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 : 人为祸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 蜗居士 发布日期: 2007-11-24 查看数: 4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人为祸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发展四十条》）的下发，意味着毛主席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已经变成了全党的行动。这将对刘这个“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主张“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苏联“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赫鲁晓夫全面否定苏联“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斯大林的消息鼓舞下，同年六月到十一月，刘用“反冒进”之名来反对毛主席的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56年反冒进”事件是刘最后一次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毛主席如何对付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反冒进”事件呢？毛主席用的是“整风运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从毛主席应对的方法来看，毛主席主要还是清除党内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的错误思想，以推进农村农业合作化。很多历史文献都提到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至于为什么要在1957年整风？则闭口不提。从历史上的延安整风来看，整风的目的就是“批判党内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思想上来”。57年整风的目的就是“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57年整风完全是针对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56年反冒进”而来，实际上也是针对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错误思想而来。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什么是主观主义？实际上就是错误的教条“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搞社会主义”。然而，这次批判党内错误思想的整风运动到后面竟然发展成了反对党外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最后还弄了个“反右扩大化”。个人认为有四个可能的原因：一、资产阶级右派乘机闹事。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资本主义阵营掀起反共、反苏、反斯大林的风波。我们已经知道赫鲁晓夫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斯大林是“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隐含的逻辑就是“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搞早了”。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会搞早了？原因就是列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薄弱环节（即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所以，赫鲁晓夫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否定了十月革命，同时也就否定了列宁主义，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苏联本身的合法性，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打击。资本主义阵营由此掀起反共、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乘机闹事，大肆宣扬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二、党内“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提高了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后，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东欧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用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论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斯大林已经成为东欧国家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而这根支柱在苏联被赫鲁晓夫砍倒之后，在东欧先后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而引发骚乱。特别是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政府无法控制的动乱，直到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动乱才得以结束。由此引起中国共产党内“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对任何能够引起群众骚乱的资产阶级右派过激言论都提高了警惕。三、毛主席还没有认识到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 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认为党内右倾思想是受到了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对党进攻的时候，毛主席趁机发动“反右斗争”想清除党外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也就是说，毛主席把“反右斗争”当成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但不会把“反右斗争”搞成“反右运动”去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四、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用扩大化“反右斗争”（即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个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国外出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还不足以能够鼓动中国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产党。而且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威信也是相当高的。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想反对共产党，也不会挑共产党声望如日中天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所说共产党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1957年一概没有。“整风运动”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内，“反右运动” 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外。“延安整风”再怎么整得厉害也没有整到党外人士身上去。“57年整风”到后来，完全被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转移到打击党外人士身上了。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帮助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许多会上发表的意见，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可以说，开始气氛很正常，效果也很好。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然而，在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蓄意操作下，整风运动慢慢的变了味道。本来，既然是党内整风，报纸上刊登一些批评建议也很正常，但报纸上为何要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呢？而且，只看到一方错误的言论，看不到正确一方对错误观点的批评？又如何能够提高广大党员对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呢？又如何能够促进党内整风运动呢？广大党员看了这些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都十分气愤，希望不要再刊登。可是报纸仍是照登不误，而且号召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搞的引蛇出洞。我倒是觉得这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在蓄意激怒毛主席，然后借毛主席的怒气把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从党内转向党外。现在看来，“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很成功，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六月八日毛主席发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七月一日毛主席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七月九日毛主席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八月毛主席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整风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变成了针对党外资产阶级的“反右运动”。
