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驯猪”高手 唐朝其实是人间地狱

李世民是“驯猪”高手 唐朝其实是人间地狱

评价一个时期是否为“盛世”，应该以“民生”为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脱胎换骨，中国文化才有救，中华民族才有救。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就是抢劫。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民主”，只适应封建帝制。归根结底，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除了皇帝拥有自由外，其余都是家奴。


李渊、李世民不是中国人，并且因投靠突厥沦为了。唐朝不合正统，是非法的伪政权。李世民地痞头目出身，杀兄逼父，大逆不道，“贞观之治”是虚假的。李世民统治国家，采取“窝里斗”、“狗咬狗”、“掺沙子”等手段，把百姓治理成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可谓驾驭下属的十字诀“分权，内斗，奖惩，换届，不测”。

唐朝官贪税重，是人间地狱，有一半人口逃亡，许多人把自己搞成残疾人。《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不如有盗臣。”唐玄宗是吸血鬼，重用经济能人，像王安石一样搜刮民脂民膏，搞得百姓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开元年间，两极分化，杀贫济富，黑社会与官府勾结，权力不受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免税，而穷困户反而却承担着国家的各种税收。

李世民是驯猪高手

李世民能力非凡，二十岁起兵造反，二十九岁杀兄逼父即皇帝位，驾驭群臣，统治天下，开土拓疆，称雄国际，确实古来少有。

李渊造反抢得隋朝天下，与刘邦、朱元璋等得天下迥然不同。李渊出身贵族，造反前已有声望与权威，“创业”过程中并未产生多个“中心”及“巨头”，造反军内威势依次呈等差秩序递减。

刘邦、朱元璋则不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干将们几乎个个都能独当一面，由此形成了多个“中心”。他们有做皇帝的能力与野心，随时可能另立“中央”。刘邦、朱元璋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一杀掉功臣。

李渊坐江山后，只有儿子李世民有野心，所以不需大肆杀戮功臣。在“创业”过程中，李渊“拨乱反正”，一改隋朝吝啬官爵的作风，随手送人银两，随手送人官勋，搞得天下州县数及官僚的编制比隋朝多了一倍。

李渊时，官吏多是隋朝旧吏，他们只是披上新“服服”而已。所以，李渊在位时，政治非常腐败。执政者敲诈勒索，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譬如李密投降唐朝，入居长安后，执政者找他索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入流”（古称进入官场为入流）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子子孙孙。譬如在唐，吏部一把手的儿子在兵部混“一碗饭吃”，兵部一把手的儿子在户部混“一碗饭吃”，户部一把手的儿子在吏部混“一碗饭吃”，交叉混一碗饭吃。

古代实行“荫袭”制度，父亲死了，儿子接班。老子做到厅长，儿子“接班”可做一个处长。晚唐宰相李逢吉的儿子李德裕，厌恶科举制度，就以老子的权势“接班”（类似于田径接力赛跑中的“接棒”）“入流”，最终也做到了宰相。

因此，李渊的政治“遗产”并不好继承。

掺沙子、窝里斗

李世民有驭臣（驯猪）十字诀：分权，内斗，奖惩，换届，不测。

李世民擅长“掺沙子”，奸忠、贵贱并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像割韭菜一样不断“换届”。他鼓励臣僚狗咬狗，窝里斗，相互监察、告讦，美其名曰“谏诤”。

在一流的驯猪能手看来，“掺沙子”是“分权”，“谏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内斗”。

第一个就是“换届”，割韭菜，清洗前任皇帝的亲信。

秦王府旧党，大都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去，掌控各部门实权，并牢牢地抓住兵权。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杜如晦任兵部尚书，房玄龄任中书令，高士廉任侍中，等等。

