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友人斯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接见了另一位日本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给中岛健藏讲话，是我做的翻译。我记得原话是这样讲的，现在中国是大分裂，文化大革命分成各派，派系斗争搞得很厉害。毛主席号召全国大联合，革命造反派要大联合。毛主席说你们日本也大分裂，你们日本连左派也大分裂，一些对华友好团体都分裂了，都夺权了。毛主席说我支持你，你这位中岛先生是主张大联合的，和我一样。首先左派要大联合，朋友要大联合，然后才有力量，才能去争取中间派，才能去和反动派进行必要的斗争。
中岛健藏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和巴金、老舍、冰心、周扬等都是好朋友，是坚定的对华友好人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属于日本左派的一个进步团体，主要搞文化交流，不停地要和中国来往。中岛健藏先生对毛主席、对周总理是非常崇拜的，他就记住这个话了。
回到日本，中岛健藏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派了他的一个助手村冈久平，去做后藤钾二的工作。后藤钾二是名古屋爱知工业大学的校长，1906年出生。他喜好乒乓，兼任了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恰巧，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主办方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中岛健藏就给后藤钾二做工作：“你要把中国队请来啊！你举行31届世乒赛才有影响，才能够真正体现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水平。如果不请中国来参加，这个不能算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阔别世界乒坛多年。29届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都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拿过世界冠军的尖子运动员大多受到批判，说这是修正主义培养的一批人物。因此，他们一定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或者到农村去。1970年，尼泊尔国王要举行一个典礼，就想到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尼泊尔国王是一个乒乓迷，但尼泊尔的乒乓球水平比较低。于是，中国少数几个运动员到尼泊尔去表演了一次。
后藤钾二觉得他去请有困难，他也有苦衷。因为他又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由于中国队近几年没有参加亚洲乒乓球活动，退出来了，台湾挤进了亚洲乒乓球协会。前几年，后藤钾二曾经请台湾乒乓球队到日本去比赛过。后藤钾二说好像北京的报纸舆论骂他是反动派，为什么把台湾的球队请去了？
中岛健藏对后藤钾二说：“你应该争取，我这个组织一定帮助你实现这个邀请。但是你在政治上，对台湾问题上，你一定要态度明确。你的行动言论必须符合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日本很多政党，友好的政党，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对日政治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要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条，不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后藤以前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有“两个中国”的味道。虽然后藤没有意识到他要搞“两个中国” 才请台湾乒乓球队去，但与这条有背了。第三条，不要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中岛健藏先打来了一个电报，告诉说他们已经做好后藤钾二的工作了。这三点，后藤钾二已经承诺了。体委接到一个报告，到外交部商量，外交部就向总理报告了。
周总理说欢迎后藤钾二来，而且还特别嘱咐他来北京过春节。
接发球者的精彩举动
1971年2月4日，后藤钾二一行来到北京。后藤钾二在和中方代表具体磋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的会谈纪要时，遇到了波折。那是一个“左”的年代，越左越好，宁左毋右。中方代表就在纪要上加了一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刺他以前的那个行动。后藤钾二表示非常为难，觉得我是一个乒乓球协会，中国总理提的对日三原则，就是不执行敌视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我都已经做到了。再加这个，好像不是乒乓球协会对乒乓球协会之间协议上应该有的。
