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平
笔者在7月27日发表的《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一文，出乎意料地引起了较多反响。在中国南方某城市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在发言时不约而同地引述了文中的观点。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该文丑化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显然是理解有误。笔者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再做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
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批优秀的企业和公司，因为它们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地扮演着引领和推动的角色。意大利人在15世纪发明的复式分类记账法，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发明，但却把停滞了几千年的原始记帐法推前了一大步，更使国际贸易和远距离投资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复式分类记账，就难有海外企业和海外投资，现代世界也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合股（股份）公司的出现更是如此。16世纪，欧洲企业纷纷向海外拓展，但由于势单力薄，风险极大，所以通过合股的方式向北美和远东等地区扩张，既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又避免了独担风险的结局。在世界文明史上，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继“民族国家”之后，最具深远影响的事态之一。
企业化浪潮改变了国家面貌
在中国，广义上的企业和公司可以上溯到历史纵深处，但现代概念上的企业和公司，从萌芽至今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各类企业和公司不仅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快速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甚至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席位。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在十多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假若当政者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就允许企业和公司自由存在，那今日中国的面貌又会是如何？历史不可能从头再来一遍，所以中国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循着既定轨道坚定而果敢地前行。
如同欧洲一些股份公司当初改变了北美的历史，现代中国的企业和公司正在改变着整个国家的面貌。听起来似乎很夸张，实际上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林肯曾经说，所谓国家，就是人民、土地和法律。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的面貌就是人民、土地和法律的现状。这三者有没有改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可以说得上“翻天覆地”。其背后的最大动因之一，就是企业和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兴起。
首先是人民。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始自农村，但农业改革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既微弱又短暂。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因素不在乡村，反而在城镇。也就是说，企业化、公司化和商业化浪潮，不只是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虽然不可能确保每个人都是得益者，但整体趋势显然是进步和向上的。
其次是土地。这种变化最显而易见。企业化和公司化带动了城市化浪潮。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大批企业和公司却从城市向乡村扩张和蔓延。这种双向流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历史学家们说，没有人口的流动，文明就会凋敝。除了新建的厂房和住宅之外，横亘在地平线上的崭新铁道线和高速公路，使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壮阔的人口流动景象，这是一个社会的生机之所在。
再就是法律。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立法数量、修法频率以及诉诸法律行为之频繁，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其中大部分立法和修法，都与企业和公司的纷纷兴起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用法律手段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也是在规范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中国市场经济在草创阶段混乱不堪，现在依然显得有些杂乱，但基本上已经有法可依，乱中有序。这是最具精神内涵的变化。
社会结构在无声中变革
在上述可以量化或具体化的事实之外，笔者觉得，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更有意义，对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是现代企业和公司出现之后，大批劳动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庞大的人口不仅转变成创造财富的资源，而且更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二是现代企业和公司的出现，使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多元，执政党和政府原来所掌握的部分权力已经被企业和公司所分享，执政者再也不能轻易地独揽一切。其结果是，公民的自主权和自由度都获得扩大，社会心态开始向正常状态复原。
三是由于现代企业和公司的出现，已经绝迹数十年的“私有财产”重新获得了道义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私有财产享受不可侵犯的合法地位，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将被进一步分散，社会契约意识将随之逐步增强。
拿破仑曾经讥笑英国是一个只会做生意的国度，英国人反而把这种嘲笑视为恭维。在20世纪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英国国力在大多时候都领先于其他欧洲强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曾一度遍及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陆地，当时所依靠的除了军事手段之外，就是工商贸易。成功的工商贸易需要相应的综合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体制、教育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行之有效的法律条规，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并非理想，如今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可以说，除了确实有很多素质低劣的害群之马以外，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企业化和公司化进程，大体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是，企业和公司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就越要有自律意识，越应该对社会文明的更新和提升担负起责任。与此同时，在法律、行政、舆论和公众层面，还应该予以监督、规范和管控，以便驯服市场经济在初期阶段的野性，避免任其步入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弯路。而种种迹象早就证明，这种野性并未受到有效遏制。这就是拙作《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一文的由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笔者在7月27日发表的《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一文，出乎意料地引起了较多反响。在中国南方某城市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在发言时不约而同地引述了文中的观点。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该文丑化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显然是理解有误。笔者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再做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
