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中国大踏步跨进“改革开放”禁区，义无反顾，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终于得到大丰收，举世瞩目。现在迎接十七大，胡温领导以思想“与时俱进”著称，是对世界舆论最最关心的中国“政治改革”快马加鞭的时刻了。
我们希望的“政治改革”，不是要照西方“民主”依样画葫芦，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推行的“和平演变”毫不相干。这“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必经之路，应该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旋律来开展。说穿了就是两大焦点：一要在体制上保证政府多做好事，少做、甚至不做坏事；二要从下而上，实行直接选举。
宪法至上，政治宽松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认识可算是最透彻的。他看不起西方的“民主”，创造性地提倡“民权”。他把“政治”看成二而一的实体：“政”是“众人之事”，“治”是政府治国。众人应该有“政权”，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监督政府，政府应该有“治权”，就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提倡众人问政与政府治国之间有所分工并不是构筑一道樊篱，而是让两者相辅相成，循规蹈矩地和谐运作。
我们客观地评论当前全世界的政府，政绩优等的不多，新加坡应列首榜。英国与北欧的政府也不错。 美国布什总统第一任内拆了那么大烂污，九一一罪魁奥萨马活的、死的都没见到就进军巴格达，使美国声名狼藉。但他照样赢得大选而连任，使欧洲人嘲笑美国选民为“白痴”。布什第二任内民意支持率一直很低，等于受到公众唾弃，但仍然耀武扬威执政，说明美国政体缺点很大。
中国政府其实蛮不错的，四分之一世纪以百分之九的高速增长，可算世界奇迹。中国最高领导层头脑清醒，对接班人的选择也做到“选贤与能”，提出的口号十分中肯，对“三农”问题抓得及时。可是缺了直接选举，独裁专制的帽子脱不掉，变得有实无名。
加快“政治改革”主要不是为了改善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而是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想。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十六个字值得落实。它们是：“集体领导、宪法至上、政治宽松、自下而上”。
邓、江、胡第二、三、四代领导致力于逐步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四大“权力集中”现象（从社会集中到国家，从政府集中到党，从地方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集中到第一把手个人）。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统治权力有一定的扩散与下放，却出现“天高皇帝远”的推卸责任现象。比方说，中国医疗事业问题一大堆，各级领导也清楚却无锦囊妙计。碰到了芝麻大的麻烦就说：“这事只能胡锦涛解决。”
中国这么庞大复杂，占人类五分之一，要实现“全能政府”理想，必须众志成城，胡锦涛即使像印度教大神那样有三头六臂也搞不好的。“政治改革”首先应该抓的是集体领导、集体负责。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在传媒宣传中隐藏第一把手，不要动不动就引他的讲话，不要每次开会都让他坐主席台中央。只有把个人崇拜、个人作用冲淡了才能调动政府成员集体领导的积极性。
摘掉“专制独裁”的帽子
“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把宪法当作唯一的权威，不容许政府官员的“人”的行为干扰、冲淡、歪曲。美国小学生都学习宪法，任何牵涉到政府或公众事务的纠纷都把宪法捧出来。政府各项措施如果违反宪法都会被法院判决无效。中国上自政府、下至老百姓普遍缺乏这种“宪法意识”，政府官员对上级口吐的每个字都反复推敲，对宪法却不屑一顾。这哪里是“法治”？！
要实现“宪法至上”必须培养成千上万的宪法专家，政府每个部门都必须配备法律顾问，政府每颁布一项新政策、新措施都必须请顾问审核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司法部门必须独立，不受行政部门干扰。中国应该至少平均每千人有一名律师。律师“为民申冤”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也要吸收美国教训：律师善于狡辩、玩弄手段，当律师变成从政捷径（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当前民主党总统主要候选人都是律师出身），不要让律师变成社会政治的蛀虫。
毛泽东1950年代的名言“既要有全国统一意志，又要有个人性情舒畅”，现在十分适用。国际舆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件，多半是对“持异议者”镇压过分。这种镇压既不明智，而且效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说过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当代“国学”精华，应该大大发扬。
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下而上”。以当前的形势来说，这等于把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强加到13亿人头上。这怎么符合“科学发展观”呢？所谓“群众路线”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到今天，这双轨运行并不完善。建立了信访制度以后，中国官员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已居“世界第一”，这也太讽刺了。现在“自下而上”的匿名信普遍就说明社会缺乏自由民主，应该马上花大力纠正。
中国是一党专政，新加坡、日本还有许多国家都是一党执政；英美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最多也不过两党专政，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中国完全有条件实现直接选举而不影响当今党政的顺利运作。有了直接选举，“专制独裁”的帽子就摘掉了。