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56年反冒进”主张的序幕，实际上是毛主席把已经被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转移到党外的斗争方向重新转移到党内“整风运动”上来。这个我们可以从十月九日毛主席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这一段很明显是在冷却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反右在有些地方都已经结束了，也不同意再加一个大大的反右派。而对于整风运动则提出“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并且在后面明确说了“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即58年5月”。为什么要整风？这篇讲话里面也说得很明白。“1956年来了一个右倾。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随着“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回归，对“56年反冒进事件”的批评持续增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明确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56年反冒进事件的制造者。整风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的指向实际上已经明确。这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所以他们要“反冒进”，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此社论第一次把《农业发展四十条》看成“跃进计划”。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见之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人民日报》）1958年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明确否定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应该批评右倾保守。随即，毛主席又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将批评“反冒进”的活动推向了高潮。3月成都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说明并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的风浪（此指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次日早7时，毛主席即致函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指出：“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特别是这一句“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能够戳穿改革开放后很多对老百姓的欺骗性宣传。首先，我们要明白“冒进”一词指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把大批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成超越历史阶段的“冒进”行为(理由可见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反冒进”一词指的是刘少奇他们解散、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为达到解散、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而做的思想、舆论宣传行为。“跃进”一词指的是大批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冒进”行为。“大跃进”一词代表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农业发展四十条》（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条、第二条对大批量、大规模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才被称为大跃进计划。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改革开放后宣传的“大跃进”错误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一平二调、高指标、瞎指挥、大翻番等等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大跃进”实质内容，反而是破坏大跃进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反对大批量、大规模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行动和事件。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1957年“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围绕着批判“1956年反冒进事件”开展，1956年反冒进其实反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那整风运动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那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实际上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历年的反冒进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当毛主席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来清除党内错误思想的时候。作为“延安整风”的积极参与者，深知“整风运动”厉害的刘少奇开始以极左的面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和毛主席的一些部署。这种行为被毛主席称为“形左实右”。
第一个“形左实右”就是“反右运动”。毛主席不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吗？不是要批判“反冒进”吗？那我就成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民主党派的过激言论。如果你没有反应？那就更进一步大量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逼你作出反应。等你有反应了，那我就来一个反右扩大化，大抓“右派”，将大批批判“反冒进”的积极分子打下去。看哪一个还敢批判“反冒进”？
网上有文说到。某天夜里，毛主席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其中说了这么几句话“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好家伙，几个代表人物和50多万右派是多大的差距。批判几个代表人物能称得上一场反右运动吗？当然不能。顶多算是整风运动中的一场小小的反由斗争。可就是这一场小小的反右斗争，刘少奇为了达到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目的，把他变成了一场大大的“反右运动”。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真正的左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只记得整了很多知识分子的“57年反右运动”，而不记得斗争方向对准党内的“57年整风运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大名鼎鼎的“延安整风“，又有谁听说过在延安整风中有大批冤屈的党外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呢？何况很多“右派分子”根本就不是右派，而是真正的左派。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是帮助整风的，是冲在批判“56年反冒进”斗争前沿的左派人士。现在还有“右派分子”及其后人意想天开的想利用右派政治势力来彻底否定“57年反右运动”，这走得通吗？1978年9月，邓小平上台之后，党中央决定摘去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50多万右派分子经过摘帽子后只剩下几个右派了，但仍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当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一否定，那他们用“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阴谋岂不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反右运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敢于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中坚力量打下去”。为刘少奇后面破坏农业合作化、破坏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形左实右”行动扫清了障碍。
第二个“形左实右”就是“亩产万斤”的浮夸风。改革开放后，为了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经过大力宣传，“亩产万斤”已经成为大跃进的标志之一。现在的右派、极右派一提起计划经济、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就把“亩产万斤”的笑话拿出来打击毛主席。然而，“亩产万斤”的笑话是谁制造出来的呢？大家只要查一查当时中央宣传工作最高负责人是谁就会明白？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偶尔一篇、二篇“亩产万斤”的报道还可以说是下面的人做的，他只是失察。但是，连篇累牍的“亩产万斤”报道如果说没有得到“现管”的支持，恐怕连鬼也不会相信。
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粮食亩产量是否有过规划呢？这个是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六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也就是说，在大跃进计划中对粮食亩产量最高规划也就是十二年后的1967年达到800斤。那从1958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联篇累牍的“亩产万斤”报道，用意何在呢？实际上就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在用极左的方式来破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施。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六条规定的粮食计划是否可行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一分实验田》，主要内容就是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打倒后，心里很不服气，在吴家花园开了一分实验田，种了一季稻谷，收了80多斤粮食，最后得出结论亩产最多八、九百斤，亩产千斤已经是顶天了，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亩产万斤不可能，但亩产八百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十二年后的1967年达到八百斤。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耕地的粮食亩产量历来很低，建国前最高产量不超过2800亿斤，按照耕地面积16亿亩来计算，平均亩产量不过175斤。1955年粮食总产量达3680亿斤，平均亩产量也不过230斤。所以，毛主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把粮食亩产量用十二年的时间把150斤的提高到400斤，200斤的提高到500斤，400斤的提高到800斤，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其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以看成中国用十二年时间把全国粮食总产量翻一番计划。如果用12年的时间把粮食产量翻一番的计划都是“冒进”的话？那邓80年提出的到2000年用20年的时间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那岂不是更加“冒进”的一塌糊涂？“冒进”一说还是针对农业合作社而来，而不是粮食产量？北京属于黄河以北地区，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的规划是粮食亩产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1967年的400斤。从彭总亲自下地一分地打了八十来斤粮食来看（如果按亩产量来算，就是亩产八百多斤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水利设施。要兴修水利设施，关键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用农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修建大规模的农业灌溉系统。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讲农民的组织问题。