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战斗——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

一个人在战斗——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 梁启超

李鸿章一生可谓阅尽沧桑，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睁眼看世界,师夷图自强，身担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之重任，到死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诚可悲哉！

北洋水师是他主导建立的一支近代海军，船坚炮利，总吨位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以致全军覆没。个中缘由，深堪究诘。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意思形态的农耕文明，从根本上缺乏征服冒险探寻未知的精神。农耕文明讲求的是聚族而居，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切都非常有规律。对一切活动的结果也可以预知，"种瓜的瓜,种豆得豆"正反映了这一点。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中庸"，这造就了中华文明内敛性和非竞争性的集体人格与文化心理。面对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产生的海洋文明，习惯于乘风破浪探寻未知的彼岸，这使得他们对海洋有一种先天的亲和力。长期的航海冒险开辟了新航线，发现了新大陆，获的了巨额商业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保护贸易利益的海军。这样就形成了以海军保护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发展海军的良性循环机制，海外贸易和海军都得了长足的发展。反观之中国，虽然也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但以小自耕农为国家的主体，大部分的生产生活用品都能自给自足，人民也以"七十者可以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种低水准的平等生活感到满足，别无它求，自然无大规模交换贸易之需要。帝国统治者更自认为“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郑和的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并且这种大规模的远航为官府所垄断，民间几乎是寸板不得下海。这种行为没有制度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内在的经济利益要求，跟皇帝的治国理想及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故明宣宗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了。这就使我们帝国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对海洋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陌生，遑论海军的建设和制海权的重视。在世界尚未连成一片，海洋时代尚未到来时，在农耕文明尚未与海洋文明发生冲突时，我们依然可以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但当两种文明以武力的方式争雄于海上时，中国必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自保，更不能对付“泰西”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师夷长技”的一项迫切而坚巨的任务。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强敌所环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尤其是在1874年，日本这个中国人在平日里都不怎麽提及的岛国在一翻革新买几艘军舰之后，便胆敢侵犯台湾，更使他及清政府的一些官员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及急迫性。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中国尚远，而日本近在肘腋，“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清政府在一场持续大半年的“海防大讨论”后，决定南北洋并举，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每年拨给400万两经费筹建南北洋两支水师。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中心思想是商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海军威力＝力量＋位置，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这从理论上为各国扩充海军争夺海上霸权提供了依据。

甲午中日战争的暴发表面上是为了争夺朝鲜，但实际上更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之间为隔海作战，必先由舰队决战于海上以争得制海权，此时的陆战退居次要地位。如无海军提供运兵后勤之支援，在陆地作战势必更加困难。是故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取争夺朝鲜的胜利。如西方评论者之所言，两国交战，“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

然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败再败，曷其所以然也?试论之如下：

一 清政府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过程中，八旗军和绿营军畏敌如虎，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可言。湘军与淮军趁势而起，戡定大乱，再造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因之而成国之柱石中兴名将，黄褂红顶位极人臣，然而湘淮二军毕竟是清政府体制之外的私人武装，对清政府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清政府对之猜忌甚深。曾国藩深谙为臣之道，在克复金陵后，裁撤湘军自减羽翼以让朝庭安心，自己也能持盈保泰善始善终。淮军得以保留一方面是因为战事未息尚需用兵且李鸿章此时威望尚低易于掌控；另一方面是李左有隙，清政府大力扶持左宗堂的楚军对抗淮军，并且湘淮两军也渐露矛盾。但清政府对李鸿章及淮军始终抱有戒心,从根本上防止它发展壮大。

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清政府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但二十年中，北洋海防经费从未解足份额过，每年实际收入仅100万两左右。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后，拨给海军经费更少，北洋舰队没有再购入一艘新式军舰，部分应更新的火炮等亦未进行。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战略眼光狭隘，发展海军目的仅限于自保，看不到近代海防科技的发展日新月移，人力物力投入力度远远不够；以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财政收入十分有限，鸦片战争以后，各种赔款接连不断无异于雪上加霜，只得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这已是十分困难而海军经费还被大量挪用；但担心李鸿章挟北洋以自重难以驾驭也是重要因素。同时南北洋并举而不让李鸿章总办，也不难看出清政府以南洋制衡北洋的意图.

二 李鸿章及清政府官员

李鸿章虽然是"洋务运动"的领，倡导并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自强"，但从本质上讲他还是封建帝国的官员而且是一位精于权谋算计的官员，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获到更高官位，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把淮军和北洋水师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壮大北洋水师可谓"机关算尽"。他大量挪用南洋水师的经费及招商局的官款榨取地方财政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深了与湘系集团和同僚之间的重重矛盾，影响南北洋不能和衷共济。

