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魏晋论南北

不论魏晋论南北

　　频频回顾历史旧日的光芒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尤为顽固，大到全民总动员沉湎于皇宫戏不知今夕何夕，小到个体谈及曾经显赫的家族如数家珍，于远去的历史中获得片刻的骄傲与自得是我泱泱大国亿万民众的通病。值得说起的自然是辉煌的一面，这些年热爆了的大汉、盛唐、明清等影视剧是最好的证明。虽然故事中也有征战杀戮，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但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光明终于压倒了黑暗，圣明的帝王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绝响。《大汉天子》、《汉武大帝》、《贞观长歌》、《康熙大帝》等等无不以这样的脉络演绎时代的变迁，而这也正迎合了观众的收视心理，大众被娱乐了的同时还被普及了历史知识，见识了华夏民族曾经的风华，其收视率节节攀高正在情理之中。
　　与盛世相对应的乱世就享受不到这般待遇，与盛世的“五陵年少争缠头”相比，乱世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即便涉及了，也是被强势的新朝吞并、同化，再以新时代的歌舞升平将其丑化掩盖。这一点，和史书的写作倒有相近之处，值得歌颂的往往是供其衣食的新朝，而批判则要指向已经没落的旧朝。能遭受批判的朝代境况还不是最悲惨的，最可怜的是一些朝代连被批判指责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尚有价值可言，在其他场合它们被遗忘在角落里可有可无，无人问津，身份尴尬，比如两汉后的魏晋南北朝，再比如唐陨落后的五代十国，这些中国历史上乱世中的乱世衔接着盛世的耀眼光辉，如今灰头灰脸的不见日月。魏晋怎么说还有一部《三国演义》撑着，且由于“水煮”等现代方式的炒作被端上了文化的餐桌，但炒过后，三国不再是历史上的三国，由此或许可以说文学化的历史更具有生命力，可文学扭曲后的历史也更难有机会以真面目示人。南北朝虽有被诸多学人称赞的《世说新语》勾勒了当时社会的大体面貌，但《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过于机巧、过于精致、过于精神化的士族化文本无法在当下普及，对彰显南北朝的历史作用不大。
　　按唯物主义的说法，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扭转的命运，那些被遗忘的朝代的命运就该被遗忘。近日翻《南北史掇琐》，南北朝不足200年的历史小片断重现于眼下，一些熟悉的名字置身在特定的史实中既亲切又陌生，于是我想不论汉唐，不论魏晋，单说说南北朝，这么做不是想跟马克思较劲儿，个人主义在私人化的行为上是行得通的。
　　颜延之、谢灵运、谢眺、萧衍、萧子显、沈约、吴均、徐陵……这些名字见于史虽与当事人的文名有关，但更重要的时，他们曾参与历史的改写，在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与文学史中的形象不同，史书中的人物要处理的不是简单的推敲、堆砌文字，而是牵涉自身利益甚至生死的政见、决策、政友、政敌。政治永远比文学残酷，也比文学现实，尤其是在朝代更迭频繁的乱世，文人的生命是悬在半空的绳索，生死起伏全由不得自己。如身为士族子弟，他们的命运将与家族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连逃避的资格都没有。透过历史看到的他们远没有从他们的清词丽句中窥探到的形象可爱，尤其是那些记载翔实的皇宫贵族，杀戮、淫乱、卑弱、空虚、冷酷，这些词汇贯穿在他们的生活中，令人不寒而栗。
　　与南朝孱弱的名士相比，北朝的胡风是彪悍的，北朝的政治与民族的粗犷一样粗拙简略，政治甚至可以简化为单纯的武力比拼，也正因为此，生活在北朝的民众面对的是更加武断的死亡阴影，部落的冲突、宫廷的政变、意气的争执都能带来无谓的死亡。在北朝皇位继承中，还存在着“子贵母死”、“兄终弟及”的古怪传统，后者还有历史依据，而前者则在荒诞中证实着权力争夺的惨烈程度，为了保持权力的集中，作为继承者的母亲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托起儿子帝王的宝座，在宫廷中，亲情是最容易被利用和牺牲的情义吧。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是个名士声名得到完全彰显，而社会整体沉沦的时代，名士道德无底限，操守无原则，责任感的丧失将大好江山弄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声名没有为他们的生存提供坚实的保障，反而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其实，乱世更能暴露人性的弱点，而欲望满满的名士想要紧紧抓住虚妄的声名则只能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奋力一搏。他们没有时间从容的经历生老病死，生命在乱世如波涛起伏的大海上的扁舟，可能风正一帆悬，平步青云，成为显贵机要，也可能小舟葬鱼腹，一落千丈，乃至送上断头台。在动乱的大环境下，那些貌似潇洒飘逸的名士们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即便没有外界的迫害，当张力过大，也会自己断掉。
