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道歉, 永恒的友谊
三年前的深秋，我从波士顿回到上海，去完成两个项目。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阿敏。阿敏和我青梅竹马，因为种种原因，三十年前我们分手了。现在各自成家立业，仍然是好朋友。
阿敏一见我，就告诉我，一些我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道我返沪，都想见见我。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希望见到他们。我们同学计划十几天后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的餐厅重聚，我们的中学班主任也会来。
我们这些同学从小生活在上海希尔顿饭店附近。五十年前，我们进了小学，学校位于上海唯一的一个胡同里。在那个年代实行就近入学，很多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上。一些同学是邻居，父母还是好朋友，大家彼此非常熟悉。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 我们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复课后我们直接升到中学。1972年底中学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至今有些人我已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那天聚会前，阿敏计划和另外两个女同学阿珍，阿金先到我住的希尔顿饭店来看我，然后再一起去餐厅。我等在大厅里，不一会儿，三位穿着入时的女士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我立刻迎了上去，首先看到了阿珍那双熟悉的，水汪汪的眼睛，那眼睛曾经让我多么迷恋!
漂亮眼睛的阿珍也看到了我，惊叫道：“跟头（我的绰号），你一点都没有变，三十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一点。”
我哈哈大笑道：“阿珍，你也一样啊，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 上次见到你时, 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候你还在崇明的农场里呢。我的头发白，是因为坏脑筋动得太多了!”
阿金接口说：“请不要打击太多人，其实我们都染了发。”
我立刻说： “你不染发也一样漂亮。”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花言巧语？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接口说。
“哈哈，就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多，变坏了。” 我笑道。
“好啦，好啦，快走吧！我们的肚子饿得都叫啦。”阿珍催着。
阿敏也笑着说：“是啊，快到点了，他们都在餐厅里等你呢。”接着她说：“你知道吗？阿东今晚也来。你还记得他吗？”“阿东也来？！” 阿珍 和 阿金同时惊叫起来，“他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今晚还有脸来见你？！”
是啊，阿东曾是我小学里最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因为他的父母是高干， 他成了红小兵。而我的父亲是脱帽“右派”（是公方厂长陷害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成了黑“兔崽子”（黑九类的子女）。我清楚地记得，从那一夜起，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里和在马路上被“成分”好的同学揍。打人是他们的特权，挨揍是我们的义务。好几次一群红卫兵和红小兵打我，阿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到了餐厅，中学班主任李先生（那时称中学老师为“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七十五岁的她见到我们，竟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惊奇地问道：“李先生，你怎么还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已经四十多年了！”
李先生微笑道：“你们那个班很特别。那时正值文革高潮，我带了你们三年半，还一起去学工学农一年。你们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这样长时间地带过班级。而且你们班的事特别多，就像你和阿敏谈恋爱的事，你的好朋友阿政写情书给阿芸，还有你们同学中两派辩论，你和阿政为首一派，经常使对方哑口无言。你还记得吗？你把你们的第一位政治课的老师轰走了。那位老师是工宣队的队长。我可真是为你们担心哪。。。我怎能忘记你们这些‘小赤佬’的名字。”
我接着说：“我当然记得，那个初中毕业的公务员，文革中成了工宣队的队长，因为他的‘觉悟’高，做了政治课的老师，教我们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
阿珍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
我继续说：“一开学，听说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要来教我们，我就在想怎么收拾他。所以在第一节课上，他刚一开口，我就提问，‘先生，今天我们是要学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吗？”他说，‘是的’。我马上又问：‘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政治？’他的脸开始发红了，说话也开始结巴了。我不停地问：‘那么请你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叫经济？’那时他已经张口结舌了。我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马上又接着问：‘那么政治和经济是什么关系？’他语无伦次了，课堂一下子乱了，没有人再听他的课了。”
