-238的最终目的地是日本而非阿根廷，但是它显示出纳粹向海外转移技术及人员的能力和方法。
虽然《真理报》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假想和猜测，但它反映了一种“美英两国很乐意看到与鲍曼有关的纳粹财产被隐藏起来”的普遍观点。除非美国和英国将关于二战德国海军的全部资料解密，否则马丁·鲍曼及其“火场行动”的全部事实永远也不会为世人所知。
鹰-56
1917-1918年由福特汽车公司建造的小型海岸巡逻艇。美国海军舰种代码为PE（Eagle Boat）。一共建造了60艘，到二战爆发时有8艘仍在服役。“鹰艇”的称呼来源于1917年《华盛顿时报》的一篇文章，将这些巡逻艇比喻为扑向德国潜艇的猎鹰。
十一、天皇的黄金宝藏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其中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所有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Devisenschutzkommando”（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Golden Lily）。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地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1989年病毙）外都活到了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以后美国潜艇的活动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在二战期间，日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用医院船来转移掠夺的财富。1942年10月，日本医院船“天应丸”（Tenno Maru）从东南亚装载了2000吨黄金和大量水雷前往日本（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在横须贺军港卸下了这些黄金。该船在1945年8月17日被日本海军秘密炸沉，以毁灭罪证。另一艘医院船“阿波丸”号（Awa Maru）于1945年2月17日从门司港出发，3月24日抵达新加坡，在那里装上了大量的橡胶、锡、铝、大米，以及撤回本土的军政人员。该船于3月28日起航返回日本，4月1日夜间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皇后鱼”号潜艇击沉。根据记录，船上除了战略物资和非伤员的人员外，还装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40箱珍宝、文物和艺术品（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在其中），以及大量的美元、英镑和港元纸币。
另外，日本还曾用军舰运送过掠夺物品。1944年11月5日，“那智”号巡洋舰在马尼拉湾附近被美国海军舰载机击沉，但是日本一直有人说该船是被日军潜艇击沉的，幸存的船员被潜艇上的机枪打死以灭口。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那智”号上装有黄金是真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70年代从其残骸中捞出了大量黄金。1997年，一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拍下了这批黄金，其中包括1800块金砖，价值1.5亿美元（1997年价格）。
运回日本本土的“山百合”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日本军方曾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里挖掘了巨大的地下工事群，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后将天皇、军部和原子弹专家转移到那里进行最后的顽抗。这些劳工后来都被秘密杀害。但是，到1952年缔结对日和约时为止，日本从战争中抢来的主要财富仍然藏在菲律宾。
战后发现的第一处日本藏金位于菲律宾的圣罗马纳（Santa Romana）。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菲律宾游击队曾发现他们将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一个山洞中，然后用炸药将出口封死。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游击队在一起，记住了藏宝地点。该特工在战后重新打开了这个山洞，发现箱子中全是黄金。1945年到1948年之间，这批约重2300吨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威廉·多诺万、其部下朗斯代尔（Edward Langsdale）、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和以难民救济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的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参与了该过程，后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知道此事。多诺万和朗斯代尔负责处理这批黄金，他们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以朗斯代尔名义开的一个账户上有2000吨黄金。战略情报局解散后，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成为其账面外资金，用于各种秘密活动，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中情局还通过向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分发黄金信用证（可凭该信用证去瑞士银行直接提取黄金）的方法将他们和中情局绑在一起。
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部分“山百合”黄金成为亲日派美国人的私财，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的名义在苏黎士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的。其他资料显示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7.5吨黄金。回顾一下美国政要在战后和日本的勾结活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黄金从何而来。
日本投降后，盟国除了惩治战犯外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战后改造，例如废除财阀、解散大企业、进行币制改革、制订新宪法，以及让日本做出战争赔偿等等。但是该过程受到美国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及其手下的阻挠，阻挠者还有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前总统胡佛。