作为军功起家洋务崛起的李鸿章与同辈官员比起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了解西洋科技的伟大。但他同时也是"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近代的高等政治军事教育尤其没有接受系统的海战知识的教育’没有亲身经历大规模的近代海战，缺乏战略眼光，对制海权更是闻所未闻。在海防上李鸿章奉行守口主义主张以陆守为主，他对后来崛起的德国十分注意，对普鲁士人布哈里所著的《防海新论》更是青睐有加。对该书提出两国交兵，往堵敌国海口，封锁敌国海岸，不容敌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理论深以为然。死守海口，消极应敌，将“活”的舰船变成了“死”的炮台。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出海巡弋，又提出了“制敌保船”的基本方针，他的所谓“制敌”，仍寄希望于“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吓敌罢了。对于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的日本来说，当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19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名曰"清流派"的政治派别，它主要由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和一些素有才名的翰林学子组成，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与父子两代同为帝师的翁同龢是其领袖。他们敢于上书言事，评议时政,要求改革弊政，在沙俄觊觎中国西北，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等问题上，都提出强硬主张，反对妥协。但他们多放空言殊少务实，正由于他们不涉实务没有过失，无可指责，所以能够把自已打扮成天道人心的代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把当日技术与法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泛道德化，不同的政治主张被解释成道德上的至善与极恶，动辄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清政府对其暗中放任，间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广开言路的名声，达到抑制"洋务派"平衡各方政治力量的目的。

海军发展未能中央化,而系责成沿海督抚独自办理,是清政府近代海军尤其是北洋水师发展的一个致命伤.这使得有人以"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为借口阻挠北洋水师的发展.户部尚书翁同龢也常对于海军经费加以挑剔，不肯与之合作.且北洋水师与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属于平级单位互不隶属,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无权调动另外三支水师,这就埋下了战时互不相救的隐患.虽然中央成立了海军衙门,名义上全国的海军事务辖于中央，实则仍是各地区的督抚负责.且在中央成立是这个号称为“新内务府”的海军衙门，非但对于海军毫无建树，反而使本来困难重重的海军发展更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督抚权力日增,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再加以地方主义的思想太重，各怀畛域之见，此疆彼界，而难以同舟共济。湘淮二系之间，更是时有摩擦。远在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湘系领袖左宗棠即与鸿章的意见不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另一湘军领袖刘坤一，也是李鸿章的反对者，不论在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任内，都不肯与之合作。甲午战争时，还有人认为只是李鸿章一人,北洋水师一军,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与南方的海军并不相干。致威海告急，而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

三 海军官兵

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并没有受到过近代军事教育，更无统率近代化舰队决战海上的实战经验.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转投淮军，率领骑兵英勇作战，当太平天国败亡时，他已升总兵，相当于一支骑兵师的师长。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此时丁汝昌因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便来投奔李鸿章谋求官职,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他能当上北洋水师提督北洋主要靠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性格内向处事温和没有野心和对李鸿章惟命是从,以及他和李鸿章的同乡关系.李鸿章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目的是要将北洋水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李家军".

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带“镇远”舰的林泰曾是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入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深造，而后上英国地中海舰队“孛来克柏林"号铁甲舰实习，后有改上“潘尼洛布”、“阿其力及“威灵顿等舰实习.

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1876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三年，上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马那杜”号实习，担任见习大副。次年，因病自塞浦路斯离舰返回巴黎休养，四年痊愈，重返地中海舰队实习，上“拉里号”。

北洋水师除丁汝昌以外的中高层将领大都受过近代军事教育并出洋留过学且在世界一流的舰队里实习过,但他们在当时应该是清政府里一群奇特的将军,他们靠的是学习或别的事情而不是靠军功得以身居要津.李鸿章注重对他们军事素理论素质的培养而忽略了实战经验以及政治素质的培养,下层官兵就更不用提了.

在清王朝的这个大染缸里,缺乏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严格纪律约束的北洋水师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透过它那钢筋铁骨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盖起商铺用以出租获利,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把舰船保养备战的钱挪作他用。 海军官兵更是大肆参与走私.平日里演练更是流于形式,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好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还有一个细结值得注意,丁汝昌刘步蟾最后是以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的,这说明了什么?他们早已是"瘾君子"了.

当东乡平八郎参观北洋水师时,他用戴着的百手套抚摩了一下中国军舰肮脏的栏杆,然后看到了炮管杂乱晾晒的衣服.回国后他说,如果我们和这支军队发生战争,我们必将胜利.这个故事的真伪,已经不显得重要,这是两支不对等的军队的战争.他们的云壤之别精神状态.已决定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丰岛海战时，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不宣而战，“济远”开始还击。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逃遁，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成等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济远”得以逃离战场。回威海后，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

黄海战争一开始，刘步蟾命令士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而战前丁汝昌犯了一看似无关宏旨实则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指定在水师提督负伤"旗舰"被击坏的情况下,由哪位将领哪支舰船继续指挥.所以海战一开始北洋舰队就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阵的状态,这就是哪里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战场厮杀时,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致远”沉没，，济远管带方伯谦惊恐万状，连忙挂起“本舰重伤”的信旗驶出阵外。济远舰在逃跑时慌乱中又撞到了正在搁浅中的扬威号，扬威舰被撞得裂开了一个大洞，不久便在黄海沉没。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交加，跳海身亡。“广甲”见舰“济远”逃，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中炮沉没。

余论

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中国一个新兴事业。发展海军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才、财政等配套因素,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建立支持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之功，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一定时间上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

梁任公论及此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者，非造时势之英雄也,乃为时势所造之英雄，以李鸿章之才之识之遇,生平功业大抵只能如斯。

秋风宝剑孤臣泪。悲哉! 壮哉!

梁启超论李鸿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注：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盐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