第一条规定：在1955年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条规定：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1956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面对刘少奇、邓小平搞出来的“亩产万斤”浮夸风，毛主席的态度可以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党内通信》中看出来。“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何在呢？这个先要明白当时的农业税收体制。当时的农业税收体制同现在的大不相同，现在的农业税收是上缴人民币，而那时的农业税收是上缴粮食。上缴粮食的数量又是如何确定的呢？这个又是根据当年粮食产量乘以一个固定百分比来确定。打个比方，丰收年以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来上缴，平年则以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来上缴，灾年则以总产量的百分之五来上缴。如果是大灾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的话，不仅不要上缴粮食，上头还要从国家储备粮中拿出粮食来救济。上面说的上缴粮食还只是农业税收这一部分，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缴粮食占粮食产量的比例还要高。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国家购粮，但是国家购买的价格相对于市场上的价格来说偏低，这样就会国家得利，农民吃亏，所以上缴这部分粮食也叫上缴“爱国粮”。总的来说，以税收和爱国粮上缴的粮食，有的地方占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有的地方占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明白了这个，“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假如某公社的粮食产量是十万斤，上缴粮食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为三万斤，那么公社会有七万斤粮食作为口粮。如果公社的粮食产量实际是十万斤浮夸为二十万斤，上缴粮食则为六万斤，那么公社就只有四万斤粮食作为口粮，那社员就要饿肚子了。假如公社的粮食产量实际是十万斤浮夸为三十万斤，上缴粮食则为九万斤，那么公社就只有一万斤粮食作为口粮，那就要饿死人了。如果公社不愿意按照浮夸的粮食产量上缴粮食，则开展“反瞒产斗争”，整治基层干部，强行把社员的口粮收缴上去。所以，“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就是要让已经连续六年（从1952年算起）取得巨大成绩的农业合作社出现饥荒，出现灾难，并以此来打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为农村单干开路。历年的农业合作社成绩太大，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的理论教条挡不住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结果，不把成绩变成灾难，农业合作社是打不倒的。
第三个“形左实右”就是“一平二调”共产风。
原来一直以为“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是因为“大队又不能看着有的小队过于穷，有的小队过于富，所以在分配上采取了平均主义“。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才发现“一平二调”并不是基层的自发行为，而是高层领导人指挥下的蓄意行为。而这个高层领导人就是刘，这个我们可以从刘少奇《在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的指示》(1957年2月28日)中找到证据“..你先搞了一年大社，把富村分的很伤心了，你今年少拿一点，他就同意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富村的确分的很伤心。只不过是“你今年少拿一点，他就同意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实现，因为很多地方的富村在第二年粮食产量剧烈下降，迅速的变成了也需要救济的穷村。从公社的情况来看，就是整个公社的粮食产量剧烈下降。就连三面红旗之一的耿长锁五公公社也不例外，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这个见之于耿长锁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就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为2870亿斤。一直到刘少奇“一平二调”的共产歪风被坚决刹住之后，粮食产量才逐渐恢复。当刘少奇彻底垮台之后，据周总理总结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再也没有下降过”。
毛主席同刘少奇“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中看出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我们再来看一看1951年刘少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的一段话“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再来对比一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两相对比，“一平二调”共产风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蓄意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蓄意造成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前面所用的“浮夸风剥夺农民口粮“来制造饥荒这招，毛主席还是有政府救济的破解方法，毕竟粮食还是有，只不过是收到了政府手里。一旦“一平二调共产风”造成粮食产量剧烈下降，中央政府手里根本就没有了多余的粮食可以用来救济饥荒。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批民众饿死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年困难时期，再一次再现了党内多次出现的“路线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中国农民无意之中用行动卷入了中央高层“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能不能组织农业合作社？”的路线斗争，中国农民付出惨重代价饿死几十万也就成为必然了。
第四个“形左实右”就是“大炼钢铁”。
我们已经知道“大跃进”计划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纲要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农业计划。而“大炼钢铁”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工业计划，真正要落实“大炼钢铁”计划应该是建立大量的大型钢厂。即使有人搞出了“土法炼钢”，也只是基层的工作热情而已。作为决策层，不去依靠大型钢厂去“大炼钢铁”，而是依靠土高炉去“大炼钢铁”，这种错误是不可能犯的。然而，依靠土高炉去“大炼钢铁”却被人推行。目的何在？目的就在于争夺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人力、物力。发展农业的人力、物力被大量抽调之后，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被削弱。“大炼钢铁”的高指标还可以用来歪曲大跃进的实质，把大规模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大跃进歪曲成计划不着边际的高指标大跃进。“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歪曲的确蒙蔽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以至于人们根本就忘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粮食生产高指标的任务只有完不成的可能，很少出现比上一年倒退的可能，更加不会出现民众大批量非正常死亡的可能”。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结果。
第五个“形左实右”就是“瞎指挥”。
对于毛主席与形左实右“瞎指挥”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兴）一书中找到。“在（1958年——注）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毛泽东还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瞎指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嫁祸毛主席。1958年11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旦胡乱翻番目标失败算起帐来的时候，肯定是打倒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水利建设任务过重死了人要追究责任也是追究毛主席的责任。1955年，毛主席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基础之上，搞出来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发展四十条》）。1956年，刘少奇反冒进。1957年，毛主席批评反冒进。1958年，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冒进，让一直批评“反冒进”的毛主席都要反冒进了，都要做机会主义者了。刘少奇的水平的确不是一般的高。只不过刘少奇的反冒进是反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冒进，毛主席的反冒进是反浮夸风、高指标、乱翻番的冒进。
看了刘少奇这几个“形左实右”的行动之后，刘少奇的谋划也就一清二楚了。从毛主席对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的赞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毛、刘斗争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农业合作化上。跃进、大跃进一开始指的是大批量的组织农业合作社，跟80年后大力宣扬的大跃进错误“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根本就没有关系。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根本就是刘少奇搞出来的用来反对大跃进、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极左事件。把刘的错误栽赃到毛主席身上，用来打倒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这也是80年后“拨乱反正”的一项主要内容吧。1956年及以前，刘少奇主要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结果在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面前，节节败退。刘总结了历次“反冒进”失败的教训，发现“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不搞垮、不搞没，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冒进’就不会成功。1957年刘少奇开始以极左的面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合作化，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搞垮、搞没，现在看来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利用“反右运动”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让毛主席的“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没能达到目的。