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批优秀的企业和公司，因为它们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地扮演着引领和推动的角色。意大利人在15世纪发明的复式分类记账法，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发明，但却把停滞了几千年的原始记帐法推前了一大步，更使国际贸易和远距离投资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复式分类记账，就难有海外企业和海外投资，现代世界也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合股（股份）公司的出现更是如此。16世纪，欧洲企业纷纷向海外拓展，但由于势单力薄，风险极大，所以通过合股的方式向北美和远东等地区扩张，既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又避免了独担风险的结局。在世界文明史上，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继“民族国家”之后，最具深远影响的事态之一。
企业化浪潮改变了国家面貌
在中国，广义上的企业和公司可以上溯到历史纵深处，但现代概念上的企业和公司，从萌芽至今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各类企业和公司不仅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快速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甚至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席位。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在十多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假若当政者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就允许企业和公司自由存在，那今日中国的面貌又会是如何？历史不可能从头再来一遍，所以中国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循着既定轨道坚定而果敢地前行。
如同欧洲一些股份公司当初改变了北美的历史，现代中国的企业和公司正在改变着整个国家的面貌。听起来似乎很夸张，实际上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林肯曾经说，所谓国家，就是人民、土地和法律。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的面貌就是人民、土地和法律的现状。这三者有没有改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可以说得上“翻天覆地”。其背后的最大动因之一，就是企业和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兴起。
首先是人民。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始自农村，但农业改革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既微弱又短暂。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因素不在乡村，反而在城镇。也就是说，企业化、公司化和商业化浪潮，不只是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虽然不可能确保每个人都是得益者，但整体趋势显然是进步和向上的。
其次是土地。这种变化最显而易见。企业化和公司化带动了城市化浪潮。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大批企业和公司却从城市向乡村扩张和蔓延。这种双向流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历史学家们说，没有人口的流动，文明就会凋敝。除了新建的厂房和住宅之外，横亘在地平线上的崭新铁道线和高速公路，使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壮阔的人口流动景象，这是一个社会的生机之所在。
再就是法律。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立法数量、修法频率以及诉诸法律行为之频繁，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其中大部分立法和修法，都与企业和公司的纷纷兴起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用法律手段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也是在规范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中国市场经济在草创阶段混乱不堪，现在依然显得有些杂乱，但基本上已经有法可依，乱中有序。这是最具精神内涵的变化。
社会结构在无声中变革
在上述可以量化或具体化的事实之外，笔者觉得，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更有意义，对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是现代企业和公司出现之后，大批劳动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庞大的人口不仅转变成创造财富的资源，而且更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二是现代企业和公司的出现，使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多元，执政党和政府原来所掌握的部分权力已经被企业和公司所分享，执政者再也不能轻易地独揽一切。其结果是，公民的自主权和自由度都获得扩大，社会心态开始向正常状态复原。
三是由于现代企业和公司的出现，已经绝迹数十年的“私有财产”重新获得了道义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私有财产享受不可侵犯的合法地位，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将被进一步分散，社会契约意识将随之逐步增强。
拿破仑曾经讥笑英国是一个只会做生意的国度，英国人反而把这种嘲笑视为恭维。在20世纪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英国国力在大多时候都领先于其他欧洲强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曾一度遍及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陆地，当时所依靠的除了军事手段之外，就是工商贸易。成功的工商贸易需要相应的综合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体制、教育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行之有效的法律条规，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并非理想，如今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可以说，除了确实有很多素质低劣的害群之马以外，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企业化和公司化进程，大体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是，企业和公司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就越要有自律意识，越应该对社会文明的更新和提升担负起责任。与此同时，在法律、行政、舆论和公众层面，还应该予以监督、规范和管控，以便驯服市场经济在初期阶段的野性，避免任其步入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弯路。而种种迹象早就证明，这种野性并未受到有效遏制。这就是拙作《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一文的由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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