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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交部办公厅有一批专职外交信使，其职责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密文件和资料以外交邮件的形式送至我国驻外的一百多个使领馆。信使持有外交护照，携带的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检查。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若出差时偶尔踏上敌对国家的领土，便会经历一连串惊险的事件。本文作者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担任外交信使十几年，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外交部信使通常要换几次飞机，辗转好几个国家才能到达目的地。1960年9月我国和古巴建交后，出差古巴成了令信使最担心的旅行，对此我深有体会。
出差只能轮流休息
1960年和古巴建交后，我们乘苏联民航由北京飞莫斯科，稍事停留再换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抵达苏黎世，驻瑞士使馆外交官驾车接我们到在伯尔尼的使馆。在使馆休息两天后，我们重上征途，下午从伯尔尼乘汽车出发，二个多小时后抵苏黎世国际机场，乘荷兰航空公司星座号班机由苏黎世飞里斯本。到达里斯本机场已是夜晚，机长宣布飞机发生故障需修理，旅客进城过夜。当时我国和葡萄牙尚未建交，葡政府执行反共政策。我们向机场移民局出示护照被告知不准进城。同机还有几个持匈牙利、波兰护照的东欧旅客也不准进城。荷航代表把我们安排在飞机上过夜，他说飞机是荷兰浮动领土，对你们安全有利。我们向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确保我们人身安全；第二，每隔2小时和我们联系一次；第三，在停留期间为我们提供饮料、食品。他都表示同意。我们两人在飞机上轮流休息，幸亏还有几个东欧旅客作伴。第二天早上荷航班机从里斯本起飞，飞越大西洋到达大洋彼岸的荷属圭亚那(即现在的苏里南)首都巴拉马里博，飞行9个多小时。巴市气候湿热，令人难受。在巴市机场换乘荷航双螺旋桨的小飞机飞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岛———库拉索岛。
库拉索是旅游胜地，风景优美。我们重任在身，无心观光，更因为前不久中国信使路过该岛，在旅馆发生几个反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流亡分子企图绑架我一名信使，由于信使竭力反抗，大声呼救，旅馆职员出面干预，才使信使免于劫难。以后凡我信使路过时，都呆在旅馆房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内。我们两人在旅馆过夜，轮流值班，困倦时用冷水洗脸，保持清醒，毫不懈怠。次日晨荷航代表陪同我们乘车去机场，保证我们安全。我们再乘小飞机飞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下一站即是哈瓦那。但这班飞机终点是美国南部城市迈阿密，万一天气不好，飞机就直飞迈阿密。当时中美关系是敌对的，新中国信使怎么能去美国呢？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很关注哈瓦那天气情况，经常向空姐询问，心中老是提心吊胆。
中国驻古巴大使险些踏上美国领土
最担心的情况信使没遇上，但险些发生在中国大使身上。1960年12月，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偕夫人去古巴上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哈瓦那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申大使一行乘坐的荷航班机在哈市上空盘旋，一直不能降落。机组人员开始还安慰中国旅客，表示正在作最大努力着陆。但不久，他们告诉申大使，飞机无法在哈瓦那机场降落，只能飞往美国迈阿密停靠。
申大使感到情况严重，当时美国是我们敌对国家，新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怎么能飞到美国去？申大使表示绝对不能去迈阿密，让同行的外交官向机组交涉，请他们尽一切可能与哈瓦那机场联系设法降落，同时让随行人员立即准备销毁文件。机组人员见中国外交官从手提包中取出文件准备销毁，态度坚决，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显得相当紧张，答应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段难熬的时刻，机组终于与机场联系好，在地面雷达的指挥下强行着陆。
班机徐徐滑行至停机坪，透过雾蒙蒙的舷窗，看到大雨中有两个身穿橄榄绿军服的人与欢迎的人们站在一起。原来是古巴革命政府领导人格瓦拉少校和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亲自来机场迎接申大使。走下飞机，申大使在舷梯旁紧握着格瓦拉的手说：“我们差一点就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到美国去的。”说完，两人就亲密地拥抱在一起。由于格瓦拉的干预，荷航终于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我们乘坐的荷航班机终于降落在哈瓦那机场，总算一切顺利，我们如释重负。我们到达使馆，同志们都早已聚集在大门口翘首以待，像对待凯旋的英雄一样夹道欢迎我们。大家十分兴奋，期待着来自祖国的信息，来自亲人的问候、嘱咐和祝福。这一刻，我们成了带来欢乐的天使，感觉自己的信使工作，亮丽而美好。然后我们默默告别那些兴奋的脸庞，放下行囊。我们已经48小时未能好好休息，在周身袭来的困倦中酣然入梦。