“反右运动”还把一大批敢于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中坚力量打了下去，为刘少奇后面的破坏农业合作化、破坏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形左实右”行动扫清了障碍。其次，利用“亩产万斤”浮夸风，逼迫基层干部浮夸粮食产量。然后按照浮夸的粮食产量来上缴粮食，强行把社员的口粮收缴上去，蓄意造成饥荒、逼死人命。五七年赵紫阳在广东反瞒产逼死人命只不过是刘少奇夺权集团牛刀小试而已。最后，利用“一平二调”共产风，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打击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蓄意破坏农村生产力。结果就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为2870亿斤。让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粮食用来救济刘少奇蓄意制造的饥荒，最后终于酿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饿死几十万人的惨剧，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就是刘少奇蓄意制造的人祸，目的就是嫁祸毛泽东，赶毛主席下台，夺取党内最高权力，以推行自己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 的路线。刘少奇为了达到象苏联赫鲁晓夫一样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目的，不惜扰乱国家正常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造成人民群众几十万大批量非正常死亡（网上很多攻击毛主席的文章都把刘少奇制造的灾难栽赃到毛主席身上，并夸大到饿死了几百万人，最耸人听闻的是饿死三千万。为毛主席辩护的人说了一个最少的数字饿死二十万左右），终究成为其无法掩盖的历史污点。也为几年之后，以国家主席之尊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埋下了伏笔。坚决落实党和国家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指示的很多各级领导干部也用行动成为刘少奇夺权集团中的一员。刘少奇作为资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理论家而变得如此令人陌生，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教条“生产力水平决定论”深信不疑？还是最高权力真的令人如此着迷？如此令人丧失理智？
LUJUN1999
20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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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此文的大员同志这会做了件大好事。谢谢。
作者: freefuli
日期: 2007-11-23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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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laohuo
此文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反冒进是总理带头提出来的，批评的也不是合作化，而是许多省为了加快发展，突破了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造成了物资和财政 的紧张。主席批评反冒进，主要指出：经济计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计划是观念的产物，必须在实践中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批评了苏联一切经济计划由中央计划部门决定，各地计划部门负责实施的僵化体制，提倡党对经济建设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可以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这是主席对列宁、斯大林创造的计划体制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列宁关于“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劳动人民至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观点，符合唯物辩证法。
开展整风与反冒进无关。56年，由于赫鲁晓夫的叛变，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许多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内存在的错误，鼓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因此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席一贯认为，不赞成群众闹事，但群众闹事有助于共产党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群众闹事的原因关键在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匈牙利事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波及中国。主席当时决定提前整风（原定58年开始），十分正确及时。正是由于共产党整风在前，反右在后，使右派失去了利用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大规模地鼓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机会，为取得后来群众性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开门整风和群众性的反右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时，不可避免的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革命。它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热情，成为后来的大跃进群众运动的动员令。共产党人绝不可因为反右存在扩大化问题，而低估反右斗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的伟大意义。
万斤粮是右派攻击大跃进的主要借口。其实虚假报道不过说明，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其实今天的假新闻并不比那时少。当然这是共产党在舆论宣传上的重大失误。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至今没有材料证实。但有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应当了解，这种宣传对全国的绝大地区工作并没有多大影响。八十年代，我曾向老同志了解过，他当时说：县委书记一般都有一点本位主义，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少报产量。因为多报产量就要多征购，这会给县里工作带来困难的。我们村也搞过万斤粮，就是在收割前，把几亩水稻并在一块田里，请领导来看一下，照张象。有意思的是，这里不存在欺骗上级的问题，大家心照不宣。他们都真诚地认为这是宣传的需要。真正影响工作的是共产风，但影响到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不清楚。估计不大，因为58年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年，这是没有人否认的。
大炼钢铁是右派攻击大跃进的第二个借口。其实这只是持续两个月的一件事。失败的原因至今并不清楚。今天许多人都认为原因是土法炼钢不科学。但问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仅是技术问题，不可能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这里的小资本家还在用“土法”炼“地条钢”用于建筑。前几年销路还相当好。后因环保问题被强制查封了，而且还屡禁不止。大炼钢铁虽然失败了，但不等于这种土法上马的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基础几乎都是在土法上马的方法中诞生的，包括著名的两弹一星、大庆、大寨、红旗渠。
大跃进在58年虽然存在浮夸风、共产风的缺点，但不是主流，那一年确实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火红的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最伟大成就的年代。在政治上，工人阶级批判了列宁提倡的企业管理一长制，创造了两参一改的企业管理方法。计划体制上，打破了苏联的中央计划一统天下的僵化模式。经济上，就是按彭德怀的说法，当年国民经济就增长46％，第一次全面解决了就业问题。仅最后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不敢想像的问题。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刘少奇一句广泛流传的话。刘当时所指的人祸是什么，没有看到材料。从现有的材料看，天灾确实严重。人祸也确实存在。由于灾害，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反弹，最大的人祸就是包产到户和工业下马。1962年，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即将结束之际，刘、陈、林、邓竟然同意田家英提出的分田单干的主张，两千万工人退回农村。当时，陈云向主席汇报，恢复农业，如果分田当干还需要四年，否则要八年。好在主席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是重提阶级斗争，当年农业就走出了困境。1965年，就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一位老干部说的好：在自然灾害面前，个人的力量等于零，这种时候搞包产到户，是违反常识的，是置人民于死地而不顾。一旦搞包产到户，不要说抗灾，就是组织救济，都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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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观察大员
九月十五的文章非常客观，看这篇文章结合《五卷》看，就会看到刘从五一年就与毛有重大分歧，先是个人，后来就有了杨等人，其中心就是反对集体化，置主席的批评与 不顾，反而拉帮结派，要想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篇文章给人很多启发，使人在看问题上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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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js
作者对57年反右的分析是客观的，反右扩大化实际上是党内官僚转移整风的方向，把整风引向了歧途。这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刘邓资反路线转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大方向，在学生、教师、群众中大抓反革命的伎俩如出一辙。不过文革这一次被毛主席识破，一张大字报，击溃了走资官僚的反动路线。等到毛主席逝世，走资官僚们才得手，发动反革命政变，改变了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后对革命派的长达31年的镇压，是他们扫清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彻底清除毛主席路线的影响采取的必然措施。