后藤钾二没办法，但他又说不过中国谈判成员，他就不出门了。我记得他住新侨饭店三楼的一个甲等房间，一个倔强老头谁也不见，也不吃饭，闷头睡觉。只有我进去，别人都不敢进去，他带来的秘书也不敢进去。我只有让服务员一天几次送他喜欢吃的菜、水果。
这个事情周总理来查了，“后藤先生是我请来的，让他来过春节的，你们谈得怎么样了”。周总理听后很不高兴，说怎么能这样呢？人家接受我提出来的政治三原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而且，后藤钾二还主动在纪要上增加了一条，姿态很高。“我在北京签了一个协议，中国代表团要去参加世乒赛。我马上到新加坡去开会，参加这个亚乒联会议，已经定了日期。我到那里去，要做什么呢？我就要把台湾从亚乒联开除出去。”
然后，周总理批评参加磋商纪要的部下：“你们为什么这么左，为什么比我还左呢，这个左字加引号的，你这样不是为难人家嘛。”
周总理通知说马上要见后藤钾二，对后藤钾二说：“你承认政治三原则很好，特别是你愿意到新加坡去主持亚乒联的会议，把台湾开除出去，这个行动非常好。”周总理还问后藤钾二，要是开除不出去怎么办呢？
后藤钾二说：“开除不出去，我在会上就提出亚洲乒联的会长当场辞职，我不干了。”
果然，中日双方签定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世乒赛的协议。
1971年2月6日，后藤钾二就飞香港，那时候中日之间没有航线的，他日本都没有回。7日，他从香港飞到新加坡。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当天在新加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事项。
事先，周总理还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春同志叫去计算力量，到底有几个国家是亚乒联的成员？如果决战的话，到底票数是多少？因为事先没来得及做准备工作。当时亚洲情况不像今天的亚洲，韩国同我们没有任何来往。还有个南越阮文绍政权，越南没有统一，越南是1975年统一的。新加坡也没有和我们建交。整个亚洲政治力量对比，我们还不是占绝对的优势。
我们的外交活动还没充分展开的时候，后藤钾二就提出邀请中国队的提案。表决结果，一票赞成（日本），十票反对，一票弃权（新加坡），后藤钾二的提案遭到否决。
后藤钾二拂袖而起，气愤地说：“反正我也不想干这个亚乒联的会长，我辞掉这个会长，不干了。”
那时，亚洲乒乓球水平最好的就是中国和日本，还有朝鲜。后藤钾二就和我们商量，我们三家再另起炉灶，再搞一个亚乒联，就是把那个老的搞掉。于是，中国、日本、朝鲜发起成立了新的组织——亚洲乒乓球联盟。当时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协会组织呼应参加。后来，老的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也垮台了。
比赛考虑政治因素
中国乒乓球队要不要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主席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1年3月，在世界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伊文斯的支持下，中国乒乓球队冲破重重阻力，出发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历次出国，没有这么浩浩荡荡的队伍的，你知道这个代表团多少人到日本去？60个人。运动员、教练员20人左右，代表团其他人员却有40人之多。团长4个，领导力量也很强。翻译全是外交部的翻译，外交部当时最好的翻译全去了。王效贤，我，唐家璇，江培柱，英文翻译也是从外交部调的。
特别是周总理在去之前开了好多次会。他主要从政治上提醒。当时又发现几个问题，就是遇到朗诺集团的运动员怎么办？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朗诺是叛变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夺权的。西哈努克亲王也和总理讲，你们这次去怎么样？总理尊重西哈努克亲王，全面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后来研究的结果，谁碰上朗诺的运动员，弃权不打。团体赛一般碰不上，因为弱队很容易被淘汰。但是这个单打很容易被碰上，结果第一轮庄则栋就碰上了。在北京已经决定了不打。庄则栋在名古屋开记者招待会放弃比赛，弃权，从成绩上来讲等于庄则栋败下来了，朗诺集团的队员就胜利了。不过，朗诺集团的队员到下一轮他就淘汰了。
后来又杀出来一个让球的问题，就是见到朝鲜运动员怎么办。因为朝鲜的乒乓球运动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当时比中国比日本要差一点，碰上朝鲜运动员我们让不让路。中国队有个传统，上场运动员要跟他交代，这场你要胜的，或者这场运动员你要故意打败的。
