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冰（伦敦）
当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中国受到礼遇并获巨额商务订单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否意识到其对华政策有点失算？她的“价值观外交”香水味是否太浓了点？
默克尔出任总理时，德国媒体都称她为“德国小姐”。不仅因为她是第一个女总理，而且是与反对党组成大联盟政府，因而在政治上是“苗条”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联合执政，在于默克尔提出的提升联邦政府在全国经济协调上的快速决定能力、改革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相近。但在外交上，人们普遍认为她能发挥的余地并不大，所以有“默克尔政府但无默克尔政策”之说。
默克尔这两年在内政上解决一些难题后，正着手在外交上有所创新，从而向施罗德时代彻底告别。施罗德的外交路线可归纳为聚焦中俄、强化欧盟、独立于美国，而默克尔除了不得不保持欧盟政策外，采取亲美疏俄、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策略。在基督教联盟党提出的“新亚洲战略”中声称，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德国必须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两国是“强烈竞争关系“，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洲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价值观外交不合时宜
默克尔的外交新政很可能失算，因为其出发点是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外交”，即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这是冷战时期最流行的处理国际政治的方法，柏林墙倒塌后仍有一些国家尝试着，但多以失败告终。
布什刚出任总统后采取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其实是价值观外交的一个变种，“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基本上是按美国价值观给出的标签。在对华政策上，布什总统就任后将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坚决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在人权领域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因此美国抬日本压中国，亲台北远北京，申明大陆动武美将坚决助台防卫，不能“牺牲民主台湾的利益”。
这一政策随着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而开始变化，布什政府最终改弦更张，把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很现实的“利益相关者”。布什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国际体系要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
日本也曾对中国实行价值观外交，小泉时代的对华政策中逐步增加意识形态砝码，在双边和多边交往中打“民主自由牌”、“人权牌”，使中日关系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激怒了中国人，最终危害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小泉下台的原因之一。
安倍就任首相后，开始进行“破冰之旅”，恢复和中国的正常交往。福田担任首相后，已决定摈弃价值观外交。今年出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再把“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列入其中。“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现在德国执政党重新拾拣已在美国和日本试验失败的价值观外交，实在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中国现在正加快民主政治改革，进行法治社会建设，探索实现自由、保障人权的中国化方式。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默克尔不该忘记，东、西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融合至今未完成。
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极大地伤害着中国人的感情。在欧洲各国中，中国人对德国印象最好。不仅德国产品靠得住，质量可信，更重要的是德国对待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1985年5月8日德国纪念投降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把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应当看作解放的日子；1995年柯尔总理继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德国历届领导人的这一系列政治姿态，在中国传为美谈，加深了对德国的好感，使得中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格外通畅。
到2004年，德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中国已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成就，与中德两国过去所坚守的务实外交有关，更与中国人对德国的普遍好感紧密联系。
默克尔把中国视为“强烈竞争关系”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怎么比布什刚上台时的“竞争对手”还要极端。更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是，默克尔生长在和中国政治背景相似的原东德，应当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艰难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怎么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比老牌民主国家生长的政治家更激进？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民众的心理而明确表现出亲美疏华的倾向，并且在北京就会见达赖而提出抗议后仍强硬表示她是德国总理，想见谁就见谁，必然会让中国人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够朋友”，进而微妙地影响中国对德在经贸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和互助。
影响德国在华利益
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调整，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目前经济大多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技术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西方普通人的就业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而新崛起国家的产品却大量涌入。一些政治家们为迎合民意，总要把中国等国作为批评和制衡标靶，作为平息民怨的“便携式武器”。
但是在政府层面，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还是显示了相当的理性和谨慎，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没有像德国一样在价值观上做制衡文章。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虽然也有亲美倾向，有“与过去决裂”的宣言，但并没有对中国采取疏离政策，而是本着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中法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在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因此在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中，他为法国企业赢得几百亿欧元的巨额订单。
相比之下，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显得失算，并已开始产生严重后果。在中国取消德中人权与法制对话、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后，又取消了德中财长会晤，计划明年启动的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工作已经中止。原本随同德国财长出访的银行、投资机构等的高层代表无法成行，对德国经济界无疑是一大打击。他们可能在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被别的国家拿走了，中国寻找其他替代者是件很容易的事。
默克尔失算的还在于对华政策处理不当将影响其总理宝座的稳固性，使得其本来就难以控制的执政大联盟关系更加恶化。两年前默克尔出任总理时，反对党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因为她的内政策略比较可行，但并不赞同其外交政策。
现在好了，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外长施泰因迈尔（社民党）已公开批评默克尔“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中德关系继续冷谈下去，还会影响欧盟的团结，甚至成为默克尔下台的导火线。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当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中国受到礼遇并获巨额商务订单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否意识到其对华政策有点失算？她的“价值观外交”香水味是否太浓了点？