作者: 蜗居士 发布日期: 2007-11-24 查看数: 4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人为祸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发展四十条》）的下发，意味着毛主席大规模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已经变成了全党的行动。这将对刘这个“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主张“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苏联“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赫鲁晓夫全面否定苏联“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斯大林的消息鼓舞下，同年六月到十一月，刘用“反冒进”之名来反对毛主席的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56年反冒进”事件是刘最后一次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毛主席如何对付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反冒进”事件呢？毛主席用的是“整风运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从毛主席应对的方法来看，毛主席主要还是清除党内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的错误思想，以推进农村农业合作化。很多历史文献都提到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至于为什么要在1957年整风？则闭口不提。从历史上的延安整风来看，整风的目的就是“批判党内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思想上来”。57年整风的目的就是“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57年整风完全是针对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56年反冒进”而来，实际上也是针对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错误思想而来。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什么是主观主义？实际上就是错误的教条“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搞社会主义”。然而，这次批判党内错误思想的整风运动到后面竟然发展成了反对党外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最后还弄了个“反右扩大化”。个人认为有四个可能的原因：一、资产阶级右派乘机闹事。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资本主义阵营掀起反共、反苏、反斯大林的风波。我们已经知道赫鲁晓夫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斯大林是“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隐含的逻辑就是“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搞早了”。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会搞早了？原因就是列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薄弱环节（即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所以，赫鲁晓夫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否定了十月革命，同时也就否定了列宁主义，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苏联本身的合法性，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打击。资本主义阵营由此掀起反共、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乘机闹事，大肆宣扬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二、党内“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提高了警惕。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后，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东欧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用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论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斯大林已经成为东欧国家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而这根支柱在苏联被赫鲁晓夫砍倒之后，在东欧先后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而引发骚乱。特别是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政府无法控制的动乱，直到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动乱才得以结束。由此引起中国共产党内“非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对任何能够引起群众骚乱的资产阶级右派过激言论都提高了警惕。三、毛主席还没有认识到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 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认为党内右倾思想是受到了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对党进攻的时候，毛主席趁机发动“反右斗争”想清除党外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也就是说，毛主席把“反右斗争”当成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但不会把“反右斗争”搞成“反右运动”去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四、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用扩大化“反右斗争”（即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个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国外出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还不足以能够鼓动中国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产党。而且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威信也是相当高的。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想反对共产党，也不会挑共产党声望如日中天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所说共产党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1957年一概没有。“整风运动”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内，“反右运动” 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外。“延安整风”再怎么整得厉害也没有整到党外人士身上去。“57年整风”到后来，完全被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转移到打击党外人士身上了。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帮助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许多会上发表的意见，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可以说，开始气氛很正常，效果也很好。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然而，在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蓄意操作下，整风运动慢慢的变了味道。本来，既然是党内整风，报纸上刊登一些批评建议也很正常，但报纸上为何要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呢？而且，只看到一方错误的言论，看不到正确一方对错误观点的批评？又如何能够提高广大党员对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呢？又如何能够促进党内整风运动呢？广大党员看了这些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都十分气愤，希望不要再刊登。可是报纸仍是照登不误，而且号召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搞的引蛇出洞。我倒是觉得这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在蓄意激怒毛主席，然后借毛主席的怒气把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从党内转向党外。现在看来，“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很成功，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六月八日毛主席发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七月一日毛主席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七月九日毛主席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八月毛主席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整风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变成了针对党外资产阶级的“反右运动”。