当时，周总理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有一种说法是技术第二，友谊第一。后来至少对外发表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是著名的一个口号。我认为总理这个口号没有错，因为运动员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增进来往增进了解，应该友谊放在第一位，当然同时要争取比赛胜利，这个不矛盾的。
朝鲜也没有去几个运动员，预赛时就淘汰了几个，最后剩了一个男单的朴信一，碰到了中国队的郗恩庭，大概进八强了，那么当时就决定让了。郗恩庭当时是中国的一个新手，后几届拿过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
运动队里对这个让球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郗恩庭，还有郗恩庭旁边的几个哥们，认为即使郗恩庭让了，16进8，8进4，4进2，2进1，乒乓球的淘汰赛，朴信一也无法再上去了，后面的选手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郗恩庭大概求胜心切，就没有让，就把朴信一3比1打败了。朝鲜队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朝鲜承诺我们一定要让给你，人家民族也有个自尊心的问题，我让你，不好这样讲的，让还得让得巧妙。
郗恩庭赢了朝鲜朴信一以后，也没打到冠军，4进2时被淘汰了，被瑞典的一个18岁的本格森打败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至少在名古屋的时候没有作为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从香港回到广州以后，在广州军区的招待所做了几天总结。有人就提出来了，郗恩庭不让球，是不是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因为周总理的指示就是必要的时候要让。而且乒乓球的领导，代表团的领导已经叫郗恩庭让了，为什么不让。
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觉得这个不对，应该让。后来，让外交部的韩念龙副部长，带着郗恩庭去朝鲜承认错误。金日成首相很客气地说：“为这个事情还要来一次，好，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而且，金日成首相还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一番。大家虚惊了一场。
决赛排兵布阵
乒乓比赛最重要的是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这个是象征国家水平的。我们分析女队有七成的把握。我们分析男队有五成把握。
女团决赛对日本队，日本队是小和田敏子和大关行江，我们用的是两员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我对林慧卿和郑敏之说，领导上分析你们七成把握。她俩笑嘻嘻的，很有信心，她俩说估计是八成把握，有实力的信心。可是，她们两个上去了，败下阵来。她们像不会打球似的，我估计是压力太重。
周总理曾经问过郑敏之：“你现在练得怎么样？”郑敏之确实基本功很好，人家攻嘛，一个攻一个守，削球是守嘛，郑敏之曾经给总理说过：“我估计两百下能顶下，就是可以削两百下”。周总理说：“那很了不起了”。郑敏之很有信心的，但是遇到那种特殊的场面，一定要拿着冠军回去，总理在期望，全国在注目，压力太大，败下阵来。她们两人傻了。她们两人傻了还是小事，中国队傻了，这个女子有七成把握八成把握，输了，那下午男子团体正好也是碰上中日决赛。
中国队和日本队在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狭路相逢，只有五成把握的中国男队将会怎样排兵布阵呢？
男子团体按规则可以报五个人，上场三个人。五个人是谁呢，代表团讨论，征求运动员的意见，征求教练员的意见。庄则栋第一个定，没有疑义，说是他上场，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他是三届世界冠军了，人家怕他的。
第二个定谁，琢磨来琢磨去是李景光，一个河北的运动员。分析球路，日本怕他的球路。
那么还有一个出谁呢？剩下的三个是李富荣？郗恩庭？梁戈亮？
领队问李富荣：“明天下午的决赛你打不打？”李富荣的表态是很有规有矩的：“我已经29岁了，我也估计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让我打，我必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如果不让我打，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李富荣很谦虚，很周到，表态四平八稳。