李渊的亲信，属既得利益小圈子。李世民赶猪一样驱逐他们，砸掉其铁饭碗，裁减天下州县及官吏编制。譬如，李世民把裴寂贬到岭南，免去宇文士及、陈叔达的相位。

魏征、王珪，原系李建成的走狗，投降过来后，被委任为谏议大夫，负责监察、弹劾之类。秦王府旧党对魏征、王珪之流心存顾虑，怀有敌对情绪，担忧他们会报仇，害怕他们被重用分散自己权利，因而不断排挤他们。而魏征、王珪之流，就死死盯住秦王府旧党，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报告李世民，邀功求宠。由此，两派产生矛盾冲突，李世民从中渔利。

627年正月，李世民下令，从今往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的，入内阁议事，谏官、史官必须随从在后，把他们的言行一一记录在案，以便随时弹劾。这一招颇厉害，吓得群臣不敢乱讲话，一旦说话，就有人记录在案，随时可翻出来秋后算帐，时刻担心背后有眼睛，隔墙有耳朵。

在隋朝，州县犯有“十恶”者，御史可参劾刺史。王船山揣测说，此“游戏规则”可能是隋末苏威创立的。士民犯有“十恶”，可参劾刺史。刺史害怕参劾，只好互相掩蔽，放纵罪犯，甚至贿赂御史。实际操作中，正如反腐败一样，它又异化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640年，李世民废除了这一“游戏规则”。

李世民担忧宰相专权，于是实行多相制，议事开联席会议，相互制衡，搞窝里斗，搞“民主”表决。宰相不搞终身制，时而贬为地方官，时而贬为京官，时而复为宰相，“沉浮”永无“规律”可言，变幻莫测。

萧瑀灵牙利齿，擅长辩驳，每次出席宰相联席会议，都把同事批驳得哑口无言。房玄龄、魏征、温彦博偶尔有小过错，萧瑀“一个都不饶恕”，统统参劾。李靖异常狡诈，被提拔为宰相后，在会议上则沉默不语，不敢掺沙子，总是“投弃权票”。

有的官员没担任宰相实职，以“参豫政事”名义出席宰相联席会议，享受宰相的事权，可谓位贱而权重，起到掺沙子的妙用。

唐朝中央政府分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是政令的执行机构，下辖六部，即户部、工部、礼部、吏部、兵部。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因李世民担任尚书令，以后不再设尚书令，直接以左右仆射为长官，是宰相之一。中书省负责制定政令，对外发布文告。门下省负责审查、批驳中书省制定的政令是否合法。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均是宰相。

三省之外，还有御史台、九寺、五监。其中，御史台负责监察，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检察院。

李世民初年，中书、门下两省官员结成一个党派，串通一气，同声相应。628年四月，李世民气愤地说，你们一团和气，不斗争行吗？我何必选择人才？房玄龄吓得屎尿直流，赶紧磕头。

于是，李世民下令，凡是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由中书侍郎、中书令集体会审，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进行驳正。

中书省官员开联席会议，人人提出动议，并署名于会议纪要上，宰相则在会议上综合考虑各方提议，作出最终决策，然后对外发布敇旨。敇旨对外公布后，门下省的官员则又开联席会议，驳正中书省的制定的敇旨。这样一来，中书、门下两省各自带领下属相互攻击，各树山头，党同伐异，斗争不息。

王船山还批判唐朝政体设计不合理，各机构各帅下属，各庇其事，各炫其长，各匿其短，相互狗咬狗，行政效率低下。

一次，杜淹帮李世民想出一毒招，由御史审查各机构的文案。封德彝反对说，此议一旦执行，则太为烦碎，疯狗子乱咬，人人自疑，个个结仇。

正是因为三省六部相互狗咬狗，李世民才能睡一个好觉。

从某种意义来说，宰相联席会议、三省六部制有点类似于“民主”了。中国人喜欢结党营私，于是，实力派们各树山头，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大家为了“公平竞争”，搞“民主”投票，就看谁的山头大，谁的圈子里人多，谁就得票多。由此而来，“民主”成了投票工具。谁说不是“民主”？大家都在投票表决！

李世民时的政局，就是这种“民主”把戏。房玄龄、长孙无忌、马周、刘洎都结党营私，树山头，搞圈子。魏征喜欢趋炎附势，和稀泥，搞平衡，在各个圈子里钻来钻去，是各大山头领袖拉拢的对象。