默克尔出任总理时，德国媒体都称她为“德国小姐”。不仅因为她是第一个女总理，而且是与反对党组成大联盟政府，因而在政治上是“苗条”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联合执政，在于默克尔提出的提升联邦政府在全国经济协调上的快速决定能力、改革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相近。但在外交上，人们普遍认为她能发挥的余地并不大，所以有“默克尔政府但无默克尔政策”之说。
默克尔这两年在内政上解决一些难题后，正着手在外交上有所创新，从而向施罗德时代彻底告别。施罗德的外交路线可归纳为聚焦中俄、强化欧盟、独立于美国，而默克尔除了不得不保持欧盟政策外，采取亲美疏俄、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策略。在基督教联盟党提出的“新亚洲战略”中声称，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德国必须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两国是“强烈竞争关系“，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洲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价值观外交不合时宜
默克尔的外交新政很可能失算，因为其出发点是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外交”，即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这是冷战时期最流行的处理国际政治的方法，柏林墙倒塌后仍有一些国家尝试着，但多以失败告终。
布什刚出任总统后采取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其实是价值观外交的一个变种，“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基本上是按美国价值观给出的标签。在对华政策上，布什总统就任后将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坚决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在人权领域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因此美国抬日本压中国，亲台北远北京，申明大陆动武美将坚决助台防卫，不能“牺牲民主台湾的利益”。
这一政策随着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而开始变化，布什政府最终改弦更张，把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很现实的“利益相关者”。布什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国际体系要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
日本也曾对中国实行价值观外交，小泉时代的对华政策中逐步增加意识形态砝码，在双边和多边交往中打“民主自由牌”、“人权牌”，使中日关系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激怒了中国人，最终危害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小泉下台的原因之一。
安倍就任首相后，开始进行“破冰之旅”，恢复和中国的正常交往。福田担任首相后，已决定摈弃价值观外交。今年出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再把“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列入其中。“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现在德国执政党重新拾拣已在美国和日本试验失败的价值观外交，实在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中国现在正加快民主政治改革，进行法治社会建设，探索实现自由、保障人权的中国化方式。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默克尔不该忘记，东、西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融合至今未完成。
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极大地伤害着中国人的感情。在欧洲各国中，中国人对德国印象最好。不仅德国产品靠得住，质量可信，更重要的是德国对待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1985年5月8日德国纪念投降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把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应当看作解放的日子；1995年柯尔总理继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德国历届领导人的这一系列政治姿态，在中国传为美谈，加深了对德国的好感，使得中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格外通畅。
到2004年，德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中国已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成就，与中德两国过去所坚守的务实外交有关，更与中国人对德国的普遍好感紧密联系。
默克尔把中国视为“强烈竞争关系”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怎么比布什刚上台时的“竞争对手”还要极端。更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是，默克尔生长在和中国政治背景相似的原东德，应当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艰难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怎么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比老牌民主国家生长的政治家更激进？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民众的心理而明确表现出亲美疏华的倾向，并且在北京就会见达赖而提出抗议后仍强硬表示她是德国总理，想见谁就见谁，必然会让中国人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够朋友”，进而微妙地影响中国对德在经贸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和互助。
影响德国在华利益
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调整，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目前经济大多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技术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西方普通人的就业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而新崛起国家的产品却大量涌入。一些政治家们为迎合民意，总要把中国等国作为批评和制衡标靶，作为平息民怨的“便携式武器”。
但是在政府层面，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还是显示了相当的理性和谨慎，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没有像德国一样在价值观上做制衡文章。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虽然也有亲美倾向，有“与过去决裂”的宣言，但并没有对中国采取疏离政策，而是本着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中法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在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因此在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中，他为法国企业赢得几百亿欧元的巨额订单。
相比之下，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显得失算，并已开始产生严重后果。在中国取消德中人权与法制对话、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后，又取消了德中财长会晤，计划明年启动的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工作已经中止。原本随同德国财长出访的银行、投资机构等的高层代表无法成行，对德国经济界无疑是一大打击。他们可能在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被别的国家拿走了，中国寻找其他替代者是件很容易的事。
默克尔失算的还在于对华政策处理不当将影响其总理宝座的稳固性，使得其本来就难以控制的执政大联盟关系更加恶化。两年前默克尔出任总理时，反对党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因为她的内政策略比较可行，但并不赞同其外交政策。
现在好了，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外长施泰因迈尔（社民党）已公开批评默克尔“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中德关系继续冷谈下去，还会影响欧盟的团结，甚至成为默克尔下台的导火线。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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