格鲁于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1943年通过日美外交人员交换回到美国，1945年曾任代理国务卿。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上层社会，妻子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曾孙女，母亲则来自著名的卡博特家族。格鲁家族与亚洲有长久的渊源，在19世纪时曾以银行家的身份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格鲁在战时就开始阻挠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他曾与日本驻瑞士大使进行秘密会谈，承诺美国不会起诉裕仁天皇，并让他保住皇位。该承诺完全违背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惩戒战犯的主张。
由于珍珠港事件、巴丹半岛死亡行军和虐待战俘给美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胡佛和格鲁为日本天皇和政府洗罪的计划不得不严格保密。1945年底，美国国会宣布裕仁天皇为战争罪犯，并准备对其进行审判。但在起诉开始之前，一些日方证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在东京的监狱中病死或自杀。美国战俘在回国途中还被迫下字据，严禁他们谈论在日本战俘营受到的虐待。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某些高级战犯竟免于被起诉。例如英国决定对一位日本海军官员撤诉，他曾命令用机枪射杀600名沉船落水的英国水兵。麦克阿瑟还下令战犯法庭的审判中不准涉及细菌武器和731部队问题。
尽管麦克阿瑟收到了盟国将天皇送上法庭的明确指示，但他仍不愿审判天皇，甚至安排天皇到民间巡视，力图将其打扮成接近人民的和平君主。在麦克阿瑟列出的战犯名单中，最后只有300人被起诉，28人被判有罪，仅仅7人被处决。所有被处决的军官都是出身长州的陆军将领，这是对日本皇室的回报。以长州人为主的陆军和以萨摩人为主的海军之间结怨已久，由于裕仁皇后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藩主岛津的女儿，身为长州派首领的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元帅曾对裕仁的婚事横加反对，从而与天皇结下私怨。
国内的姑息滋长了麦克阿瑟的政治野心。他通过格鲁与国内的亲日派联系。格鲁在战争结束前辞去了代理国务卿职务，投身于华尔街，并成为日本财阀在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同时还兼任ACJ（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席。ACJ由美国的右翼商界领导人和富有的保守派人士组成，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卡特尔垄断政策，但坚决反对解散日本的财阀。他们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的工业基地，期待早日恢复对日贸易。他们认为，一旦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和实力派人士重新掌权，日本经济就很快会重新发展起来，这样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力图阻挠日本的战后改革，并得到了《新闻周刊》的支持。《新闻周刊》创刊于1937年，创始人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出身铁路大王家族，在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同样被指责曾在战前支持希特勒。
1948年初，日本的战后改革遭受了致命一击。该年2月，银行家珀西·约翰逊（Percy Johnson）奉命前往日本评估战后经济改造的成果。约翰逊是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的主席，该银行与日本三井银行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评估的结果在预料之中。被命令解散的325家日本财阀和大公司只解散了20家。其中没有一家银行被要求重组。日本银行通过更名等措施来掩盖他们的过去。
胡佛在总统任内对外交并不关心，但在卸任之后却突然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以私人身份游历世界。1938年胡佛会见了希特勒，想使美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苏联。在战后访问远东期间，胡佛与日本皇室建立了友谊。他希望日本与美国结盟，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以及共和党在亚洲的基地。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天皇免于战争审判，那么也可以使日本政府免于受审，从而使日本的战后复苏和重建工作尽快开始，以便让他的华尔街朋友从中受益。从胡佛和麦克阿瑟持有的黄金可以看出，为裕仁天皇洗脱罪名的努力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证实“山百合”黄金已被发现的证据之一，是一张于1956年签发给马科斯的黄金信用证。这是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事。该信用证由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 Bank Gesellschaft M.H.C）发行，证明马科斯在那里存入了7120吨黄金。另一份黄金信用证是1963年1月7日由瑞士联合银行签发给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马科斯的一个生意伙伴。哈肖吉的名字在信用证上写错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黄金一共有多少已经成为一个不解之迷。不过我们可以从马科斯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高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就会出现一次称为“马科斯黑鹰”的秘密买卖。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科斯的黄金约有6.5万吨。这个巨大的数字不禁给人一种神话般的虚幻感觉，从而认为有可能是捏造的。但是根据计算，东南亚地区有史以来开采出的黄金总和与这个数字近似，而且马科斯黄金的绝大多数应该来自喜欢积攒黄金的华人，因此可能包括从其他地方通过贸易流入东南亚的黄金。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南洋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华人巨商家族都已灭绝——他们在其黄金和财富被日本人抢走后通常都被杀光了。这个数字还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比尔德堡组织成员【注】）在1986年2月21日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基辛格在信中要求马科斯将63321吨黄金卖给2000家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马科斯拒绝了这项提议，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根据未经证实的说法，他选择将这些黄金交给美国以免于犯罪指控。这些黄金被装上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被运往了美国。
