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战“蓝海策略”到政治“蓝海策略”
一、商战的“蓝海策略”与马英九的“蓝海策略”
《蓝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作者是金伟灿（W. Chan Kim）与莫伯尼（Renee Mauborgne）两位欧洲管理学院（INSEAD）的杰出学者。他们分析过去120多年来、30多种不同行业分别采取的150多种策略行动（Strategic Move），结果发现大多数企业以竞争为本位，只是形成了厮杀局面惨烈的“红色海洋”，结果往往导致市场萎缩。于是提出“蓝海策略”，认为企业的持续成功，需要不断以创新的精神，脱离血腥竞争的“红色海洋”，创造没有人与其竞争的市场空间，把竞争变成无关紧要。这种策略致力于面向消费者而不是主要针对竞争者；不再斤斤计较于瓜分不断缩小的现有需求和对付竞争对手，而是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消费者大众，因此称之为“蓝海策略”。
虽然，“蓝海战略”还是以竞争为大背景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不存在了，但的确是转换思路和另辟蹊径，回避了直接争夺有限的目标（在商战中是有限的消费需求）。
最近，有媒体报道发现，从一九九八年马英九首次参选以来，马英九的选举策略就一直和「蓝海策略」隐隐呼应。马英九着眼于民意，并在和基层互动中进一步体会到：「基层根本不在乎人事的权斗」。于是有人认为，马氏还可以在「蓝海策略」指导下，不但不要把心力放在国民党派系争斗的「红海」中，还要抛开竞争对手，不理会已经把他当成首要对手的陈水扁和民进党，不需要让自己陷入和执政当局的竞争中。马英九可以『以时间换取空间』，抛开扁、宋、苏、谢、游、吕的竞争干扰，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民众。
这是在现代政治作为中使用现代商战策略，让人颇有启发。
二、“竞争”的民主政治：一个“多难”的题目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是将轮流执政的“竞争”，作为调动政治力量执政积极性的重要动力的。
按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本来在调动积极性上是可以有其积极作用的。其可能有利于处于竞争地位的“朝野”政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谨慎执政。
但是，这一民主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至今，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其中的非“蓝海”的“颜色”，并有由此而生的、参杂了内部各种利益乃至外部干预的“颜色革命”了。
“竞争”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了一个“多难”的题目：
首先，目前的民主选举本身，在技术上、操作上就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人人投票权力相同，各人实际情况不同，各自投票、简单量化，易生疏漏；
——各人投票动因多种，不分动因只看票数，唯“票”是举，易生弊端；
因此，人们不能不发问：代表民众整体和长远、根本利益的正确的主张、意见，能否从各自为“是”的各自投票、简单量化中体现？
同时，在当代一些国家和地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现实中，人们也看到政治上的“竞争”，正在越来越激烈：
——由于种种哪怕是正常的原因，竞争性选举也会出现难分高下的情况，此时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颇易导致参选各方及其拥护者互不服气和猜忌，形成争议和不稳定。
这一现象，在现代竞选运动中，已经颇为多见。几年前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场选举导致了戈尔与布什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官司越闹越大，对立越来越僵，使美国新总统难产。
——利用不正常手段影响选票,导致抗争和分歧。
在中国台湾当局的“民主选举”中，这一点可能要算是史无前例的突出。处于劣势的陈水扁，为了影响选票，硬是将“要求大陆撤除飞弹”之类的议题，塞进“320公投”，并与大选捆绑在一起、在当天一起投票，图谋为陈水扁争取“绿票”。更蹊跷的是，大选前一天，又发生枪击竞选一方两位正副参选人事件。受到各方质疑，认为可能是绿营自编自导自演，是为激发原本可能不投票的“绿票”。这使原本处于优势的蓝方，在选举中以极其微小的差别败选，引起极大社会震荡。
——因为利益需要，利用选举机会，以民主为由头，有意识的制造选举争议；可以原本无争议，而因利益和权利争夺的需要，使其变得有争议、起风波乃至风暴，甚至不排除挑动“何患无辞”式的指责甚至驱赶领导人。吉尔吉斯选举风暴，可能要算颇有此种味道。
——特别更要看到的是，目前现代民主在一些国家遇到的问题，应该说还可能是内外双重的:国内，会因为利益，而在“民主”、“自由”名义下的选举中，发生非正常的手段、状况；国外，会因为利益，而在一国内部"打架"时，插手来拉"偏架"。未必是为你“强大”、往往是为“分而防之而致弱之”，声援乃至资助。国外力量借“民主”而介入，扶植利己因素，而导致选举中双方力量对比变化。