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批评“56年反冒进”主张的序幕，实际上是毛主席把已经被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转移到党外的斗争方向重新转移到党内“整风运动”上来。这个我们可以从十月九日毛主席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这一段很明显是在冷却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反右在有些地方都已经结束了，也不同意再加一个大大的反右派。而对于整风运动则提出“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并且在后面明确说了“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即58年5月”。为什么要整风？这篇讲话里面也说得很明白。“1956年来了一个右倾。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这三个东西”。随着“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回归，对“56年反冒进事件”的批评持续增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明确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56年反冒进事件的制造者。整风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的指向实际上已经明确。这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所以他们要“反冒进”，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此社论第一次把《农业发展四十条》看成“跃进计划”。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见之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人民日报》）1958年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明确否定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应该批评右倾保守。随即，毛主席又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将批评“反冒进”的活动推向了高潮。3月成都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说明并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的风浪（此指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次日早7时，毛主席即致函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指出：“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特别是这一句“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能够戳穿改革开放后很多对老百姓的欺骗性宣传。首先，我们要明白“冒进”一词指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把大批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成超越历史阶段的“冒进”行为(理由可见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反冒进”一词指的是刘少奇他们解散、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为达到解散、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而做的思想、舆论宣传行为。“跃进”一词指的是大批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冒进”行为。“大跃进”一词代表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农业发展四十条》（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条、第二条对大批量、大规模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才被称为大跃进计划。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改革开放后宣传的“大跃进”错误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一平二调、高指标、瞎指挥、大翻番等等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大跃进”实质内容，反而是破坏大跃进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反对大批量、大规模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行动和事件。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1957年“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围绕着批判“1956年反冒进事件”开展，1956年反冒进其实反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那整风运动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那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实际上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历年的反冒进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当毛主席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来清除党内错误思想的时候。作为“延安整风”的积极参与者，深知“整风运动”厉害的刘少奇开始以极左的面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和毛主席的一些部署。这种行为被毛主席称为“形左实右”。
第一个“形左实右”就是“反右运动”。毛主席不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吗？不是要批判“反冒进”吗？那我就成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民主党派的过激言论。如果你没有反应？那就更进一步大量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逼你作出反应。等你有反应了，那我就来一个反右扩大化，大抓“右派”，将大批批判“反冒进”的积极分子打下去。看哪一个还敢批判“反冒进”？
网上有文说到。某天夜里，毛主席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其中说了这么几句话“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好家伙，几个代表人物和50多万右派是多大的差距。批判几个代表人物能称得上一场反右运动吗？当然不能。顶多算是整风运动中的一场小小的反由斗争。可就是这一场小小的反右斗争，刘少奇为了达到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目的，把他变成了一场大大的“反右运动”。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真正的左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只记得整了很多知识分子的“57年反右运动”，而不记得斗争方向对准党内的“57年整风运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大名鼎鼎的“延安整风“，又有谁听说过在延安整风中有大批冤屈的党外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呢？何况很多“右派分子”根本就不是右派，而是真正的左派。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是帮助整风的，是冲在批判“56年反冒进”斗争前沿的左派人士。现在还有“右派分子”及其后人意想天开的想利用右派政治势力来彻底否定“57年反右运动”，这走得通吗？1978年9月，邓小平上台之后，党中央决定摘去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50多万右派分子经过摘帽子后只剩下几个右派了，但仍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当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一否定，那他们用“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阴谋岂不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反右运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敢于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中坚力量打下去”。为刘少奇后面破坏农业合作化、破坏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形左实右”行动扫清了障碍。
第二个“形左实右”就是“亩产万斤”的浮夸风。改革开放后，为了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经过大力宣传，“亩产万斤”已经成为大跃进的标志之一。现在的右派、极右派一提起计划经济、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就把“亩产万斤”的笑话拿出来打击毛主席。然而，“亩产万斤”的笑话是谁制造出来的呢？大家只要查一查当时中央宣传工作最高负责人是谁就会明白？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偶尔一篇、二篇“亩产万斤”的报道还可以说是下面的人做的，他只是失察。但是，连篇累牍的“亩产万斤”报道如果说没有得到“现管”的支持，恐怕连鬼也不会相信。
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粮食亩产量是否有过规划呢？这个是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六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也就是说，在大跃进计划中对粮食亩产量最高规划也就是十二年后的1967年达到800斤。那从1958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联篇累牍的“亩产万斤”报道，用意何在呢？实际上就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在用极左的方式来破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施。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六条规定的粮食计划是否可行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一分实验田》，主要内容就是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打倒后，心里很不服气，在吴家花园开了一分实验田，种了一季稻谷，收了80多斤粮食，最后得出结论亩产最多八、九百斤，亩产千斤已经是顶天了，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亩产万斤不可能，但亩产八百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十二年后的1967年达到八百斤。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耕地的粮食亩产量历来很低，建国前最高产量不超过2800亿斤，按照耕地面积16亿亩来计算，平均亩产量不过175斤。1955年粮食总产量达3680亿斤，平均亩产量也不过230斤。所以，毛主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把粮食亩产量用十二年的时间把150斤的提高到400斤，200斤的提高到500斤，400斤的提高到800斤，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其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以看成中国用十二年时间把全国粮食总产量翻一番计划。如果用12年的时间把粮食产量翻一番的计划都是“冒进”的话？那邓80年提出的到2000年用20年的时间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那岂不是更加“冒进”的一塌糊涂？“冒进”一说还是针对农业合作社而来，而不是粮食产量？北京属于黄河以北地区，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的规划是粮食亩产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1967年的400斤。从彭总亲自下地一分地打了八十来斤粮食来看（如果按亩产量来算，就是亩产八百多斤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水利设施。要兴修水利设施，关键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用农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修建大规模的农业灌溉系统。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讲农民的组织问题。第一条规定：在1955年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条规定：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1956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面对刘少奇、邓小平搞出来的“亩产万斤”浮夸风，毛主席的态度可以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党内通信》中看出来。