除了马科斯以官方名义主持的黄金发掘行动外，还有许多人在菲律宾的山区中私自寻找日军埋藏的财富。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罗哈斯（Domingo Roxas）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宝者，于1970年在吕宋岛北部山中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重约1吨，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稀世珠宝。从当时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照片上看，该佛像具有典型的暹罗-高棉风格。其时已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闻知此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此事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马科斯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就超过2.6亿美元。1996年，罗哈斯家族在美国夏威夷州法院起诉马科斯及其继承人（马科斯已于1989年病死），要求赔偿损失。该案件的法院审理编号为Roxas v. Marcos, 89 Haw. 91, 969 P.2d 1209。法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必须将该佛像归还给罗哈斯。
尽管纳粹德国和日本掠夺的宝藏仍有很多下落不明，但无疑日后会发现更多被藏匿起来的财富。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至今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的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做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为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第126号，1998年4月27日，第101届国会）
【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政治金融寡头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伯恩哈德亲王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与荷兰女王储朱丽安娜结婚前还曾在臭名昭著的法本化学公司NW7部工作，该部门以驻外办事机构的名义在海外为纳粹德国搜集工业和科技情报。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局长格宾斯（Collin Gubbins）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十二、纳粹黄金与美国
自苏联解体后，就不断传来一些被苏军掠夺的纳粹赃物被重新发现的报道。许多二战末期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但是几乎没人知道美军当时也从德国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且其中包括不少纳粹从别国掠夺的赃物。陆军军官吉尔凯（Gordon Gilkey）在战后曾负责将美军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永久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内。他一定是个相当忙碌的人——因为有大约11000幅美术品需要处理。那些绘画中最有价值的被储藏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内。
美国抢夺者的名单可以从前任总统一直排到普通大兵。赫伯特·胡佛在战后以救助战争难民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不过是他为了私人掠夺而立的幌子。他的下属为其设在斯坦福大学的总统图书馆抢夺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包括约瑟夫·戈培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该日记的原本至今仍然保存在胡佛总统图书馆。另外，胡佛还抢到了大量原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亲自销毁一些可以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和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信。
期望美国大兵在面对庞大的战利品诱惑时不为其所动是不切实际的。许多美国军人参加了对战利品的掠夺，某些时候甚至包括军官。在慕尼黑的纳粹党老巢“褐宫”（Braunes Haus）发生的抢夺就很说明问题。褐宫是3栋以地下通道连在一起的房子，第1296战斗工兵营被派来守卫该建筑群。他们发现地下通道内到处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其他众多价值连城的东西。该营列兵波尔斯基（Pvt. Polski）和弗莱塞（Pvt. Fraser）回忆说，他们进入这个地方后发现一些士兵和军官正在把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波尔斯基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姓名缩写字母AH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弗莱塞则拿走了一套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他们两个回到自己的营部，向他们的长官麦克凯上尉展示了战利品。他俩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银器打包、装好，麦克凯上尉在包裹上写上了“已经通过麦克凯上尉审查”的字样。波尔斯基把这些银器寄到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老家，弗莱塞也把他的赃物寄了回去。这次抢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也就是褐宫被盟军宪兵用高压电网围起来之时才告终止。
