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便飞向太空。这一自主创新的重大科技突破，不仅再次显示了中国求存图强的决心和能力，而且还将使之更加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十七大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呼吁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现在这面旗帜正随着“嫦娥一号”在太空上飘扬。
“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原本都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理想，但由于过去被过分滥用、歪曲和玷污，以至于失去了本身的内涵，变成了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甚至被轻蔑地当作政治笑话。因此，虽然胡锦涛此次把这两个概念置于政治报告的标题之中，但大多数人恐怕还是熟视无睹，不会有眼前一亮的新鲜感。
容纳无限可能的政治符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源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遇到多重阻力的80年代中期，其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无谓的争论，挣脱各种政治教条的羁绊；其二是要向世人宣告，中国不会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道路。
20多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虽然中国一直在摸索中前行，但至今为止所走的道路不仅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还为恐怖气氛笼罩下的21世纪初叶，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依然存有分歧，但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第一优先目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现在，胡锦涛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也有国内和国际背景。其一，在收获了近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丰硕成果之后，那些被长期忽视的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能继续回避的时候；其二，在全面研究了世界上成功的发展模式之后，中国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自信，因为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都不可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模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何谓“中国特色”？何谓“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报告中，这两个问题都没有预设的固定答案，但却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那就是“全面发展、公平正义”。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和公平正义，任何先进的文明成果、任何有效的管理方式都可兼收并蓄。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开放、弹性极大的政治符号。在这个符号的下面，可以容纳无限的想象与可能，可以填入任何有益而无害的内容。
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被高调提出，意味着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建设的初期目标之后，正考虑在更高的台阶上尝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不只在经济领域舞刀弄枪，还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地带做一些务实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探索。
走自己道路的自信
这就回到了体制创新的根本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来的新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并非是因为管理者不想防止，而是因为缺乏防止这些问题的机制；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非是领导者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的“工具箱”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此，摆在胡锦涛乃至下一代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不只是要继续保持经济欣欣向荣的局面，而且更要为杂难疑症集于一身的现有体制，找到一个“安全出口”。否则，中国在“全面发展”上就难有创新，在“公平正义”上就难有突破。
但是，现有体制的“安全出口”究竟何在？从清末以来直到今天，一些当政者和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求成，强国富民心切，因此都希望找到经济暴发、民主速成的捷径。在这种心态之下，“模仿”或“全盘西化”便成为最方便的选择。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模仿欧美或者局部西化的政策，确实为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些活力，带来了不少进步。特别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无不是从引进和模仿开始。
既然经济上的模仿可以暴发，为何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不可以模仿而速成？这是一个已经老掉牙的问题，若要试图回答，就很难避开“毫无新意”的老生常谈。也许可以这么说，模仿不是坏事，但模仿本身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
中国应该模仿什么体制？当前，欧美发达国家之间正在争论彼此制度的优劣，有些更在深刻地自我反思。冷战结束之时，西方国家因为看到苏联的垮台，而对自身的体制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优越感。而至今为止，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确实都是成功的。但是，为何欧美国家自己现在却有制度之争？为何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深入挖掘西方体制中的种种重大缺陷？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体制本身也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二是自从世界主流体系中增加了中国这个因素之后，欧美人发现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开始流失，所以就本能地从自身体制中寻找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快速进步的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观照自己的参照物。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不成体统”，但其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和趋势，不能说与这个体制毫无关系。可是，这又该如何解释？
经过持续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现在的中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既要看到西方体制中的优秀特质，又要看到自身拥有的潜力与优势，摒弃各种激进、盲目和幼稚的“制度崇拜”。只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原本都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理想，但由于过去被过分滥用、歪曲和玷污，以至于失去了本身的内涵，变成了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甚至被轻蔑地当作政治笑话。因此，虽然胡锦涛此次把这两个概念置于政治报告的标题之中，但大多数人恐怕还是熟视无睹，不会有眼前一亮的新鲜感。
容纳无限可能的政治符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源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遇到多重阻力的80年代中期，其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无谓的争论，挣脱各种政治教条的羁绊；其二是要向世人宣告，中国不会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道路。
20多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虽然中国一直在摸索中前行，但至今为止所走的道路不仅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还为恐怖气氛笼罩下的21世纪初叶，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依然存有分歧，但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第一优先目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现在，胡锦涛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也有国内和国际背景。其一，在收获了近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丰硕成果之后，那些被长期忽视的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能继续回避的时候；其二，在全面研究了世界上成功的发展模式之后，中国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自信，因为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都不可能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模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何谓“中国特色”？何谓“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报告中，这两个问题都没有预设的固定答案，但却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那就是“全面发展、公平正义”。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和公平正义，任何先进的文明成果、任何有效的管理方式都可兼收并蓄。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开放、弹性极大的政治符号。在这个符号的下面，可以容纳无限的想象与可能，可以填入任何有益而无害的内容。
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被高调提出，意味着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建设的初期目标之后，正考虑在更高的台阶上尝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不只在经济领域舞刀弄枪，还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地带做一些务实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探索。
走自己道路的自信
这就回到了体制创新的根本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来的新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并非是因为管理者不想防止，而是因为缺乏防止这些问题的机制；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非是领导者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的“工具箱”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此，摆在胡锦涛乃至下一代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不只是要继续保持经济欣欣向荣的局面，而且更要为杂难疑症集于一身的现有体制，找到一个“安全出口”。否则，中国在“全面发展”上就难有创新，在“公平正义”上就难有突破。
但是，现有体制的“安全出口”究竟何在？从清末以来直到今天，一些当政者和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求成，强国富民心切，因此都希望找到经济暴发、民主速成的捷径。在这种心态之下，“模仿”或“全盘西化”便成为最方便的选择。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模仿欧美或者局部西化的政策，确实为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些活力，带来了不少进步。特别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无不是从引进和模仿开始。
既然经济上的模仿可以暴发，为何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不可以模仿而速成？这是一个已经老掉牙的问题，若要试图回答，就很难避开“毫无新意”的老生常谈。也许可以这么说，模仿不是坏事，但模仿本身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
中国应该模仿什么体制？当前，欧美发达国家之间正在争论彼此制度的优劣，有些更在深刻地自我反思。冷战结束之时，西方国家因为看到苏联的垮台，而对自身的体制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优越感。而至今为止，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确实都是成功的。但是，为何欧美国家自己现在却有制度之争？为何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深入挖掘西方体制中的种种重大缺陷？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体制本身也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二是自从世界主流体系中增加了中国这个因素之后，欧美人发现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开始流失，所以就本能地从自身体制中寻找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快速进步的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观照自己的参照物。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不成体统”，但其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和趋势，不能说与这个体制毫无关系。可是，这又该如何解释？
经过持续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现在的中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既要看到西方体制中的优秀特质，又要看到自身拥有的潜力与优势，摒弃各种激进、盲目和幼稚的“制度崇拜”。只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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