“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何在呢？这个先要明白当时的农业税收体制。当时的农业税收体制同现在的大不相同，现在的农业税收是上缴人民币，而那时的农业税收是上缴粮食。上缴粮食的数量又是如何确定的呢？这个又是根据当年粮食产量乘以一个固定百分比来确定。打个比方，丰收年以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来上缴，平年则以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来上缴，灾年则以总产量的百分之五来上缴。如果是大灾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的话，不仅不要上缴粮食，上头还要从国家储备粮中拿出粮食来救济。上面说的上缴粮食还只是农业税收这一部分，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缴粮食占粮食产量的比例还要高。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国家购粮，但是国家购买的价格相对于市场上的价格来说偏低，这样就会国家得利，农民吃亏，所以上缴这部分粮食也叫上缴“爱国粮”。总的来说，以税收和爱国粮上缴的粮食，有的地方占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有的地方占了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明白了这个，“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假如某公社的粮食产量是十万斤，上缴粮食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为三万斤，那么公社会有七万斤粮食作为口粮。如果公社的粮食产量实际是十万斤浮夸为二十万斤，上缴粮食则为六万斤，那么公社就只有四万斤粮食作为口粮，那社员就要饿肚子了。假如公社的粮食产量实际是十万斤浮夸为三十万斤，上缴粮食则为九万斤，那么公社就只有一万斤粮食作为口粮，那就要饿死人了。如果公社不愿意按照浮夸的粮食产量上缴粮食，则开展“反瞒产斗争”，整治基层干部，强行把社员的口粮收缴上去。所以，“亩产万斤”浮夸风的目的就是要让已经连续六年（从1952年算起）取得巨大成绩的农业合作社出现饥荒，出现灾难，并以此来打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为农村单干开路。历年的农业合作社成绩太大，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的理论教条挡不住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结果，不把成绩变成灾难，农业合作社是打不倒的。
第三个“形左实右”就是“一平二调”共产风。
原来一直以为“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是因为“大队又不能看着有的小队过于穷，有的小队过于富，所以在分配上采取了平均主义“。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才发现“一平二调”并不是基层的自发行为，而是高层领导人指挥下的蓄意行为。而这个高层领导人就是刘，这个我们可以从刘少奇《在新乡地委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时的指示》(1957年2月28日)中找到证据“..你先搞了一年大社，把富村分的很伤心了，你今年少拿一点，他就同意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富村的确分的很伤心。只不过是“你今年少拿一点，他就同意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实现，因为很多地方的富村在第二年粮食产量剧烈下降，迅速的变成了也需要救济的穷村。从公社的情况来看，就是整个公社的粮食产量剧烈下降。就连三面红旗之一的耿长锁五公公社也不例外，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这个见之于耿长锁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就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为2870亿斤。一直到刘少奇“一平二调”的共产歪风被坚决刹住之后，粮食产量才逐渐恢复。当刘少奇彻底垮台之后，据周总理总结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再也没有下降过”。
毛主席同刘少奇“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中看出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我们再来看一看1951年刘少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的一段话“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再来对比一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两相对比，“一平二调”共产风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蓄意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蓄意造成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前面所用的“浮夸风剥夺农民口粮“来制造饥荒这招，毛主席还是有政府救济的破解方法，毕竟粮食还是有，只不过是收到了政府手里。一旦“一平二调共产风”造成粮食产量剧烈下降，中央政府手里根本就没有了多余的粮食可以用来救济饥荒。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批民众饿死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年困难时期，再一次再现了党内多次出现的“路线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中国农民无意之中用行动卷入了中央高层“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能不能组织农业合作社？”的路线斗争，中国农民付出惨重代价饿死几十万也就成为必然了。
第四个“形左实右”就是“大炼钢铁”。
我们已经知道“大跃进”计划是党中央在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纲要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农业计划。而“大炼钢铁”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工业计划，真正要落实“大炼钢铁”计划应该是建立大量的大型钢厂。即使有人搞出了“土法炼钢”，也只是基层的工作热情而已。作为决策层，不去依靠大型钢厂去“大炼钢铁”，而是依靠土高炉去“大炼钢铁”，这种错误是不可能犯的。然而，依靠土高炉去“大炼钢铁”却被人推行。目的何在？目的就在于争夺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人力、物力。发展农业的人力、物力被大量抽调之后，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被削弱。“大炼钢铁”的高指标还可以用来歪曲大跃进的实质，把大规模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大跃进歪曲成计划不着边际的高指标大跃进。“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歪曲的确蒙蔽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以至于人们根本就忘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粮食生产高指标的任务只有完不成的可能，很少出现比上一年倒退的可能，更加不会出现民众大批量非正常死亡的可能”。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结果。
第五个“形左实右”就是“瞎指挥”。
对于毛主席与形左实右“瞎指挥”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兴）一书中找到。“在（1958年——注）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毛泽东还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瞎指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嫁祸毛主席。1958年11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旦胡乱翻番目标失败算起帐来的时候，肯定是打倒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水利建设任务过重死了人要追究责任也是追究毛主席的责任。1955年，毛主席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基础之上，搞出来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发展四十条》）。1956年，刘少奇反冒进。1957年，毛主席批评反冒进。1958年，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冒进，让一直批评“反冒进”的毛主席都要反冒进了，都要做机会主义者了。刘少奇的水平的确不是一般的高。只不过刘少奇的反冒进是反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冒进，毛主席的反冒进是反浮夸风、高指标、乱翻番的冒进。
看了刘少奇这几个“形左实右”的行动之后，刘少奇的谋划也就一清二楚了。从毛主席对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的赞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毛、刘斗争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农业合作化上。跃进、大跃进一开始指的是大批量的组织农业合作社，跟80年后大力宣扬的大跃进错误“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根本就没有关系。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一平二调根本就是刘少奇搞出来的用来反对大跃进、反对大批量组织农业合作社、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极左事件。把刘的错误栽赃到毛主席身上，用来打倒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这也是80年后“拨乱反正”的一项主要内容吧。1956年及以前，刘少奇主要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结果在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面前，节节败退。刘总结了历次“反冒进”失败的教训，发现“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不搞垮、不搞没，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冒进’就不会成功。1957年刘少奇开始以极左的面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合作化，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搞垮、搞没，现在看来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利用“反右运动”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让毛主席的“批判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并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如何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没能达到目的。