贝希特斯加登
对纳粹高官财富的争夺也相当激烈。戈林数量庞大的艺术收藏就被藏匿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由于这些艺术品数量过于庞大，以致于没有办法将其统一集中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郊外戈林豪华的游猎行宫“卡琳大厦”时，许多不能转移的艺术品就地焚毁，剩下的用火车运到了戈林在费尔登施坦因（Veldenstein）的城堡。当盟军逼近那里时，戈林又霸占了4列火车，将这些财宝运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这里是纳粹德国高官显贵们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位于德军在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修建的“人民堡垒”的核心地带。戈林、希姆莱、鲍曼等人的宅邸如众星捧月一般散布在希特勒的高山别墅“鹰巢”（Kehlsteinhaus）周围，镇上还有为纳粹党和党卫军的中级官员们修建的豪华旅馆和宿舍。在战争末期，大约有14000辆卡车到达这里，一部分装着纳粹准备用来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装备和补给，另一些则载着纳粹高官们的黄金、外币、艺术品和美酒。盟军逼近贝希特斯加登时，戈林又从其财宝中精选了5卡车珍品送往附近的温特施泰因（Unterstein），剩下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东西仍旧留在了火车车厢里。
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们开入贝希特斯加登镇后，立即为戈林的庞大艺术品收藏所震惊。他们在他的一座豪宅里发现了一处如同阿拉丁宝库般的地窖，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珍宝和油画，其中包括伦勃朗、雷诺阿等人的名作，还有大量的珍稀邮票、小雕像、钟表、勋章和古金币、镶珍珠和珐琅的手枪、钻石袖扣和别针、金银烛台和盘子、古董盔甲和兵器。这些士兵们没有任何犹豫便开始各取所需，许多体积较小的珍宝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口袋中。一位士兵拿到了戈林在卡琳大厦的客人签名本，上面有着众多尊贵客人的签名（其中当然包括那位赫伯特·胡佛）。戈林的一把元帅节杖被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Alexander Patch）拿走，至今仍陈列在其母校西点军校的博物馆中。另一把节杖和一些纪念品被埃克尔格中尉（lt. Eckerg）拿走后寄到了芝加哥他母亲家，他母亲将其中的一枚金质大奖章出售给了一位珠宝商，后者在报纸上登出了出售戈林奖章的广告。美国海关人员读到广告后，没收了那枚奖章以及其他所有寄回美国的东西。另一些戈林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容易藏在军服里带出去的东西，如手表、手枪、匕首和短剑等）也被士兵们抢走。怀特中校（Willard White）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收获最丰的家伙，他将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往给了妻子。
另一个贪婪的美军掠夺者是布朗中校（William Brown）。他的军队驻扎在图林根地区的魏玛和布痕瓦尔德一带。布朗疯狂搜刮财富的行为被当地居民告发，因而在1945年6月27日接受了军事法庭的询问。根据美军颁布的法令，军人在敌国得到的一切财产都属于美国政府。布朗回答如下：“恩，我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情况大致给我这样的印象：人们可以从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拿走任何东西。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来自各个部队的人都不受管束地抢夺东西。我们在那里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所有被我们发现的东西，只要没有当地人出来认领，那这些东西就应该属于发现者。我问你们，如果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主人呢？如果你们看见那些掉落一地、无人问津的东西，你们又何尝不会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战利品呢？”
布朗的回答是不诚实的，许多物品都是他从德国受害人那里抢来的，例如他曾下令关闭当地邮局，然后掠夺那里的钞票和邮票。布朗后来被宣布无罪，返回美国后不久便以共和党人身份参加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
最广为人知的美军盗窃案就是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这次盗窃的策划者是一名女军官，凯瑟琳·纳什上尉（Kathleen Nash）。德国投降后，纳什上尉、沃特森少校（Major David Watson）和纳什的情人杜兰上校（Jack Durant）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探索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时，发现城堡地窖的混凝土似乎是新近铺上的。他们从工兵那里借来风镐，将混凝土切开，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钻石、宝石、镶钻头冕、链章、手镯、项链、金银圣像、还有一顶王冠。他们三人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从其中一些首饰上撬下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1945年底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宝石和黄金外还带回了大量银器、书籍和数以百计的其他物品。1946年1月，这些珍宝被黑森王族报失。美国陆军犯罪调查部门很快确定了嫌疑犯范围，并拘捕了他们三人。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但在4个月后被释放：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食品联合企业，他的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杜兰被判15年徒刑，但在6年后释放，纳什则服满了5年刑期。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邮寄到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一直没有追回。