古人搞党派，正如金庸在武侠小说里讲的，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崆峒派，华山派。他们各自占领一个山头，自封掌门人，都想当武林盟主，还传宗接代，叫徒子徒孙把本门功夫发扬光大。

关陇集团是唐朝的既得利益小圈子，李世民担心事久生变，宠极生奸，并不信任他们，所以不断提拔、重用贫贱之士，使之结成敌对党派。譬如马周、李义府之流，出身寒微，世代卑下，李世民就赏识他们来牵制关陇集团。马周的妻子是卖蒸饼的老妈子，她比《红楼梦》里的刘姥姥精明一万倍，更比《水浒传》、《金瓶梅》里卖饼的武大郎有天壤之别。她介绍丈夫结识大将常何。虽然常何是文盲，但因在玄武门兵变中立功，成为李世民的大“红人”。马周再由常何推荐，就“通天”见到了李世民。李义府完全是靠马周、刘洎的传帮带，才得以脱颖而出的。

奸佞小人往往不仁不义，有奶便是娘，正如狗看见屎就吃。只要扔下几根骨头，就能驾驭小人。小人擅长办事，腐败有能，掺杂在“清官”之间，也能干点活。封德彝、宇文士及等是“奸人”，妙笔生花，阿谀奉承，也有能力，所以受到重用。因此，627年，有人上书，请李世民赶走“佞臣”，被拒绝。

号称“清廉”的官吏，掺杂在小人之间，往往能监察到小人的不轨，及时报告上级。“清官”愤世嫉俗，标榜“正义”，还能“教化”小人。一旦“清官”图谋不轨，则又有小人告密。二者相互牵制，狗咬狗。

一次，李世民与魏征议论“明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两派都向皇帝表忠，自夸长处，拼命地揭露对方的短处。李世民则汇集各方材料，可足不出户窥测到手下的真实状况。

正如中国的文人，喜欢自吹自擂，贬低异己，损人阴私。如果研究某人生平事迹，专看其人的敌人的文章，就可了解到相对的真相。狗咬狗是相对真实的，所以说，李世民喜欢“兼听”。

一次，房玄龄、王珪主持内外官僚的考核和升迁。权万纪就揭发房玄龄、王珪营私舞弊，魏征则出面为房、王“辩诬”。李靖击败东突厥，私吞战利品，还纵容部下抢劫突厥珍宝，就被萧瑀参劾。李世民故意笼络李靖，声称有人陷害他，挑拨二人的矛盾，并赏赐他二千匹绢帛。侯君集击破高昌，私侵珍宝，还未能禁止将士盗窃，被有司参劾。

权万纪、李仁发，都以揭发“同事”的阴私，倍受李世民宠信，搞得朝廷大臣人人自疑、愤怒不已。为此，魏征大肆攻击权万纪是“小人”。有意思的是，李世民认为权万纪是“刚直之士”，疾恶如仇。

636年，李世民见群臣被他鼓励相互告讦这一招吓怕了，当众宣布以后再有专门揭发异己阴私的大臣，当作“谗人”来惩罚。

像萧瑀这样的人，“性狷介”，今天指责这个，明天指责那个，与同僚多不合，一会儿说房玄龄结党营私，“执权胶固”，一会儿说要出家做和尚，搞得“同事”们人心惶惶。

但李世民偏偏重用萧瑀来做宰相，还赐有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相许，认为他善恶分明，忠直前所未有，又告诫他不要太认真，“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魏征吹捧李世民说：“萧瑀是众矢之的，人人视他为眼中钉，只有陛下知他忠劲，如果没有遇到圣明之君，恐怕脑袋早就搬家了！”

古人一旦“成功”起来，就会狂妄自大，鄙视、侮辱位卑言轻的人，妄图“卡”“拉”（先卡你，你退却，再拉你，再OK，即敲诈勒索，也称“卡拉OK”）他们，搜刮回升官行贿的本钱。“后进”被“先进”敲诈勒索，当“后进”升级为“先进”后，垄断既得利益，再去“报仇”，“卡”“拉”新“后进”。一代又一代，“仇恨”绵绵，“卡”“拉”不断，“炫耀”、“侮辱”万世相传。

