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天祥的后代怎么做人

来源: und 于 2007-10-15 19:48:34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7976 bytes)

内战开始后，戴笠让文强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负责建立东北的军统情报网并督察东北的军政人员。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并和杜处的很好，杜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和其共事，不过这个好印象事后害了文强。１９４６年３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文强并没有当局长的实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干，同许多地方诸侯都很熟，在东北和华北也有一定的势力，成为三家争夺的对象。而文强一时又看不出那派能获胜，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错队都会有杀身之祸，而原有的后台戴笠又死了，于是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亲的朋友程潜，说愿意来到程潜手下帮忙。程潜当时刚刚当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正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最是需要人的时候，就让文强过来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并给军统的三巨头各写了一封信，说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来用用。程潜是元老，级别很高，军统也没办法拒绝，但只同意是借调，同时还给文强保留了个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的职务，方便他能随时回来，临走时毛人凤还请文强吃了顿饭。文强只在程潜那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名让文强担任其副参谋长，负责人事，司法和后勤。程潜本不想让文强去，但文强想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有正式的调令，身为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另外杜单独给他发了个电报，说原参谋长舒适存是原共产党的人，南京和他这边都信不过，去了后实际由文强负责，享受参谋长的待遇。文强想想一下可以统管十六军，算是高升了，也很想去。程潜在他临走前送行时说” 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你去了要准备当俘虏呀”。文强觉得此话很不中听，很不高兴。直到75年特赦后参加一次活动，遇见了程潜的夫人，程潜的夫人告诉他，程潜因为和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说，可惜你当时没听进去。文强听到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试想如果留在程潜处事后随其起义，也不会坐了25年大牢，最后落个妻死子散。文强到达徐总剿总时，济南刚刚失守，文强先参与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一起几乎提前结束淮海战役的小事故。一天，文强随杜聿明从南京乘飞机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飞机就睡着了。但飞了半个多钟头了还没降落，文强感到奇怪，就问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说：已经到过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正飞往济南，准备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杜聿明吼起来：“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驾驶员也慌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文强说：“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强说：估计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能不能飞回南京？文强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马上跟徐州通话！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文强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掉转机头飞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四周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连刘峙的总部里都点着一根根的蜡烛，说是电厂被地下党破坏了，杜聿明很不高兴，说我离开了几天怎么搞成这样！回到徐州后不久，黄百涛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的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共党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１０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杜聿明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中共最后在对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１９４９年１月, 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都全部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共产党认不出来吗？！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都地下，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文强对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到俘虏营的时候，文强说自己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正赶上开饭，当时天气很冷，文强穿的很少直哆嗦，一个炮兵少将见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文强的腿上，另一个工兵少将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给他，还有人给他毛巾和大衣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注意他了。吃完饭后，一个政委找到文强说：你是个什么官呀？文强说：上尉书记官。政委说：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文强说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政委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第二天，政委又来找他，还摆起了水果和香烟，问：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文强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政委拿了一张文强的照片说：你再看看，认不认识呀？文强一看已经被认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政委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晚饭后，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文强站在桌子上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一讲完，解放军把把文强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到屋里去，到了屋里，就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将军来。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文强被俘后，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湾。葛世明是文强在淞沪会战时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学生，当时她举目无亲，文强就让她去后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后来葛就一直在文强家帮他妻子照顾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术时赶上日军空袭，医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钳拉在了肚子里，几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临死前给文强留个了遗嘱，说：儿子由葛世明带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44年文强和葛世明结婚，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这时一个和文强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来，跑到了台湾，对葛说文强在山东。她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就到山东关押文强的地方想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妈家。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当年文强跟朱德到四川时，文强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两人很熟悉，陈毅就说：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曾是我们的同志，后来受了委屈离开了，但不是坏人，现在人们都往台湾香港跑，她能回来，很好。”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文强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又开始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资全部取消，工作变为在学校清扫厕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据文强的儿子文贯中回忆：一次文强在监狱里交代说他家里有十几把枪，当时文强并不知道她们母子已经回到大陆。马上公安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可那些枪早就没了，只有结婚时文强送给母亲的一把勃郎宁牌小手枪，是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给文强的，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很漂亮。母亲一直留着当做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现在没办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问其它枪的下落，母亲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就判母亲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会报告。