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内牛满面的一篇文章，文中的贵州换成四川就是我的经历，所幸我父母的单位不在这么大山里，坛子里不知道是不是也潜伏有三线二代？来一起怀旧，开始衰老吧
【天妈自述】我是三线二代！ zt
促使我想写这篇文章，原因有很多，厂里房子拆了，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回忆；最近又遭遇两次身份认同危机事件；加上朋友圈里被我们三线二代疯转的一片文章《不是怀旧，而是要记得——对即将消逝的三线厂的记忆》。文章很长，我的朋友圈里，跟三线无关的人员应该没有耐心看完，可是只要是跟三线有关系的人都是见一个转一个。
临近过年的一天下班，坐上甲方单位的班车准备回家，因为经常一起坐班车混了个眼熟，就自然而然和班车上的人聊起了过年回家的事情。她问我：“过年不回家吗？”“不回。”“你家在哪里啊？”又是这个头疼的问题，脑海里瞬间浮出两个省名，我到底说哪一个呢？贵州？or山东？想着人家问过年回家，回家也就是看父母，我就说“山东！”只见她身体弹了一下，两眼放出意外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的追问：“山东哪里啊？”我只好说出了从小户口本上和从小到大各种填表中的祖籍一栏，“潍坊昌乐的。”“我是昌邑的啊，你在哪里上的中学？”顿时，我无言以对，无奈做了好大一堆解释，她终于明白了：“哦~~你跟山东其实就没啥关系啊~”
前两天考长途的路上，无意得知其中一人是贵州的，很是亲切，他是铜仁的，我说我是安顺的，紧接着他就试图用贵州话来跟我聊天，哎！那种感觉，你懂的，不是第一次了。好在吃饭时，让我找回了一点点家乡的认同感。一起的一个女生想吃红薯，但是太大，想大家分一个，我那贵州老乡没听清楚这个女生说的“红薯”，这女的捅捅我，说：“你给翻译一下！”我脱口而出：“地瓜！”这下明白了。我心里一阵小小的开心。
从97年考上大学离开贵州后，就很少回去了。真羡慕你们能叫“回家” 。如今，没有乡音，操着普通话，到处找寻身份，又远又近。记得刚上大学时，给家里打电话，挂掉电话，寝室的人好奇的问我：“你是给你妈妈打电话吗？”“是啊！”“你们怎么说普通话，不说家乡话？”“……”
身份，这个问题多年困扰着我们这批三线二代，我相信我和我厂里的大多数朋友一样，被这个问题多年困扰，每每填写表格资料的时候，面对祖籍一项总会感到茫然。我是上大学后才认清楚了我的几个亲姑姑分别是几姑，才知道我原来还有那么多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山东，对我似乎失去了意义。但久居的广州也会因为自己一口普通话将我拒绝，就算你在这里渡过了漫漫的十几年。在贵州，拒绝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因为不懂说方言，将我划分为外地，全然不曾有过归属，似乎只有对“折耳根”能找到些许共同点。我们这些三线子女就像泰戈尔所说：“就像那永恒的异乡人，追逐着无家的潮水。”
16是个以通讯邮箱命名的军工厂，其代号为3017，当时所有的三线厂矿都以代号和信箱来命名。我们厂属011基地，称为450厂。这是个三面环山的建筑群，这是个独立的小社会，和各三线厂矿一样，不仅担负着制造国防军工产品的重任，还得担负着几千号人的生活起居，大到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银行、礼堂和蓝球场，小到理发店洗澡堂食堂，生活配套设施一样不可缺，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面成长，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厂里的孩子实在是单纯太多了，他们仿佛是在“世外桃源”里长大的。但又和农村孩子在田间地头长大不同，对军工厂的孩子们来说，在这里，有他们专属的童年回忆。
每天清晨6点厂里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就开始播音，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人们开始吃早饭，骑着自行车奔向车间与学校。这样的场景每天随着喇叭早中晚要重复三遍；初中时，我还有幸去厂里的广播室当了一把小播音员。
记得我们一上小学，大人就会给我们配好房门钥匙，在钥匙上栓根绳，挂脖子上觉得很光荣，感觉自己长大了。家里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学校是厂里的子弟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补课，下课就自己回家，我们通常都是几个玩的好的聚在某个同学家里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开始和小伙伴们满厂地乱跑，反正家属区也没多大，而且大部分人都基本认识，父母从不担心跑丢；上学经过同学家门口，在门口喊上一声，大家一起去上学。从家走到教室，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周末的晚上，厂里小伙伴不约而同的聚点就是三角花园，一大帮小孩子，不分年级不分性别，全都聚在一起玩藏猫猫，玩跑步军旗，玩嘎啦嘎啦茧子……哈哈！厂里还有自己的电视台和电影院，周末的晚上厂里的电视台还会放录像，还可以点歌。我们厂里的电影院在当时条件还算比较好的，不是露天的，一到放电影的时候，就自己带着小板凳，跟着大人一起去，进去之前还不忘买一毛钱一包的瓜子，豌豆饼等小零食。小时候跟爸爸一起去看电影，其实那么小，也看不懂电影演的什么，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每次都是爸爸背着熟睡的我回家。记忆深刻的一次，我看着看着电影又支撑不住了，倒在爸爸腿上开始打瞌睡，爸爸故意问我：“怎么不看了？”我说：“我不看，我听！”结果那次又是把我背回家的。