郗恩庭很想打，庄则栋不同意。庄则栋说郗恩庭是新手，第一次打这样重要的比赛，不放心。说郗恩庭有个动作，庄则栋特别不满意，就是每输了一个球以后，输一分球，郗恩庭在拣球或者重新发球的时候，他都是看球拍，给观众的印象就是这个球拍有问题，他才输这个球的。庄则栋说真正好的运动员不应该有这个动作。
究竟出谁？领队找梁戈亮谈话：“你上不上，你对明天上有什么意见？”
梁戈亮初生牛犊不怕虎，单纯地说：“当然我上，有三条理由：第一，我19岁多一点点，还不满20岁。我熟悉日本队，因为看录像我都研究过他们，他们对我一无所知。秘密武器。起奇兵的作用。第二，上李富荣也好，上别人也好，日本队都把他们研究透了，对李富荣的研究那是更彻底，因为李富荣拿过三届亚军，李富荣吃亏的。比较来比较去，我最合适。”梁戈亮甚至说上他比庄则栋还合适。
第三条理由最有意思，梁戈亮说：“我是广西农村长大的，母亲是一个寡妇，把我苦苦地带大，国家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进中国乒乓球队苦练。此时不为祖国服务，不为祖国争光，更等何时，你们怎么不体谅我这个心情呢。”
梁戈亮这样一番豪言壮语，代表团就一致决定上梁戈亮。
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我是团长翻译，本应该坐在主席台上。但是因为团长会议决定可能现场有交流，我这个翻译还能起点作用。因此男团决赛，派我坐在教练席上面。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中国队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梁戈亮，刚准备比赛时他就遇到意外。当场的日本裁判就把徐寅生教练、梁戈亮找来，我是翻译也得去。日本裁判说梁戈亮这个动作很不规范，你必须改正，否则你不好参赛。
原来，梁戈亮是横拍，有一个发球跺脚的动作。在乒乓规则上面，你这个跺脚干扰对方，干扰对方的注意力，使得人家分散注意力，对方接球的时候，听到你“嘣”这一家伙，擦地板的声音，这样就干扰对方了。这是违反规则的，因此你必须改。比赛的一方不能用狂叫，不能用出声，不能用嬉笑来干扰对方。
在现场，让梁戈亮改掉这个练球的习惯是很难的。我当梁戈亮的翻译。梁戈亮说：“我从10岁就开始练球了，我就是这个习惯，你让我今天改，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你让我改，基本上等于不让我打，你就要我命了。”
徐寅生教练更激动，平时他很稳重，那个时候很生气：“你这是有意识干扰我们嘛，你这样下去，我们就退出这个比赛。”
我就拉拉徐寅生的衣服，我说我不能替你翻译了，退出比赛这句话不能讲的，全世界都在注视这场比赛。我就跟他开玩笑说，赵正洪团长都不能随便讲这句话的。
徐寅生接受我的意见，他说：“那就不要翻了。”
僵持了十几分钟。正好，我看到日本乒乓界的一个朋友来了，前世界冠军荻村伊智郎担任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副总裁判长。
我说：“荻村你过来，就这个情况怎么办，你给这个裁判说一下。”
荻村真帮忙。他就跟那个日本裁判讲：“这孩子练球，我看他这么练的，从来都是这么练的。比赛开始吧。”
有副总裁判长荻村这么通融的一句话，停滞多时的比赛终于开始。
梁戈亮打第一场，这个小伙子实在太想为国争光了。他没说真话，他拉稀，就是拉肚子，一天要拉好几次肚子。这个乒乓球比赛规定你上了场，你不能说你上厕所去了，它是绝对不允许的。打了一场，梁戈亮要求上厕所，这个事情何其难啊？日本裁判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你说我要上厕所，他当然可以派一个人跟着去，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小动作的，这个又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这个本事就是当场拿出来的。
我又找了荻村，又可以了。
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景光上场了。但是我看他每发一个球，每攻一个球，或者每得一分，他嘴里就有一个嘟噜。这是什么毛病？我好奇地问：“景光啊，你每次怎么打完了以后，你啰哩罗嗦什么，听又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啊，每打一个球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景光轻声说：“老周啊，我告诉你，你千千万万保密，因为这个违反周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教导，我实在控制不住，我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每胜一个球，每发一个球都是说，打败日本队。就这样鼓励自己。你替我保密。”
我说我替你保密，我说周总理真的知道你这种精神也不会批评你的，这说明你太集中了。你用行动打败日本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置人于死地得那种咬牙切齿？李景光说：“这个来劲。”
比赛结果，我记得是5比2赢。梁戈亮打了两场，一胜一负；庄则栋一胜一负；李景光三胜，李景光是头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