那是他的第一节课，也是他的最后一节课。
阿东是最后一个到的，他的变化不大，还像从前那样高高瘦瘦的，只是脸上的笑容少了一点。记得他小时候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
茶来了，酒来了，菜也上了。我做东，糟鸡，肴肉，酱鸭，熏鱼，油爆虾, 马兰头香干，丝瓜面筋。。。本邦菜应有尽有。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聊，嘘寒问暖，好像又回到了温馨的学生时代。
大家问了我很多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也问起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子女的情况，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过得很好。
我问阿东：“你的父母好吗？”
他说：“不错，都退休好多年了。”
“那你的个两个姐姐呢？”我接着问道。
“她们很好，她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他答道。
“你的外婆还健在吗？”我又问道。
“她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阿东又答道。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吗？那时候我经常到你家去等你一起上学。”我说道。
“是啊，下课后还一起回我家玩呢！”他答道。
我又接着说：“还有，那时每天早上你不愿意喝牛奶，而你外婆盯着你，不喝完不能走。”
他也接着说：“是啊，乘她不注意的时候，我马上叫你帮我喝了。然后我们就勾着肩一起上学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李先生提议，以后我们应该多多保持联系，经常见面。
告别了老师，阿敏，阿珍，阿金 和另外几位同学提议送我回希尔顿饭店，顺便去华山路老家附近看看。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我好多年没有去那里了。”阿东附和着说。
接着，我们几个便有说有笑地沿着南京西路，向华山路走去。
拐到华山路上，一过延安西路，便到了大胜胡同，希尔顿饭店就在对面了。
我一回头，看到阿东一个人默默地在走在后面，好像有些心事，便停下来等他。我问他：“阿东，刚才忘了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说：“前几年做生意上给人骗了，最近还不错。”
这时，他轻轻地接着说：“你还记得四十年前，我就在这个弄堂里追打过你？”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轻轻地答道：“记得。”
“我很对不起你。”他动情地说。
我的眼睛有点湿了，我对他说：“阿东你听着！这不是你的错，那时我们是十四，五岁的小孩，懂得什么？！文革前，我们是好朋友，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将来我们还是好朋友！文革中，有人把仇恨的种子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你怎么能为他们买单。这不是你！的！错！
我伸出双臂, 摇着他的肩，“你听见了没有？！这不是你的错！”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苦涩地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该死的文化大革命。”
“是啊，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轻轻地重复了一遍。
上海的深秋，秋高气爽，明月高照，我和阿东又像小时候那样，勾着肩一起过马路，和其他同学一起，向希尔顿饭店走去。
三年前的深秋，我从波士顿回到上海，去完成两个项目。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阿敏。阿敏和我青梅竹马，因为种种原因，三十年前我们分手了。现在各自成家立业，仍然是好朋友。
阿敏一见我，就告诉我，一些我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道我返沪，都想见见我。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希望见到他们。我们同学计划十几天后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的餐厅重聚，我们的中学班主任也会来。
我们这些同学从小生活在上海希尔顿饭店附近。五十年前，我们进了小学，学校位于上海唯一的一个胡同里。在那个年代实行就近入学，很多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上。一些同学是邻居，父母还是好朋友，大家彼此非常熟悉。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 我们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复课后我们直接升到中学。1972年底中学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至今有些人我已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那天聚会前，阿敏计划和另外两个女同学阿珍，阿金先到我住的希尔顿饭店来看我，然后再一起去餐厅。我等在大厅里，不一会儿，三位穿着入时的女士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我立刻迎了上去，首先看到了阿珍那双熟悉的，水汪汪的眼睛，那眼睛曾经让我多么迷恋!
漂亮眼睛的阿珍也看到了我，惊叫道：“跟头（我的绰号），你一点都没有变，三十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一点。”
我哈哈大笑道：“阿珍，你也一样啊，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 上次见到你时, 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候你还在崇明的农场里呢。我的头发白，是因为坏脑筋动得太多了!”