“反右运动”还把一大批敢于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中坚力量打了下去，为刘少奇后面的破坏农业合作化、破坏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形左实右”行动扫清了障碍。其次，利用“亩产万斤”浮夸风，逼迫基层干部浮夸粮食产量。然后按照浮夸的粮食产量来上缴粮食，强行把社员的口粮收缴上去，蓄意造成饥荒、逼死人命。五七年赵紫阳在广东反瞒产逼死人命只不过是刘少奇夺权集团牛刀小试而已。最后，利用“一平二调”共产风，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打击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蓄意破坏农村生产力。结果就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剧烈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为2870亿斤。让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粮食用来救济刘少奇蓄意制造的饥荒，最后终于酿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饿死几十万人的惨剧，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就是刘少奇蓄意制造的人祸，目的就是嫁祸毛泽东，赶毛主席下台，夺取党内最高权力，以推行自己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 的路线。刘少奇为了达到象苏联赫鲁晓夫一样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目的，不惜扰乱国家正常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造成人民群众几十万大批量非正常死亡（网上很多攻击毛主席的文章都把刘少奇制造的灾难栽赃到毛主席身上，并夸大到饿死了几百万人，最耸人听闻的是饿死三千万。为毛主席辩护的人说了一个最少的数字饿死二十万左右），终究成为其无法掩盖的历史污点。也为几年之后，以国家主席之尊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埋下了伏笔。坚决落实党和国家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指示的很多各级领导干部也用行动成为刘少奇夺权集团中的一员。刘少奇作为资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理论家而变得如此令人陌生，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教条“生产力水平决定论”深信不疑？还是最高权力真的令人如此着迷？如此令人丧失理智？
LUJUN1999
20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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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此文的大员同志这会做了件大好事。谢谢。
作者: freefuli
日期: 2007-11-23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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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laohuo
此文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反冒进是总理带头提出来的，批评的也不是合作化，而是许多省为了加快发展，突破了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造成了物资和财政 的紧张。主席批评反冒进，主要指出：经济计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计划是观念的产物，必须在实践中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批评了苏联一切经济计划由中央计划部门决定，各地计划部门负责实施的僵化体制，提倡党对经济建设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可以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这是主席对列宁、斯大林创造的计划体制的改革，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列宁关于“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劳动人民至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观点，符合唯物辩证法。
开展整风与反冒进无关。56年，由于赫鲁晓夫的叛变，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许多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内存在的错误，鼓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因此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席一贯认为，不赞成群众闹事，但群众闹事有助于共产党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群众闹事的原因关键在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匈牙利事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波及中国。主席当时决定提前整风（原定58年开始），十分正确及时。正是由于共产党整风在前，反右在后，使右派失去了利用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大规模地鼓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机会，为取得后来群众性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开门整风和群众性的反右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时，不可避免的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革命。它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热情，成为后来的大跃进群众运动的动员令。共产党人绝不可因为反右存在扩大化问题，而低估反右斗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的伟大意义。
万斤粮是右派攻击大跃进的主要借口。其实虚假报道不过说明，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其实今天的假新闻并不比那时少。当然这是共产党在舆论宣传上的重大失误。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至今没有材料证实。但有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应当了解，这种宣传对全国的绝大地区工作并没有多大影响。八十年代，我曾向老同志了解过，他当时说：县委书记一般都有一点本位主义，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少报产量。因为多报产量就要多征购，这会给县里工作带来困难的。我们村也搞过万斤粮，就是在收割前，把几亩水稻并在一块田里，请领导来看一下，照张象。有意思的是，这里不存在欺骗上级的问题，大家心照不宣。他们都真诚地认为这是宣传的需要。真正影响工作的是共产风，但影响到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不清楚。估计不大，因为58年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年，这是没有人否认的。
大炼钢铁是右派攻击大跃进的第二个借口。其实这只是持续两个月的一件事。失败的原因至今并不清楚。今天许多人都认为原因是土法炼钢不科学。但问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仅是技术问题，不可能中央没有一个人反对。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这里的小资本家还在用“土法”炼“地条钢”用于建筑。前几年销路还相当好。后因环保问题被强制查封了，而且还屡禁不止。大炼钢铁虽然失败了，但不等于这种土法上马的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基础几乎都是在土法上马的方法中诞生的，包括著名的两弹一星、大庆、大寨、红旗渠。
大跃进在58年虽然存在浮夸风、共产风的缺点，但不是主流，那一年确实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火红的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最伟大成就的年代。在政治上，工人阶级批判了列宁提倡的企业管理一长制，创造了两参一改的企业管理方法。计划体制上，打破了苏联的中央计划一统天下的僵化模式。经济上，就是按彭德怀的说法，当年国民经济就增长46％，第一次全面解决了就业问题。仅最后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不敢想像的问题。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刘少奇一句广泛流传的话。刘当时所指的人祸是什么，没有看到材料。从现有的材料看，天灾确实严重。人祸也确实存在。由于灾害，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反弹，最大的人祸就是包产到户和工业下马。1962年，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即将结束之际，刘、陈、林、邓竟然同意田家英提出的分田单干的主张，两千万工人退回农村。当时，陈云向主席汇报，恢复农业，如果分田当干还需要四年，否则要八年。好在主席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是重提阶级斗争，当年农业就走出了困境。1965年，就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一位老干部说的好：在自然灾害面前，个人的力量等于零，这种时候搞包产到户，是违反常识的，是置人民于死地而不顾。一旦搞包产到户，不要说抗灾，就是组织救济，都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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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观察大员
九月十五的文章非常客观，看这篇文章结合《五卷》看，就会看到刘从五一年就与毛有重大分歧，先是个人，后来就有了杨等人，其中心就是反对集体化，置主席的批评与 不顾，反而拉帮结派，要想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篇文章给人很多启发，使人在看问题上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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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js
作者对57年反右的分析是客观的，反右扩大化实际上是党内官僚转移整风的方向，把整风引向了歧途。这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刘邓资反路线转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大方向，在学生、教师、群众中大抓反革命的伎俩如出一辙。不过文革这一次被毛主席识破，一张大字报，击溃了走资官僚的反动路线。等到毛主席逝世，走资官僚们才得手，发动反革命政变，改变了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后对革命派的长达31年的镇压，是他们扫清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彻底清除毛主席路线的影响采取的必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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