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六四事件中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
通过多年的思考，我开始同意王丹说的“（六四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感悟。但是，学生到底犯了哪些错呢？
第一，我认为学生不该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乃是一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而不是逼迫政府让步的手段。当学生表达了他们（也许，我 该用我们这个词，因为我也是他们的一员）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主张之后，就该回到学校上课，继续他们的学业，因为绝大多数学生毕竟不是职业政治人物。
第二，正因为学生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不适合于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生领袖们可能提出了要求，政府也许答应了，结果另外一批学生领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政府骑虎难下。
我想指出，这两个错误本身是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很难避免的，因为青年学子是情绪化的群体，不是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反对党。当执政党与学生代表谈判的时候，学生领袖们自身的权威性有限，即使打成协议，这些学生领袖并不一定可以让广大的学生服从和接受这个协议。而协议无法落实，让掌握政府和军队的执政党缺乏意愿去和学生谈判。同时，执政党害怕让步之后，群众会得寸进尺，加上过去执政的中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稍一示软，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下面谈谈，政府（更准确地讲是中共）为什么有罪。到1989年，中共掌握政权四十年了，而前三十年几乎是罪恶滔天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被摧毁殆尽，而土匪流氓党性文化肆虐，让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大饥荒与文革也造成数千万人饿死或者折磨而死。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毛的专制让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大监狱。而邓小平仅仅恢复古代中国的农业政策和恢复慈禧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轻易地荣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政客，这说明了什么？邓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常识，就是中共的伟大功绩了，这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时代乃是一个罕见的、超乎荒谬之上的荒谬，超乎残忍之上的残忍。邓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是毛时代罪恶之上又一笔中共的罪恶。这是毫无置疑的。
但是，当年的热血青年的我们今天已经人到中年，我们是否仍然停留在谴责中共的罪恶上、赞扬学生的正义之上就对得起那些在六四中牺牲了的同龄人了吗？我们满怀仇恨地看待中共就能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吗？
我个人认为，六四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这个民族包括学生和政府。当政府和民众面对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是那么的幼稚，不知道如何来化解矛盾，不知道用谈判、争论、妥协来渐进地改良我们的社会。六四的时候，学生们不会,中共也不会。 学生不会，情有可原，长期执政的中共不会，实在不应该。
学生们不会（在长期的专制压制下也不可能也不可能）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犯了政治主张不明确、不稳定、希望一口吃个大胖子的错误；而中共没有能力化解矛盾，一味相信暴力，犯了大罪！而这一切的根源是：无论是学生还是政府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
这个很讽刺，中国历史（比如二十四史）几乎都是政治史，没有什么城市发展史、宗教信仰史、哲学思想史，怎么能说中国人缺乏政治能力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眼中的政治是权术而不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古代没有多少公共建筑，没有公共体育和集会，没有发表群众演说的习惯等等。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有深刻的洞悉，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在中国政治就是如何获取权力的权术，而不是解决“住房、就业、利益纠纷”等问题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最近才领悟到一点，号称要实现“服务性政府”。因为以前都是盘剥民众、发号施令的黑社会性质的政府。
反思六四，就要看到六四的发生乃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能力极端低下。追求民主的学生不知道稳扎稳打，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反对党。一个反对党才能长期与中共对抗，而不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谋求一次性的成功。假设当时有一个反对党，号召学生上街示威表达反对贪污腐化的中共，声势浩大。示威游行静坐绝食之后，反对党宣布诉求已经表达，学生们回去上课，结束示威。这样会给中共一个极大的震撼。
中共会怎么应对？我想中共会采取中国的传统智慧“秋后算账”，大肆抓捕反对党领袖。那么反对党领袖就去坐牢，然后学生中再继续产生领袖，前赴后继地去坐牢。中共认为，政治就是窃取合法暴力的权术，那么一个支持民主的反对党就要和他们相反，坚决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争先恐后地去坐牢，持之以恒地宣扬自己的民主主张，不断启发民众什么才是真正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制度。
我想，中国今天也不存在可能性产生这样的反对党，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就是窃取政权的手段，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思六四，就要反思自己心中的那个毛泽东，那个为了权欲不择手段的毛泽东。又回到我一贯的观点：毛泽东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部分，却在近代越来越难以去除。
六四运动，学生有错，他们嘴上喊着民主，心里也想着民主，但骨子里还是想“出风头、要权势”；政府有罪，他们在行动上直接表达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无法支撑一个政治上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并不是要求一大批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实现，恰恰相反。民主制度是在洞察了人性的恶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只有幼稚的国民才幻想一个伟光正来领导，结果却是灾难。政党之间的争斗才能保障平民的自由。我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认识就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否则六四这样的悲剧、甚至更大的悲剧会一再上演。中国的历史其实一再地证明这一点。