被美军抢夺的另一份德国财产于1990年露面，其中包括许多中世纪文物：黄金和白银制作的耶稣受难像；一座雕刻精美、镶有宝石和珐琅的银制圣骨箱；众多水晶和象牙制成的宗教艺术品；大量中世纪手稿；其中最珍贵的也许是一本9世纪的金制福音书，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书皮包银，镶嵌黄金和珠宝。这些珍宝与其他文物在战争后期从柏林的各博物馆里运出，藏在马格德堡以南奎德林堡镇（Quedlinburg）的废弃矿井隧道中，被美军中尉米德尔（Joe T. Meador）发现。他与其他三人负责保卫这批珍宝时，趁人不备将其中最精美的宝物一件件地偷走并邮寄回家。奎德林堡矿井中其余的珍宝后来归还给德国的博物馆，但德方很快发现其中一些珍品已经失窃，于是美国军方展开调查活动。但因奎德林堡被划分到苏占区，该调查很快就结束了。米德尔死于1980年，此后其战利品迅速流入文物黑市。1990年美国海关发现了金福音书和一份写于1513年的手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又在米德尔的家乡得克萨斯州怀特赖特（Whitewright）找到了上面名单中剩余的宝物。但仍有一些当年被米德尔取走的文物不知下落。
2001年，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向不来梅博物馆馆长移交了4年前被美国海关没收的12件美术品。这些美术品是不来梅博物馆战前1500幅艺术品的一部分，于1943年转移到柏林附近一座城堡中，被苏军没收。1993年这些美术品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次露面，随后被窃。4年后一名日本商人古贺正承试图向德国驻日使馆出售8幅不来梅博物馆的藏画，要价1200万美元。 1997年9月，古贺与博物馆的谈判移至纽约，一名美国海关官员秘密加入了博物馆方代表团参加谈判。古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但是没等到审判就死了。
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恐怕其篇幅会写满几本书。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今后还有更多的纳粹财宝被世人发现。
十三、结语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克林顿总统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过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例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位显要人物破坏了。这位显要就是赫伯特·胡佛，华尔街的精英，美国前总统，救助难民的“善后特使”。
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好牺牲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同所谓“红色恐怖”作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为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那些转移并贮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多诺万加入的那家公司——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们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所有的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
附1：安德鲁行动
尽管该计划与纳粹黄金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该计划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附2：乌斯塔莎黄金与罗马教廷
1941年4月10日，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乌斯塔莎”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实际上是意大利和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同盟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战后的一份报告显示，克罗地亚的财政部拥有超过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来自被其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受害者。1944年5月31日，克罗地亚在瑞士联邦中央银行存入了403,000美元的黄金，8月4日又存入了110万美元。瑞士联邦外交部指出，瑞士已于1945年7月24日将克罗地亚政权存入的121块金锭（1338公斤黄金）全部归还给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其余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的价值约17亿到5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
因为瑞士银行存款记录被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在战争结束前夕乌斯塔莎份子携带潜逃的黄金数额不可能很多。安特·帕韦利奇逃亡到奥地利时携带的黄金价值在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不管乌斯塔莎份子逃跑时带出的黄金价值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与梵蒂冈合作、建立并维持一条到南美的“逃亡线路”。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乌斯塔莎政权高官曾先后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往西班牙和阿根廷。由于战后的南斯拉夫忙于从意大利和德国引渡数千名纳粹战犯，以及随后的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原因，乌斯塔莎黄金很少被人提起，以至成了不解之迷。
梵蒂冈除了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外，还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二战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住宅、宫殿与艺术品。梵蒂冈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西、葡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与面粉工业，控制了阿根廷的电力、自来水与煤气公司；此外其财产还包括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的30多家股份公司。其掌握的40家天主教银行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6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相当于梵蒂冈中央银行）还在战后通过摩根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进行黄金、外汇投机活动。