紧急销毁机密文件
回国后，信使队领导看到信使乘荷航赴古巴这条路线并不安全，于是考虑让信使乘坐苏联的货轮走海路去古巴。苏联当时每月向古巴派出一艘万吨级货轮运送石油和其他物资。货轮自乌克兰敖德萨港出发，沿里海航行，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再穿越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浩瀚的大西洋，航行17天最后抵达古巴东海岸圣地亚哥港。
信使周敬寸、刘令湖曾搭乘苏联货轮去古巴，在航行前期，虽然海浪颠簸使他们感到难受，有时呕吐，但还能坚持进餐。当货轮进入大西洋海区航行时，遇上9级大风，风高浪急，货轮在海上颠簸摆动，两位信使呕吐不止，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经十几天的航行，货轮终于抵达古巴圣地亚哥港。当两位信使和船长握手告别时，两腿已经发软，就像大病初愈，浑身没劲。信使这趟出差太辛苦了！后来信使队领导决定不再走海路去古巴。
1962年苏联民航开辟由莫斯科直飞哈瓦那航线，大型客机图—114中途不着陆飞行14个小时到达哈瓦那。于是我信使就乘坐该班机去古巴。但有一次信使张澄明、刘贞标乘坐的苏联班机，因载客货太多，飞行途中遭遇强风，顶风飞行耗油过多，油箱存油不够，飞机不得不请求紧急降落在纽约机场。
当时中美两国不仅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互相是敌对的。信使向机长表明我们是中国信使，要求确保人身和文件安全。为了不让国家机密落入敌手，信使到机上厕所撕毁绝密件并在洗脸池内用水泡烂，丢入马桶内。机密件撕烂后仍装在外交邮袋内。苏联驻纽约的外交官赶到现场，处理苏机紧急降落事件。大批纽约警察包围飞机，并用大探照灯对着飞机，如临大敌。
所有旅客都不准下飞机，我信使在飞机上等待如坐针毡。询问空姐飞机何时起飞，空姐回答说要等待美国的领航员，但她不知道领航员这个英文词，把“美国领航员”说成了“美国领导人”。信使更是忐忑不安，心想美国领导人要上飞机，情况更加严重了！在停留10小时后，飞机加满油，并在美国领航员登**督下，才准许苏机离境。我信使这才如释重负。
这条航线也有风险。后来我信使选择从捷克首都布拉格乘捷航飞机。飞机型号是英制的不列颠尼号，四个螺旋桨，可载乘客一百多名。飞机途经爱尔兰的夏侬，再经过9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加拿大东海岸的甘德，稍作停留，再飞行3小时抵达哈瓦那。
有一次，上班信使在一个月前为我们预订机座，因已订满，捷航把我们两人列入候补名单。怕不保险，上班信使在莫斯科也为我们订妥了苏联去古巴的机座作为备用。我们原定乘坐的捷航班机在甘德机场降落时因天寒地冻，跑道结冰，飞机着地时滑出跑道而失事，70多名旅客死亡，30多名旅客受伤。次日各大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捷航空难的消息。我驻古巴使馆闻讯派人去捷航驻古办事处查询，发现我信使姓名在旅客候补名单上，于是发急电询问外交部我信使是否乘捷航飞古巴。国内迅速复电：“因未订上捷航机座，信使改乘苏联班机去古巴。”驻古巴使馆才放心。命运之神似乎作了巧妙的安排，让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避开了这一劫难。
外交信使因公殉职
但是我的一些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
有6位中国信使在三次苏联民航班机的空难中牺牲。第一次空难发生在1958年10月17日，肖武、宁开逸同志牺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飞机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市上空，遇到大气涡流而失事坠毁。中国驻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按国内指示赶到飞机失事现场，见到我信使牺牲后双手仍紧抱邮袋，他们为之动容。第二次空难发生在1959年12月13日，何平、张慕先同志从阿富汗喀布尔到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途中，在乌阿边境的铁尔梅兹附近高山区，因飞机与地面导航失去联络，撞山失事。由于冬天大雪封山，罹难旅客的遗体在次年春天雪化时才被发现并入殓。第三次空难发生在1963年7月13日，周敬寸、隋玉珊同志牺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飞机在伊尔库次克机场降落时，离跑道顶端2600米处触地，起落架左轮撞在草地后又弹起，冲向旁边麦田爆炸起火，我两位信使等29人全部遇难。隋玉珊同志牺牲时，爱人已怀孕，留下遗腹子，周敬寸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多次为烈士的后事作出指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亲自向烈士致哀并慰问家属。至今，我仍铭记那几个哀痛的日子，仍深深怀念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英烈堂的6位烈士