可以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本来在监督、制约、调动积极性上的意义，十分遗憾的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竞争，也给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带来了内、外利益所导致的“颜色”。这使本来已经“多难”的民主政治，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处于“两难”境地了。——舍，不利于以其竞争来监督制约和有效管理；取，又还有不足，乃至有内、外利益所导致的非正当干扰。
就在此时，“蓝海策略”给“竞争”中的人们，是不是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回避竞争弊端的可能的新途径呢？
三、现代民主政治也可以有“蓝海策略”吗？
应该说，答案可以是肯定的。
商战竞争有较大副作用，而有改弦易辙者；政治民主“竞争”也让人们看到有很大甚至更大缺陷处，也当摸索创新的思维和改进的道路。
商战能以创新的精神，脱离与对手的相对狭隘的“竞争”，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消费者大众。
民主政治，应该也能在必要和可能时，回避未必就要、就有的执政对手竞争，而直接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人民大众。
在必要时，以民为“蓝海”，以适当的制度和机制，落实向人民负责，由人民“问责”，真正发挥民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并以此作为探索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应该是可能和可行的。
这样，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特定的中国环境下，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稳定，可能都是十分有利的。
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和正在提出和实践的“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等，实际上已经在作这样的探索和实践。
应该说，一个有着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有古老东方文明及其传统与历史积淀的中国，要在现代条件下，实现民族的振兴、发展，要不在盲目“西化”中为未必情愿中国强大的人所分化、弱化，大有必要作这样的创新、探索和伟大实践。
（文磬）
《联合早报网》
一、商战的“蓝海策略”与马英九的“蓝海策略”
《蓝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作者是金伟灿（W. Chan Kim）与莫伯尼（Renee Mauborgne）两位欧洲管理学院（INSEAD）的杰出学者。他们分析过去120多年来、30多种不同行业分别采取的150多种策略行动（Strategic Move），结果发现大多数企业以竞争为本位，只是形成了厮杀局面惨烈的“红色海洋”，结果往往导致市场萎缩。于是提出“蓝海策略”，认为企业的持续成功，需要不断以创新的精神，脱离血腥竞争的“红色海洋”，创造没有人与其竞争的市场空间，把竞争变成无关紧要。这种策略致力于面向消费者而不是主要针对竞争者；不再斤斤计较于瓜分不断缩小的现有需求和对付竞争对手，而是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消费者大众，因此称之为“蓝海策略”。
虽然，“蓝海战略”还是以竞争为大背景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不存在了，但的确是转换思路和另辟蹊径，回避了直接争夺有限的目标（在商战中是有限的消费需求）。
最近，有媒体报道发现，从一九九八年马英九首次参选以来，马英九的选举策略就一直和「蓝海策略」隐隐呼应。马英九着眼于民意，并在和基层互动中进一步体会到：「基层根本不在乎人事的权斗」。于是有人认为，马氏还可以在「蓝海策略」指导下，不但不要把心力放在国民党派系争斗的「红海」中，还要抛开竞争对手，不理会已经把他当成首要对手的陈水扁和民进党，不需要让自己陷入和执政当局的竞争中。马英九可以『以时间换取空间』，抛开扁、宋、苏、谢、游、吕的竞争干扰，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民众。
这是在现代政治作为中使用现代商战策略，让人颇有启发。
二、“竞争”的民主政治：一个“多难”的题目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是将轮流执政的“竞争”，作为调动政治力量执政积极性的重要动力的。
按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本来在调动积极性上是可以有其积极作用的。其可能有利于处于竞争地位的“朝野”政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谨慎执政。
但是，这一民主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至今，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其中的非“蓝海”的“颜色”，并有由此而生的、参杂了内部各种利益乃至外部干预的“颜色革命”了。