李世民十分熟悉“卡”“拉”，所以挑拨“先进”、“后进”斗争，怀疑重臣而相信贱臣。重臣不仅“卡”“拉”贱臣，还为体验“成功”的快感，故意鄙视乃至侮辱贱臣。贱臣削尖脑袋去钻营，被“卡”“拉”或侮辱后，第一想到的就是“报仇”，他会向李世民告状。

640年十二月，魏征批评李世民说，皇帝怀疑重臣，信任贱臣。重臣偶然有小罪，皇帝故意怒骂不止。贱臣们像狗仔队一样专门死盯重臣，一旦他们有“细过”，则马上“舞文弄法”，以其行为与法律条文比照，列举出违法事实与法律解释，请李世民“正法”。

南北朝时，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造成士族垄断官场，有的士大夫坐至公卿。李世民重视科举制，以考试选拔人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山东豪杰”多重视门第阀阅，李世民则命高士廉修《氏族志》，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山东崔姓为第三等。于是，“山东豪杰”讥讽《氏族志》为“勋格”。李世民还下令禁止五大望姓互为婚姻，逐渐削弱其势力。但因魏征、房玄龄、李勣等人与“山东豪杰”互为婚姻，所以，“山东豪杰”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

李世民大肆提拔“山东”寒族掺沙子，使之与关陇集团并进，起到抑制“山东豪杰”和牵制关陇集团的作用。有人说，李世民为制约既得利益集团，乃至培植新的“门阀”（党派），利用它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互斗争。

据汪篯教授的研究，李世民时的二十八个宰相中，山东寒族占了一半，十一人，譬如高士廉、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关陇集团出身的有六人，譬如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等。来自南朝系统的有五人，岑文本、刘洎、王珪、褚遂良、许敬宗等。

“山东”寒族占到十一人，主要起掺沙子的作用，抑制和平衡强势集团。到了晚年，李世民来一次“换届”，逐渐排挤寒族势力，防止其一派独盛而尾大不掉。于是，岑文本吓死。刘洎自杀。646年，张亮涉嫌谋反被杀。648年，马周病死。崔仁师遭流放。

士族一般鄙视寒族，而寒族受辱就会报仇。李世民提拔寒族掺进士族中，也利用了这一点。《旧唐书·韦挺传》说，关中望姓韦挺刚刚担任大夫时，马周已为监察御史，但韦挺认为马周出身寒族，对他不行礼，鄙视他。

644年，“掺沙子”党派的一线领袖刘洎、岑文本、马周三人升任宰相。岑文本回家忧心忡忡，母亲询问缘故，他说：“非勋非旧，侥幸得到不应当得到的恩宠，位高责重，所以忧虑恐惧。”亲戚朋友前来祝贺，岑文本说：“如今只受慰问，不受庆贺。”岑文本有自知之明，“非勋非旧”，他不是皇帝功狗、故旧，只是“掺沙子”而已。作为“掺沙子”的，不被李世民杀死，就会遭敌对派害死。果然不出所料，马周病死，刘洎赐死，岑文本吓死。

在帝王看来，驾驭手下，必须“换届”，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永无止息。而世人贪名贪利，如同飞蛾扑火，一批死了，又一批来了，前赴后继，没完没尽。白居易说得好：“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然，“飞蛾扑火”有利于秩序永久性的稳定。总得给那些没饭吃的人一个饭碗，一旦他们被打压久了图谋造反，岂不是反而坏了大事？李世民深知这一点。

正如一个新修的池塘，各种生物保持着稳定的涨落秩序，但几年之后，水涨水落，杂草丛生，淤泥堆积，因循日久，会引发弊病，某一生物恶性繁殖，堤防或出漏洞，或坍塌，会进入“失序”状态。所以，这一池塘的生物必须“换届”，重新来一次革命清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清洗一下池塘。