·文发自芝加哥
我们希望的“政治改革”，不是要照西方“民主”依样画葫芦，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推行的“和平演变”毫不相干。这“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必经之路，应该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旋律来开展。说穿了就是两大焦点：一要在体制上保证政府多做好事，少做、甚至不做坏事；二要从下而上，实行直接选举。
宪法至上，政治宽松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认识可算是最透彻的。他看不起西方的“民主”，创造性地提倡“民权”。他把“政治”看成二而一的实体：“政”是“众人之事”，“治”是政府治国。众人应该有“政权”，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监督政府，政府应该有“治权”，就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提倡众人问政与政府治国之间有所分工并不是构筑一道樊篱，而是让两者相辅相成，循规蹈矩地和谐运作。
我们客观地评论当前全世界的政府，政绩优等的不多，新加坡应列首榜。英国与北欧的政府也不错。 美国布什总统第一任内拆了那么大烂污，九一一罪魁奥萨马活的、死的都没见到就进军巴格达，使美国声名狼藉。但他照样赢得大选而连任，使欧洲人嘲笑美国选民为“白痴”。布什第二任内民意支持率一直很低，等于受到公众唾弃，但仍然耀武扬威执政，说明美国政体缺点很大。
中国政府其实蛮不错的，四分之一世纪以百分之九的高速增长，可算世界奇迹。中国最高领导层头脑清醒，对接班人的选择也做到“选贤与能”，提出的口号十分中肯，对“三农”问题抓得及时。可是缺了直接选举，独裁专制的帽子脱不掉，变得有实无名。
加快“政治改革”主要不是为了改善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而是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想。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十六个字值得落实。它们是：“集体领导、宪法至上、政治宽松、自下而上”。
邓、江、胡第二、三、四代领导致力于逐步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四大“权力集中”现象（从社会集中到国家，从政府集中到党，从地方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集中到第一把手个人）。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统治权力有一定的扩散与下放，却出现“天高皇帝远”的推卸责任现象。比方说，中国医疗事业问题一大堆，各级领导也清楚却无锦囊妙计。碰到了芝麻大的麻烦就说：“这事只能胡锦涛解决。”
中国这么庞大复杂，占人类五分之一，要实现“全能政府”理想，必须众志成城，胡锦涛即使像印度教大神那样有三头六臂也搞不好的。“政治改革”首先应该抓的是集体领导、集体负责。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在传媒宣传中隐藏第一把手，不要动不动就引他的讲话，不要每次开会都让他坐主席台中央。只有把个人崇拜、个人作用冲淡了才能调动政府成员集体领导的积极性。
摘掉“专制独裁”的帽子
“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把宪法当作唯一的权威，不容许政府官员的“人”的行为干扰、冲淡、歪曲。美国小学生都学习宪法，任何牵涉到政府或公众事务的纠纷都把宪法捧出来。政府各项措施如果违反宪法都会被法院判决无效。中国上自政府、下至老百姓普遍缺乏这种“宪法意识”，政府官员对上级口吐的每个字都反复推敲，对宪法却不屑一顾。这哪里是“法治”？！
要实现“宪法至上”必须培养成千上万的宪法专家，政府每个部门都必须配备法律顾问，政府每颁布一项新政策、新措施都必须请顾问审核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司法部门必须独立，不受行政部门干扰。中国应该至少平均每千人有一名律师。律师“为民申冤”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也要吸收美国教训：律师善于狡辩、玩弄手段，当律师变成从政捷径（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当前民主党总统主要候选人都是律师出身），不要让律师变成社会政治的蛀虫。
毛泽东1950年代的名言“既要有全国统一意志，又要有个人性情舒畅”，现在十分适用。国际舆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件，多半是对“持异议者”镇压过分。这种镇压既不明智，而且效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说过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当代“国学”精华，应该大大发扬。
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下而上”。以当前的形势来说，这等于把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强加到13亿人头上。这怎么符合“科学发展观”呢？所谓“群众路线”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到今天，这双轨运行并不完善。建立了信访制度以后，中国官员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已居“世界第一”，这也太讽刺了。现在“自下而上”的匿名信普遍就说明社会缺乏自由民主，应该马上花大力纠正。
中国是一党专政，新加坡、日本还有许多国家都是一党执政；英美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最多也不过两党专政，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中国完全有条件实现直接选举而不影响当今党政的顺利运作。有了直接选举，“专制独裁”的帽子就摘掉了。
·文发自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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