“竞争”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了一个“多难”的题目：
首先，目前的民主选举本身，在技术上、操作上就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人人投票权力相同，各人实际情况不同，各自投票、简单量化，易生疏漏；
——各人投票动因多种，不分动因只看票数，唯“票”是举，易生弊端；
因此，人们不能不发问：代表民众整体和长远、根本利益的正确的主张、意见，能否从各自为“是”的各自投票、简单量化中体现？
同时，在当代一些国家和地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现实中，人们也看到政治上的“竞争”，正在越来越激烈：
——由于种种哪怕是正常的原因，竞争性选举也会出现难分高下的情况，此时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颇易导致参选各方及其拥护者互不服气和猜忌，形成争议和不稳定。
这一现象，在现代竞选运动中，已经颇为多见。几年前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场选举导致了戈尔与布什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官司越闹越大，对立越来越僵，使美国新总统难产。
——利用不正常手段影响选票,导致抗争和分歧。
在中国台湾当局的“民主选举”中，这一点可能要算是史无前例的突出。处于劣势的陈水扁，为了影响选票，硬是将“要求大陆撤除飞弹”之类的议题，塞进“320公投”，并与大选捆绑在一起、在当天一起投票，图谋为陈水扁争取“绿票”。更蹊跷的是，大选前一天，又发生枪击竞选一方两位正副参选人事件。受到各方质疑，认为可能是绿营自编自导自演，是为激发原本可能不投票的“绿票”。这使原本处于优势的蓝方，在选举中以极其微小的差别败选，引起极大社会震荡。
——因为利益需要，利用选举机会，以民主为由头，有意识的制造选举争议；可以原本无争议，而因利益和权利争夺的需要，使其变得有争议、起风波乃至风暴，甚至不排除挑动“何患无辞”式的指责甚至驱赶领导人。吉尔吉斯选举风暴，可能要算颇有此种味道。
——特别更要看到的是，目前现代民主在一些国家遇到的问题，应该说还可能是内外双重的:国内，会因为利益，而在“民主”、“自由”名义下的选举中，发生非正常的手段、状况；国外，会因为利益，而在一国内部"打架"时，插手来拉"偏架"。未必是为你“强大”、往往是为“分而防之而致弱之”，声援乃至资助。国外力量借“民主”而介入，扶植利己因素，而导致选举中双方力量对比变化。
可以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本来在监督、制约、调动积极性上的意义，十分遗憾的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竞争，也给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带来了内、外利益所导致的“颜色”。这使本来已经“多难”的民主政治，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处于“两难”境地了。——舍，不利于以其竞争来监督制约和有效管理；取，又还有不足，乃至有内、外利益所导致的非正当干扰。
就在此时，“蓝海策略”给“竞争”中的人们，是不是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回避竞争弊端的可能的新途径呢？
三、现代民主政治也可以有“蓝海策略”吗？
应该说，答案可以是肯定的。
商战竞争有较大副作用，而有改弦易辙者；政治民主“竞争”也让人们看到有很大甚至更大缺陷处，也当摸索创新的思维和改进的道路。
商战能以创新的精神，脱离与对手的相对狭隘的“竞争”，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消费者大众。
民主政治，应该也能在必要和可能时，回避未必就要、就有的执政对手竞争，而直接面向生机无限的蓝色“海洋”——人民大众。
在必要时，以民为“蓝海”，以适当的制度和机制，落实向人民负责，由人民“问责”，真正发挥民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并以此作为探索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应该是可能和可行的。
这样，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特定的中国环境下，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稳定，可能都是十分有利的。
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和正在提出和实践的“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等，实际上已经在作这样的探索和实践。
应该说，一个有着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有古老东方文明及其传统与历史积淀的中国，要在现代条件下，实现民族的振兴、发展，要不在盲目“西化”中为未必情愿中国强大的人所分化、弱化，大有必要作这样的创新、探索和伟大实践。
（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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