通过多年的思考，我开始同意王丹说的“（六四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感悟。但是，学生到底犯了哪些错呢？
第一，我认为学生不该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乃是一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而不是逼迫政府让步的手段。当学生表达了他们（也许，我 该用我们这个词，因为我也是他们的一员）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主张之后，就该回到学校上课，继续他们的学业，因为绝大多数学生毕竟不是职业政治人物。
第二，正因为学生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不适合于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生领袖们可能提出了要求，政府也许答应了，结果另外一批学生领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政府骑虎难下。
我想指出，这两个错误本身是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很难避免的，因为青年学子是情绪化的群体，不是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反对党。当执政党与学生代表谈判的时候，学生领袖们自身的权威性有限，即使打成协议，这些学生领袖并不一定可以让广大的学生服从和接受这个协议。而协议无法落实，让掌握政府和军队的执政党缺乏意愿去和学生谈判。同时，执政党害怕让步之后，群众会得寸进尺，加上过去执政的中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稍一示软，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下面谈谈，政府（更准确地讲是中共）为什么有罪。到1989年，中共掌握政权四十年了，而前三十年几乎是罪恶滔天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被摧毁殆尽，而土匪流氓党性文化肆虐，让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大饥荒与文革也造成数千万人饿死或者折磨而死。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毛的专制让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大监狱。而邓小平仅仅恢复古代中国的农业政策和恢复慈禧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轻易地荣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政客，这说明了什么？邓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常识，就是中共的伟大功绩了，这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时代乃是一个罕见的、超乎荒谬之上的荒谬，超乎残忍之上的残忍。邓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是毛时代罪恶之上又一笔中共的罪恶。这是毫无置疑的。
但是，当年的热血青年的我们今天已经人到中年，我们是否仍然停留在谴责中共的罪恶上、赞扬学生的正义之上就对得起那些在六四中牺牲了的同龄人了吗？我们满怀仇恨地看待中共就能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吗？
我个人认为，六四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这个民族包括学生和政府。当政府和民众面对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是那么的幼稚，不知道如何来化解矛盾，不知道用谈判、争论、妥协来渐进地改良我们的社会。六四的时候，学生们不会,中共也不会。 学生不会，情有可原，长期执政的中共不会，实在不应该。
学生们不会（在长期的专制压制下也不可能也不可能）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犯了政治主张不明确、不稳定、希望一口吃个大胖子的错误；而中共没有能力化解矛盾，一味相信暴力，犯了大罪！而这一切的根源是：无论是学生还是政府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
这个很讽刺，中国历史（比如二十四史）几乎都是政治史，没有什么城市发展史、宗教信仰史、哲学思想史，怎么能说中国人缺乏政治能力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眼中的政治是权术而不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古代没有多少公共建筑，没有公共体育和集会，没有发表群众演说的习惯等等。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有深刻的洞悉，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在中国政治就是如何获取权力的权术，而不是解决“住房、就业、利益纠纷”等问题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最近才领悟到一点，号称要实现“服务性政府”。因为以前都是盘剥民众、发号施令的黑社会性质的政府。
反思六四，就要看到六四的发生乃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能力极端低下。追求民主的学生不知道稳扎稳打，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反对党。一个反对党才能长期与中共对抗，而不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谋求一次性的成功。假设当时有一个反对党，号召学生上街示威表达反对贪污腐化的中共，声势浩大。示威游行静坐绝食之后，反对党宣布诉求已经表达，学生们回去上课，结束示威。这样会给中共一个极大的震撼。
中共会怎么应对？我想中共会采取中国的传统智慧“秋后算账”，大肆抓捕反对党领袖。那么反对党领袖就去坐牢，然后学生中再继续产生领袖，前赴后继地去坐牢。中共认为，政治就是窃取合法暴力的权术，那么一个支持民主的反对党就要和他们相反，坚决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争先恐后地去坐牢，持之以恒地宣扬自己的民主主张，不断启发民众什么才是真正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制度。
我想，中国今天也不存在可能性产生这样的反对党，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就是窃取政权的手段，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思六四，就要反思自己心中的那个毛泽东，那个为了权欲不择手段的毛泽东。又回到我一贯的观点：毛泽东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部分，却在近代越来越难以去除。
六四运动，学生有错，他们嘴上喊着民主，心里也想着民主，但骨子里还是想“出风头、要权势”；政府有罪，他们在行动上直接表达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无法支撑一个政治上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并不是要求一大批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实现，恰恰相反。民主制度是在洞察了人性的恶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只有幼稚的国民才幻想一个伟光正来领导，结果却是灾难。政党之间的争斗才能保障平民的自由。我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认识就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否则六四这样的悲剧、甚至更大的悲剧会一再上演。中国的历史其实一再地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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