阿金接口说：“请不要打击太多人，其实我们都染了发。”
我立刻说： “你不染发也一样漂亮。”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花言巧语？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接口说。
“哈哈，就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多，变坏了。” 我笑道。
“好啦，好啦，快走吧！我们的肚子饿得都叫啦。”阿珍催着。
阿敏也笑着说：“是啊，快到点了，他们都在餐厅里等你呢。”接着她说：“你知道吗？阿东今晚也来。你还记得他吗？”“阿东也来？！” 阿珍 和 阿金同时惊叫起来，“他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今晚还有脸来见你？！”
是啊，阿东曾是我小学里最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因为他的父母是高干， 他成了红小兵。而我的父亲是脱帽“右派”（是公方厂长陷害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成了黑“兔崽子”（黑九类的子女）。我清楚地记得，从那一夜起，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里和在马路上被“成分”好的同学揍。打人是他们的特权，挨揍是我们的义务。好几次一群红卫兵和红小兵打我，阿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到了餐厅，中学班主任李先生（那时称中学老师为“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七十五岁的她见到我们，竟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惊奇地问道：“李先生，你怎么还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已经四十多年了！”
李先生微笑道：“你们那个班很特别。那时正值文革高潮，我带了你们三年半，还一起去学工学农一年。你们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这样长时间地带过班级。而且你们班的事特别多，就像你和阿敏谈恋爱的事，你的好朋友阿政写情书给阿芸，还有你们同学中两派辩论，你和阿政为首一派，经常使对方哑口无言。你还记得吗？你把你们的第一位政治课的老师轰走了。那位老师是工宣队的队长。我可真是为你们担心哪。。。我怎能忘记你们这些‘小赤佬’的名字。”
我接着说：“我当然记得，那个初中毕业的公务员，文革中成了工宣队的队长，因为他的‘觉悟’高，做了政治课的老师，教我们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
阿珍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
我继续说：“一开学，听说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要来教我们，我就在想怎么收拾他。所以在第一节课上，他刚一开口，我就提问，‘先生，今天我们是要学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吗？”他说，‘是的’。我马上又问：‘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政治？’他的脸开始发红了，说话也开始结巴了。我不停地问：‘那么请你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叫经济？’那时他已经张口结舌了。我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马上又接着问：‘那么政治和经济是什么关系？’他语无伦次了，课堂一下子乱了，没有人再听他的课了。”
那是他的第一节课，也是他的最后一节课。
阿东是最后一个到的，他的变化不大，还像从前那样高高瘦瘦的，只是脸上的笑容少了一点。记得他小时候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
茶来了，酒来了，菜也上了。我做东，糟鸡，肴肉，酱鸭，熏鱼，油爆虾, 马兰头香干，丝瓜面筋。。。本邦菜应有尽有。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聊，嘘寒问暖，好像又回到了温馨的学生时代。
大家问了我很多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也问起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子女的情况，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过得很好。
我问阿东：“你的父母好吗？”
他说：“不错，都退休好多年了。”
“那你的个两个姐姐呢？”我接着问道。
“她们很好，她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他答道。
“你的外婆还健在吗？”我又问道。
“她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阿东又答道。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吗？那时候我经常到你家去等你一起上学。”我说道。
“是啊，下课后还一起回我家玩呢！”他答道。
我又接着说：“还有，那时每天早上你不愿意喝牛奶，而你外婆盯着你，不喝完不能走。”
他也接着说：“是啊，乘她不注意的时候，我马上叫你帮我喝了。然后我们就勾着肩一起上学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李先生提议，以后我们应该多多保持联系，经常见面。
告别了老师，阿敏，阿珍，阿金 和另外几位同学提议送我回希尔顿饭店，顺便去华山路老家附近看看。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我好多年没有去那里了。”阿东附和着说。
接着，我们几个便有说有笑地沿着南京西路，向华山路走去。
拐到华山路上，一过延安西路，便到了大胜胡同，希尔顿饭店就在对面了。
我一回头，看到阿东一个人默默地在走在后面，好像有些心事，便停下来等他。我问他：“阿东，刚才忘了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说：“前几年做生意上给人骗了，最近还不错。”
这时，他轻轻地接着说：“你还记得四十年前，我就在这个弄堂里追打过你？”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轻轻地答道：“记得。”
“我很对不起你。”他动情地说。
我的眼睛有点湿了，我对他说：“阿东你听着！这不是你的错，那时我们是十四，五岁的小孩，懂得什么？！文革前，我们是好朋友，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将来我们还是好朋友！文革中，有人把仇恨的种子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你怎么能为他们买单。这不是你！的！错！
我伸出双臂, 摇着他的肩，“你听见了没有？！这不是你的错！”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苦涩地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该死的文化大革命。”
“是啊，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轻轻地重复了一遍。
上海的深秋，秋高气爽，明月高照，我和阿东又像小时候那样，勾着肩一起过马路，和其他同学一起，向希尔顿饭店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