　　在此情势下，有逃避现实远离政局的隐逸者，有怀才不遇晋身无门的抑郁者，也有借酒买醉享尽奢华的纵欲者，还有见风使舵进退由我的投机者，更有助纣为虐恣意杀戮的残暴者，我们看不到承担者的身影，这是一个担当者缺席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乱世，秦末、汉末英雄辈出，豪杰满天下，乱世激发出了雄心和勇气，欲建功立业，一统天下者不乏其人。而且秦、汉倾覆之时的英雄多“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在南北朝，这样的英雄我们看不到，名士们的视野从江山退化为山水，名士们的志趣由沙场折回到闺房，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再也不能像前辈那样坦荡无畏，而是谈玄说道，生活的种种都被解释为玄之又玄的秘密。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在南北朝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彻底萎缩了？
　　根据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导致最后的萎缩是有一个长长的过程的，由魏晋竹林七贤的畏祸心理到东西两晋政权争夺中文人对权势的趋附，道德观念的削弱，再到南北朝玄风大起，名士风与道德操守的隔离，一步步退下去，最终导致了人格萎缩格局的形成。如此推演时代变迁中人物的心理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可能不够客观，但对于了解南北朝世风日下的原因过程大有裨益，而且罗先生的分析也相当合情理。从这本书的分析出发，再结合史料，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是政局的变化导致了君王与臣民互相的不信任；另一条是文人作为社会构成中的中流砥柱自身行为与价值评判的分离。前者从西晋司马氏与竹林七贤始，到东晋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再到南北朝纷争交融过程中成普遍现象终；而后者早在东汉末年已初见端倪，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名士的互相标榜伴随着玄学的兴起使人们的目光更多的落在外在的名声上，在汉末三国时期，人们还会从品行上考察一个人的优劣，但门阀一旦形成，品评人物则局限在了门阀势族之间，当审美以怪诞、变态、极端等行为为立足点，我们不得不担心审美已被审丑所取代。这两条线索互相作用，再加上偏安偷生心理的推波助澜，健康完整刚健的人格被腐蚀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南北朝这段相当混乱的时期没必要悲观的全盘否定，乱世没有成就一批英雄，却成就了一批才子，而且这个时代的才子还很好的验证了那句“自古奸邪多书生”。南北朝的艺术成就不但琴棋书画样样齐全，而且每一项的成就都格外突出，南朝的书法、美术、文学、文论、哲学、医学、数学，北朝的雕塑、宗教、民歌，这些艺术形式在南北朝得以充足的发展，且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是不是正是因为生逢乱世，才子们对生命有更大的紧迫感，无法更改历史混乱的面目，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在了文章等“不朽之盛事”上，真应了“国家不幸诗家幸”？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如果换成我生在那个时代，会有怎样的命运呢？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却对生在南北朝的历史人物多了一层理解和怜悯，乱世中的他们是严重缺乏安全感的，那些看似疯狂荒唐的行径是一种躲避，那些耐人寻味的玄言也是一种躲避，躲在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中，他们暂时安全，却错过了与现实交锋凯旋的机会。或许，不管生在何时，勇气都是很值得反思的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