弱势“入流”后，逐渐变为既得利益份子，从而垄断既得利益，扼杀后进或异己，导致社会胶固无序。

因此，大凡政治高手，都会八、九年来一次“清洗”。不然的话，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利，会引发弱势群体造反。

627年，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入流”之门，搞“卡拉”，官吏的考核与选拔大多造假，“诈冒荫资”。李世民发现后，勒令限期自首，不自首者死罪。不久，有诈冒者被揭发。但李世民又不敢得罪权贵，真正派人去“执法”。

637年，李世民见已有十多年没革命了，准备来一次清洗，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子孙“世袭”地方刺史，实际上是砸掉功臣们的“铁饭碗”，挪出空缺，提拔后进，整顿“池塘”生物系统。长孙无忌等都不敢离京赴任，纷纷上书反对。李世民被迫下令停止世封刺史一事。

640年九月，萧瑀向李世民告发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中书省、门下省）结为帮派，把持既得利益，异己插不进针，“执权胶固”，有序沦为无序。池塘里唯有房玄龄这一种毒草恶性繁殖，搞得其他生物一一死亡。

可见，各树山头，结党营私，是艾滋病，是古代官场的特色。

“换届”，正如时下的某些企业，三个月招工一次，试用期三个月。雇佣工妄想有“正式编制”，拼命劳作，献计输能，但三个月之后，还是被辞退了。三个月一批，一批又一批，老板们确实节约了成本。

中晚唐时期，皇帝重用进士出身的文人，因循积弊，结果造成进士集团结党营私，垄断既得利益。像黄巢这样的贩卖私盐的走私犯，数次考试都不中进士，对凡是进士出身的人恨之入骨。黄巢造反后，见了出身进士的官僚就杀。但黄巢不杀儒生，有童谣说：“肉师遇儒生必覆。”

“肉师”是指黄巢的造反军吃人肉。黄巢造反军缺少粮食，就吃人肉，还常用盐淹制人腊肉随军。唐军经常抓捕逃入山林的百姓卖给黄巢，作为军粮。

李自成的干将牛金星，举人出身，也和黄巢一样久不中进士，看见进士就杀，但不杀举人。

因此，英明的皇帝应当不断搞革命清洗，八、九年来一次“换届”，割既得利益集团的韭菜，给像黄巢一样的人一个饭碗。

不管是帝王治理天下，还是老板管理企业，必须使用两大法宝：惩罚与奖励。

李世民比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要聪明一万倍，他早就知道，法院的杀人红色布告与杀人刑场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人们还常说，杀鸡给猴看。法国大革命时，激进派就认为，鲜血能浇灌出正义与公正。一点也不假！

645年，沧州刺史席辩贪赃枉法。李世民召集各地“朝集使”（由刺史、都督等组成，每年向中央运送当地土贡特产）“观赏”执行席辩死刑的过程。这一杀人的血腥场面，对官吏的“教育”意义非常大。它告诉人，不听话，违法的，就是这种下场。

对于某些隋朝旧臣，李世民大都以违反“三纲五常”为由，一一对他们加以贬斥。而对于忠于隋朝、唐朝的，则一一加以任用。

李世民主宰“沉浮”，还有一个法宝，即优待重臣与京官。在当时，地方官入朝为京官，被人称赞为“登仙”。于是，人们以京官为荣，地方官为耻。有荣的，给以耻。有耻的，给以荣。京官与地方官相互调动，一荣一耻，一耻一荣，变幻无常。于是，谁想做重臣、京官，谁就得效忠李世民，努力干活，树功邀宠。

不料，李世民擅长玩“不测”的把戏，从不按“规则”出牌，搞得他们每日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生怕一有闪失，掉了饭碗和脑袋。

实际上，“不测”必须要不做声，一刀杀过去，直截了当。不能像狗一样叫过不停，而不去咬人，别人就不会害怕你。白天说话，到了晚上就变卦了。刚刚签定协议书，过一会儿就打架，不承认约定了。凡事心狠手辣，先下手为强，谈判搞讹诈。如此“不测”，谁都深感不安，怕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