不知灯光球场算不算三线厂的标配，很多厂矿都有灯光球场，那里通常会举办一些职工活动，篮球赛，排球赛什么的，小孩们都会买厂里食堂自制的黄色冰棍，白色雪糕或冰淇淋。妈妈也经常会去批发一些雪糕放在冰箱里。至今还回味那熟悉难忘的味道，可惜再也尝不到了。
每年三月份是厂里的学雷锋活动月，会在三月某个周日，厂里各车间都会安排职工聚集在灯光球场为大家提供免费服务项目，有洗水垢的（贵州水质很差，水壶里结的水垢起码得有一厘米厚），有修自行车的，有量血压查血型的，等等等等。在难得晴朗的蓝天白云下，广播里放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革命歌曲，大家在灯光球场干的热火朝天，很是热闹。每当回想起那种场面，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除了灯光球场，还有一个大足球场。大年初一白天是传统拜年，各家各户串门拜年，我们小孩则会约上同学们一起去给老师拜年。年初一晚上会在足球场搞舞龙舞狮等各种节目，踩高跷、划旱船、猪八戒背媳妇，老年秧歌队，学校鼓号队等等，还有烟花表演。年初二开始，厂里会举办各种游戏活动，参与游戏挣奖品，奖品通常就是牙膏、洗衣粉、洗发膏等日用品。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兴奋的就是过年了，每年大年初一都会穿上事先准备好的新衣服。提前开始大扫除，跟妈妈一起把房间收拾的格外干净明亮；妈妈也是忙着准备各种好吃的。我和哥哥从年三十开始就趴着窗户往外看，看哪个小孩年三十那天就穿上新衣服了。那种对过年的无比期盼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可以，我真想带着晴天坐上时光机，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为她提供我小时候的那种生长环境，去感受我小时候的快乐。那个时候应该是厂里比较辉煌的时代，后来随着厂里效益每况日下，这些活动也渐渐消失了。
我们厂最初是从沈阳迁来的，第一批创业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普遍素质很高，都是老大学生，因此军工厂里的居民始终非常崇尚知识，大人们都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我们从小就知道，只有读书一条路可以走出这座大山。因为听父母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能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要想走出大山，见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只能靠自己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
在贵州三线论坛中看帖子，回复最多的就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是的，再也回不去了，三线垮了，三线人走了，那个曾经火红辉煌的时代已经别无选择的过去了，共和国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识形态变了，价值观变了，人与人也变了，我们不再缺乏物质的同时我们却失去了精神食粮，当我们真的以为自由了，其实我们却始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虽然我们现在与时俱进，但我们却又陷入了另一种情怀，这是一种自发的集体怀念，因为青春，也因为经历的单纯。过去，我依旧怀念过去，怀念我梦中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深山，怀念我那多少次魂牵梦绕的三线，怀念我唯一的故乡，我的精神家园。如今，想起那里的天空和高山就像我的童年一样无暇而弥足珍贵。
看了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一部半记录式的电影。没有经历过得人觉得不知所云索然无味，经历过的人则是从头哭到尾。其实真正感动我的不是这些人的回忆述说，而是在回忆过程中的沉默，每到沉默之时，就抑制不住的流泪，因为在沉默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波涛翻滚又不可言喻的情感。军转民谈不上成功，该下岗的时候下岗，该转制的时候转制，随着新一轮经济发展，地被卖，厂子成为历史。但是没有怨言，自己下岗后生活再艰辛，也表示出理解。因为仅你荣耀的一面，已经足以我消逝一生。
如今，我一直活在我们450的精神家园里，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全中国有多少象我们这样在三线子弟长大的孩子，几万？还是几十万？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曾经的美好像是流沙一样，散落在天涯．只是要留给懂它的人，生命需要一次沸腾，哪怕只有一天，也是值得的．
安吉厂全貌，只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
安吉厂，再不看就没了
学校后山上潺潺不息的山泉水，小时候大扫除遇上停水，都来这里涮拖把，洗抹布，体育课后口渴了，也会跑来喝上几口
哎，，岁月斑驳了砖墙，也苍老了我们的脸庞啊。。。
我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大山的。我们“工”字形的教学楼，小时候写作文的标准套句：“我的学校坐落在小山脚下”“两栋长长的教学楼之间由一个铁楼梯相连，形成一个‘工’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