邻居也不敢再有来往了，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要她交待历史问题，一次竟然问：象你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文贯中说一次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母亲找到学校，学校竟以他父亲的问题说事，家长又吵上门说反动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当时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学家赔礼道歉。葛世明觉得绝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给孩子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又让孩子们要相互团结，并说奶妈是全家的恩人让他们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她。等孩子们睡着了，他去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往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半夜时被奶妈发现，邻居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当时还有口气，可能还可以抢救过来，但医院当时不敢抢救，说反革命分子自杀属于自绝于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抢救，等得到批准，已经没办法了。葛世明写了一份遗嘱在身边，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奶妈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一切东西，回宁波养老。但奶妈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负担.而文强的大一点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只有四子文贯中因年纪小仍去上学，并且是兄弟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人。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解放军对他们这些高级官员很好，除了自己做饭挑水外，没什么体力劳动，关他们的地方以前是个图书馆，他们可以自由的借书看，管理他们的人姓蒋，留个大胡子，文强就叫他蒋大胡子，一天文强闲的没事对蒋大胡子说：你们打仗行，管理战俘不成，怎么一点规定都没有。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这个，管理战俘应该有什么规定，我们也不知道。文强就施展在军统里学到的东西，写了十几条监规给他，主要是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胡子也都按着执行了。后来文强还教一些管教人员识字，又管墙报，管文艺，文强后来回忆说：感觉当时比在国民党里当参谋长时还忙。在山东过了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７２号。文强对这里很熟悉，在军统北方区时曾来过这，这所监狱是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成立的，开始叫“模范监狱”。后来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关过一些和刑事犯。文强在里面很不高兴，说我们是战俘，不是罪犯，为什么往监狱里送，吵着要见周恩来。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文强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过了几天，监狱又让文强写悔过书，并让其它战犯劝他，说不写过不去。文强就写：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监狱长看了气的够呛，但也没办法，当时的规定是不许打骂，也不能关禁闭，只好发动其他战犯在开会的时候批判他，后来文强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写悔过书，最后也只好由着他了。文强事后曾说，中将军衔里只有他和黄维没写过悔过书。虽然文强不写悔过书，但和黄维不同，黄维是一直拒绝改造，事事对着干。文强除悔过书一项外，其它方面还是很配合改造的。曾被选为学习组长，在杜聿明特赦后，还负责缝纫组的工作。一次缝纫组里做的背心少了几件，肯定被人偷走了。文强是组长，被监狱里查出来肯定脱不了关系，于是让以前他的一个手下，现在和他关在一起的一个姓黄的军统站长去查，此人以前在军统里就是以搞侦察出名，果然没两天就报告说找到偷的人了，东西藏在枕头里。文强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很会做思想工作，就劝那个人说：咱们在监狱里关着，偷了东西也拿不出去，要了也没用，还是主动交上去吧。那个人后来又偷偷放了回去，还很感谢文强。在第二批特赦的时候狱方的推荐名单就已经有文强的名字了，但每次都在最高层审批的时候被刷了下来。后来文强的儿子文贯中问文强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悔过书的原因？文强也不太清楚，只好说：我对国共两边知道的东西太多，又不属于任何国民党这边的任何派系，可能不方便让我出来吧。直到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先后病逝。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75年3月文强在关押了近26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文强被特赦后，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２００元。８３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１９８４年，文强和几个黄埔同学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当时在筹备会上原选举文强为会长，文强说我们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找一个党员当会长，这样可以按党的政策办事，也比较方便。于是改为担任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文强事后管他做的这些事叫蜻蜓点水。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后来得知全家十几口人因为他的原因而死，就一直没敢回去。文强的弟弟、弟媳因为他的原因在土改时被抄家，天天挨打，实在受不了投江而死。他们没有孩子，文强把他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也因没人管而病死。文强的大伯父在唐生智手下做译电室主任。回乡后因家产被抄，又没人敢收留而活活饿死。二叔父曾是毛泽东的同学。跟文强去东北做了兵工厂稽查处处长的上校处长，回乡后在镇反中被枪毙，其妻后自杀。连文强在程潜处时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也在镇反中被全部枪毙。文强家的祖坟则被全部被挖掉了。84年，湖南政府请这些湖南籍的国民党将领回家乡看看，特意派湖南省的政协主席亲自去请，但谁也请不动。因为湖南镇反时杀的人很多，这些人家里少说的都死了三四口人，都觉得没脸回去。这个主席是程潜的侄子，和文强以前就认识，就找到文强求到帮忙，说这些人不回去是湖南的耻辱，并答应所有费用由省政府承担。文强的长子当时在湖南当县干部，文强想给子孙留个后路，就同意了，并动员十个人一起去，包括黄维，宋希濂等人，由文强带队。到达长沙时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安排人陪同他们参观，玩了十几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万。事后省政府请文强讲话，并请了电视台来录音录像。原以为文强会说说家乡变化巨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套话，没想到文强上来就讲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邓小平我是很拥护的，邓小平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中国历史上政党斗争采取的是敌对手段，国民党采取敌对手段，共产党也采取敌对手段，以后，像这样扫除封建不要历史的事情，不能再干了。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现在你们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到。文强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他大儿子悄悄跟他说：你在那里讲，我紧张的混身冒汗哪。文强讲完后，省委书记毛致用总结发言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85年文强无意间同在美国的原下属蒋志云联系上了，蒋当时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写信邀请他去美国玩。文强找到了邓颖超说想去美国看看，在邓颖超的安排下，经公安部特批，文强于9月前往美国旧金山。到达美国时，蒋志云带全家去接他。文强的堂弟文中侠也特意从台湾赶了过来。文强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文中侠说：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总统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文强在美国住了一百多天，80岁大寿也是在美国过的。蒋纬国特意让人送了1000美金做为寿礼。蒋志云放大了一张文强45年升中将那天照的戎装照送给他。文强很高兴，一直挂在家里直到去世。文强临回大陆前，蒋志云忽然说，欢迎文强到台湾去，说在台湾文强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去台湾领这笔钱。文强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在大陆坐牢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受了不少罪，应该给你钱。”文强很有意思，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正和老婆闹离婚（特赦后新找到的一个），如果拿了要分一半给她。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文强又想了一晚上，觉得拿了这笔钱，在大陆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邓颖超了。第二天对蒋志云说：”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大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89年风波，开枪后四子文贯中在美国曾打电话问文强是否安全，文强说自己没什么不安全的，只是搞不明白共产党是靠搞学生运动起家的，怎么最后自己反而驾驭不了，搞成了这个样子。２００１年１月政协举行了一个５６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由文强致闭幕词，并给文强一个世纪老人的称号，文强很高兴。会后一家报纸采访文强，问：“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文强回答道： “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４点３０分，文强在北京去世，终年９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