教皇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救死扶伤本是教会弘扬的宗旨，但庇护十二世却对犹太人和波兰天主教徒横遭纳粹屠杀一事保持出奇的沉默，这使世人感到极大愤怒。事后有人分析说，庇护十二世可能是被希特勒的淫威给吓坏了，不过，在波兰被消灭的同时，庇护十二世让柏林大主教去为希特勒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在教皇大人金口难开的沉默之中，600万欧洲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当着他的面被送进毒气炉的。更有甚者，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的基督教会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他们逃离欧洲国家。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2000年初，梵蒂冈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中的不光彩表示忏悔。同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史性地访问以色列，跪倒在“哭墙”之前顶礼膜拜，祈求上帝饶恕它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但是梵蒂冈没公布它二战期间的档案，并且绝口不提它把纳粹战犯藏在哪里，以及从克罗地亚抢来的价值2亿瑞士法朗黄金的去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组织很有耐心，它们知道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到头来对方会像瑞士银行交出“纳粹黄金”一样乖乖地把这些秘密地交出来。
附3：匈牙利的黄金列车
1945年5月，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5团在奥地利小镇魏尔芬（Werfen）附近发现了一列被遗弃的列车，车中有大量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家具、高档裘皮和名贵地毯，其中还混有大堆的砖瓦碎石、空罐头、煤块和垃圾。这列火车是从匈牙利开出的，车中的财物大多是法西斯运动“箭十字”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们上台不到一年就屠杀了匈牙利80万犹太人中的60万。苏军解放匈牙利前夕，一些亲纳粹的匈牙利高官将这些财物装入44节车厢后向西转移，以免其落入红军手中。其中24节车皮后来在德国西南部的圣安东被法军俘虏，剩下的20节车厢留在了奥地利，护卫列车的42名匈牙利军人在美军到达前就带着详细的货物清单逃跑了。
兴高采烈的美军士兵马上开始在“黄金列车”中各取所需，为自己及亲人搜刮财物。直到驻扎在奥地利西部的美军第42“彩虹”师师长科林斯中将（Harry Collins）下令后，他们才将剩余的犹太人财物运到萨尔茨堡的一座军用仓库中。科林斯也抓紧时机为自己攫取好处，他在8月28日写信给萨尔茨堡仓库的主管，让他从仓库中精选出下列物品运到师司令部以供其运回家中：“可供50人用的宴会用瓷器；同样数目的银餐具，包括汤匙和调味瓶；全套水晶器皿和酒杯，包括威士忌酒杯、鸡尾酒杯、香槟酒杯和利口酒杯；30套亚麻桌布，每套包括12条餐巾；质量最好的被褥、枕头和大号浴巾各60套。”此外他还索取了12座银烛台、11条波斯地毯、2块小地毯和13条挂毯，用于装饰其别墅和专用车厢。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进驻奥地利，更多的手伸向了萨尔茨堡仓库。一位将军为装饰他在维也纳征用的豪华宅邸，从仓库里取走了18卡车的家具、地毯和装饰品，另一位将军将30多箱银餐具、瓷器和烛台寄回了美国。美军物资交流处也从1945年11月开始公然出售仓库中的裘皮和地毯。此外对仓库的盗窃活动也层出不穷，1946年10月该仓库曾报告说丢了两小箱砂金。这些事件都妨害了对匈牙利黄金列车财物的估价工作。一份不完全的报告列出了到1947年底尚保存在萨尔茨堡仓库中的东西：
10箱金制品，每箱45公斤；1箱金币，重100公斤；18箱金首饰，每箱重量从30到60公斤不等；32箱金表；1箱纸币，内有44,600美元、52, 360瑞士法郎、84意大利里拉、10巴勒斯坦里拉、66加元、5瑞典克郎、15德国马克、260,484便戈（匈牙利货币）；1560箱银餐具；1箱银锭；200件以上的绘画作品；3000多条名贵地毯；此外还有大量零散堆放的高级服装、名贵裘皮、皮鞋、照相机、集邮册、唱片、蕾丝花边、瓷器、水晶器皿、手表和怀表、玩具、烛台、桌子、椅子、镜框、吊灯、1万多条亚麻桌布、床单、鸭绒被褥……
这份清单本身便已经非常模糊混乱，但还是令一些人大为惊讶。1947年11月，美军调查人员对其中的艺术品进行了清点，发现的绘画作品不是200幅，而是1181幅！仓库管理人员认为这些画作里没有什么稀世珍品，于是漫不经心地将其胡乱堆放一气，调查人员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幅1639年的伦勃朗作品和一幅凡戴克的海景画。美国军方对缴获的文物和艺术品的通常做法是将其归还给原物主，但是这些原属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画作却在1949年1月5日移交给了奥地利行政当局，美国甚至没有费心告诉匈牙利政府（已经是共产党政府）有关这些画的事。
匈牙利犹太人组织从1945年12月起就要求美军归还这些被掠财物，匈牙利财长米克洛什·尼亚拉蒂为此在1946年多次到奥地利和美国游说，但被美军当局以“无法查明这些物品原主人”为由搪塞过去了。美方辩解道，它的财产归还政策是尽量避免将缴获的财物归还给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而是将其移交给难民组织作为其救济经费。在这样的原则下，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让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在1947年5月19日致信匈牙利犹太人组织，称美国决定将“黄金列车”中90%以上的财物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并指定将其专门用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其分配办法由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制订实施。美国人这样做无疑也与匈牙利即将向共产党阵营转变有关。1948年7月，“黄金列车”中的部分财物由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在纽约拍卖。
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及其后代至今仍在为讨还这笔财产对美国进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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